经济法治对市场经济管理秩序有很大的影响，这篇文章就讲述了经济法治中市场经济的运用技巧要点。
摘要：经济法治立法不能部门化，也不能完全行政化，要着眼于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可以智库立法草案与部门立法草案交相辉映，以智库立法草案平衡部门立法草案，但要避免以部门立法为主、由部门立法吸收智库参加的立法方式，因为这种立法方式很容易导致智库或专家的独立性的丧失。
关键词：经济法治理,市场经济,经济法类论文
一、市场经济的理性图式
全会认为，市场调节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三十多年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经过争论、反复、坎坷，我党终于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本质面相与发展规律，对市场经济有了成熟的、清晰的、准确的科学定位。我们知道，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计划工作的主观性因受制于道德、人情关系、理性能力都难以事无巨细地精准、科学。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一只驴，又累又饿，来到了两堆干草面前，欣喜若狂，它跳起了舞蹈;但是，有一个难题等着它，即它如何最大化地消费这些干草?理论先于行动，但它又如何能计算出最大化的消费方式?它在冥思苦想中逐渐失去了知觉……因此，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计划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学“导师”亚当•斯密还是比较正确的：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能够创造秩序、一定程度的平衡、发现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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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发展的动力与纠偏的功能。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让市场归位，使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于是说“市场调节为主”、“市场调节是基础”。当然，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近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认识不到市场经济的缺陷：唯利是图、垄断障碍、调节滞后、冷酷无情。所以，我们就要用政府调节去矫正、补充市场的功能，使之更好地平衡并朝着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标前进。我们既不提“计划调节为辅”，也不提“计划调节为主”，我们提倡在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好”既是对权力的限制，也是对权力的要求。
政府太强大即是以计划为主，市场经济可能要被政府压垮;政府调节能力太弱，矫正市场的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不够理性，人民要被拖垮。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探索：政府的权力范围与作用方式;政府调节行为的合规化。因此，我们把政府改革目标定义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于是，我国政府改革将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政府可被授予哪些经济调控权力，这就是政府的权力清单课题。如果说，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那么，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不可为。政府的正面权力清单，要在试错中确定其调节权力的所在区域，也要在探索中确定调节方式的组合拳。而所谓“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在笔者看来主要是要规范我国现有的8000部左右的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多如牛毛的行政规章以下的各种规范性文件，防止其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私搭乱建”，扰乱市场经济，破坏法治建设。二是政府经济调节权力的控制问题。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经济权力，我党提出：第一，确定科学决策的考量指标———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第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第三，建立法定机制，即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第四，公正文明执法，严格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第五，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第六，加强民主建设。马克思讲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同行。发扬民主，就是坚持人民群众在法治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全会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二、经济法治的法律配置
依照一般法理，经济法治是民商法、经济法，辅之以劳动法、环境法、刑法等法律。在此，主要想谈一下民商法与经济法如何搭配以较好地达到控制市场经济的目的。民商法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市场主体自主创业、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就像四中全会《决定》强调的：“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无论如何，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经济规律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计划调节，就有可能成为无所不包、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自负自大、超级癫狂。因此，我国首先“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讲，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里的“平等”以尊重商品所有者的产权为前提，以契约精神为道德精髓，以形式平等为价值目标。产权保护，意味着公有制产权、私有者产权一律平等，一律受到法律的神圣保护;而马克思所说的“天生的平等”的含义，则意味着市场主体讲究诚实信用，一诺千金;要求亲兄弟明算账，一切放在纸面上、阳光下;其行为更是服从公认规则，非抢非夺，文明交往。这些权利、精神与理念，实际上都可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中的“自由”加以概括。换言之，民商法的任务的就是要保护自由竞争。社会主义的“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同：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自由(马克思语)，而社会主义的自由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我做主、自我发展、共同富裕的自由，自由中包含更为丰富的公平的含义。社会主义的“自由”也不同于自由散漫或自说自话。
生活中，一些自以为是的自负者常常在自说自话意思上表达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其实不是追求自由价值，而是实现了黑格尔所说的“任性”。自由是意志的本质属性，也是道德意志的本质属性。它以道德规律为追求目标，并力求达到至善。康德说过，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如是，自由出于道德规律，自由出于社会责任，自由出于记录道德规律与道德责任的法律，那么，自由则一定是法律下的自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则是服从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所确定的普遍规则的自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
回到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法律之内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体、市场上每一个分散的主体的经济自治权与经济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孟德斯鸠语)。这样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应得的部分(古罗马查士丁尼语)。社会主义最终要建设的是属于人民的、更为公平的社会、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围绕“公平”价值，四中全会决定多处强调：“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等等。所以，如果要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美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竞争更偏重于公平的市场经济或公平竞争，而美国的则偏重于自由经济或自由竞争。笔者认为，虽然，民商法也强调平等、公平，但其更偏向于形式平等、形式公平。例如，在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的机动车车主要向负有责任的行人负责一点赔偿责任，这种公平，偏重于安慰的性质。
一般地，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有两种情况：一是法院在处理损害赔偿案件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赔偿数额。二是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时，由法院根据公平观念确定由当事人分担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因为它妨碍了自由意志的过错责任原则。例如，德国民法放弃了公平责任原则，而日本的小口彦太教授也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所规定的公平责任原则妨碍了过失理论的发展，“而且有导致中国侵权行为法体系解体的危险”。公平竞争，一般来说，是指各个竞争者在同一市场条件下以比较公平的竞争起点、共同接受价值规律和优胜劣汰的作用与评判，并接受来自法律对竞争过程与结果的矫正准则的约束、最终各自独立承担竞争的结果。公平竞争原则，是指经济竞争的起点、竞争的过程、竞争的结果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
而确立竞争公平的矫正规则———起点或结果的调整、竞争过程的强制、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等主要由经济法加以规范。对结果也就是起点的调整主要是税法、金融法等宏观调控法(未来可能还要制定遗产法);竞争过程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的法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企业社会责任法。例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排斥非本地区或者非本系统企业生产的质量合格产品进入本地区、本系统。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制定反垄断法的宗旨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第十七条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如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等等。应当看到，经济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与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有所区别：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往往没有具体的强制规定，而是赋予法院根据公平理念以自由裁量的权力;经济法上的公平原则，不仅体现为宗旨、理念，而且具体化、法律强制化，因而赋予法院相应的司法自由裁量的权限较小。
当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平衡发展，我国在确立编纂民法典这一巨大历史使命的同时，经济法的立法任务同样很重：我国要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另外，我国还要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促进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的大融合。最后，我国一定要加强经济法立法的科学性建设。如果说，民法典因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体系性与任意性的调整特点的话，那么，由于经济法的分散性、复杂性、调整方式的强制性甚至部门性等特征，使其在立法的过程中可能更多地、或更为容易地被掺进部门利益。因此，全会强调立法的科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