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普贤道场形成浅析

　　摘要：本文透过药农蒲公的传说，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形成是神奇自然的吸引、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佛教中国化三重合力推动下的结果，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峨眉山、佛教、普贤道场、推力
　　1996年，峨眉山——乐山大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第18个、中国第3个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在峨眉山——乐山大佛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世界遗产委员会有这样的评价“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圣地一语即指峨眉山是公认的佛教普贤菩萨的道场。
　　那么普贤菩萨是何等神圣？佛教经书《华严经》云：“普贤菩萨，证穷法界，久成正觉。为辅弼释迦，度脱众生，隐本垂迹，其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名号亦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今且约‘普贤’二字，以示其概。”普贤与文殊同为释迦牟尼的主要助手，文殊表“智”，普贤表“德”。普贤因广修十种行愿，故又称“愿”王，号为“大行普贤”。正因为普贤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千百年以来峨眉山香火兴旺不断，至今不衰。可谓是佛因山而兴盛，山因佛而扬名。
　　峨眉山为什么会成为普贤的道场？清人蒋超在其所撰《峨眉山志•形胜》中引用了一个传说“汉，永平癸亥（公元63年）6月1日，有蒲公者采药于石窝，见一鹿迹如莲花，异之，追之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气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迁投西来千岁和尚（即宝掌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瑞象’于是蒲公归而建普光殿”。这就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药农蒲公”的故事，也是普贤道场由来的最早源头。甚至世界遗产委员也承认了这个传说“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药农蒲公在今金顶创建普光殿。”
　　不过，“药农蒲公”的故事真实性备有争议。一个传说不可能造就一个圣地，一个圣地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事物的产生必是内外因结合的产物。峨眉山之所以成为普贤道场，无论真假的“药农蒲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推动力，笔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神奇自然的吸引、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佛教中国化三重合力推动下的结果。
　　一、 鬼斧神工、得天独厚的峨眉山地貌是普贤道场的形成的先天自然推力
　　峨眉山在成都平原西部边缘拔地而起，是新构造期地壳抬升与地表夷平两个相反方向作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构造——岩石地层背景产生不同的地貌成因类型。其主要类型有：构造地貌、流水侵蚀地貌、岩溶地貌和构造剥蚀台地等是峨眉山的主要地貌类型。多样的地貌类型产生了多样的自然地貌景观。主峰金顶绝壁凌空，高插云霄，巍然屹立。登临其间，可西眺皑皑雪峰，东欧莽莽平川，气势雄而景观奇，有云海、日出、佛光、圣灯四大奇观。中部群山峰峦迭峰，含烟凝翠，飞瀑流泉，鸟语花香，草木茂而风光秀。植被垂直带谱明显，由山麓至顶可经历亚热带至寒带的气候和观赏多种带谱的植物景观。雄伟的山体景观与秀丽的植物景观以及神奇的气象景观有机地融合，在中国名山中实属罕见。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也正是因为峨眉山山势雄伟，层峦叠嶂，云蒸雾绕，到处弥漫着浓郁的神仙氛围。东汉以前就有轩辕问道，葛由入山，楚狂归隐等神仙故事流传，成为人们向往的仙道之地。佛教的有心之人当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天台宗沙门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载：“三峨（大峨、中峨、小峨所组成的峨眉山），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岁和尚曰：‘此震旦国（古时印度称中国为震旦）第一山也。’”
　　峨眉山对初来中国的印度和尚可用“震撼”二字形容。
　　“天生丽质难自弃”，鬼斧神工、得天独厚的峨眉山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闻名天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道教称之“洞天”，佛教视之“圣地”。只不过，最终历史选择了它以“普贤道场”的名义出现在今人面前。
　　二、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是普贤道场的形成的政权推力。
　　乐山麻浩崖墓1区1号墓门楣上发现的着名的“麻浩佛像”（高浮雕石刻佛像），其为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石刻佛像之一。这表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乐山地区，峨眉山此时很有可能有寺庙。但这个时候的峨眉山却以道家仙山闻名。
　　东汉时，道教的实际创始人张陵在峨眉山周围地区设有稠梗治、北平冶、本竹治、平盖治、平冈治和主簿山治六治，其中的本竹治“北有龙穴地道通峨眉山，上有松,昔郭子声得道之处也”(《云笈七签》卷28)。张陵之孙张鲁于建安三年（198年）增设“八品游治”，其中第一治就是“峨眉治”。如果把廿四治及相关地方称为早期道教发祥地的话,那么,峨眉山即是这种发祥地之一。后来的道士又在全国分设三十六洞天，峨眉山被列为第七洞天。晚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也将峨眉山列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称之为“灵陵太妙洞天”。唐代一些诗人如司空曙、施肩吾、韦庄、鲍溶等人的诗歌中还记述了与峨眉山道士的交往，如司空曙所作《送张炼师还峨眉山》诗中有“前登灵境青霄沧，下视人间白日低。”诗人鲍溶在《寄峨眉山杨炼士》诗中有“道士夜念蕊珠经，白鹤下侥香烟听”之句。直到宋初，峨眉山仍是以道家仙山闻名全国的。成书于太平兴国二年（977）的《太平御览》卷三十六—五十《地部》篇中将全国465座名山分为两类：一是全国级的名山35座，峨眉山即在此列。该书“峨眉山”条下，所记是道家掌故，如楚狂接舆，汉武求药等，无一点涉及佛事。这说明峨眉山是以道教仙山而进入国家级名山的。由此可见，虽然东晋时名僧惠持创立普贤寺（今万年寺），标志峨眉山佛教已经走向普贤信仰的道路，但普贤道场的说法在宋初还没形成气候，影响甚微，只能是出家人的孤芳自赏。
　　北宋初期，也是峨眉山佛教地位发生转变的时期。由于宋太祖及其继位者，不遗余力地支持佛教的发展，峨眉山道教在长久以来的佛道斗争中渐趋弱势，逐步衰落，佛教开始扭转局势，占据统治地位。在朝廷的扶持下，峨眉山开始成为与“文殊道场”五台山相抗衡的“普贤道场”。乾德四年（966），宋太祖敕内侍张重进，往峨眉山普贤寺朝拜佛像。开宝五年（972），宋太祖“赐峨眉山新寺名光相”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太宗“敕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并诏重修峨眉五寺”。宋太宗敕建的这座巨型金铜普贤像，至今仍完整地供奉于峨眉山万年寺。巨型金铜普贤像在峨眉山的出现，是普贤道场形成的关键一步，因为它表明“普贤道场”获得了世俗政权力量的官方承认，标志着普贤道场在大众面前的正式确立，道教已不能与之相争。
　　明清的统治者继续扶持佛教的发展，佛教在峨眉山日趋兴盛，明清之际达到极盛。一时梵宇琳宫、大小庙宇170余座遍布山峦茂林间。明朝时，万历皇帝御题“圣寿万年寺”、“护国圣寿永延寺”；建无梁砖殿、大佛禅院、普贤金殿等，使得佛教以压倒之势占据了山中宗教统治地位。清朝时，清圣主取《释氏要览》“四恩四报”中“报国主恩”之意御题“报国寺”匾额，道教全面退出峨眉山，至民国彻底消失。今天，峨眉山上的一些寺庙虽然保持了道家的名称如纯阳殿、遇仙寺、仙峰寺等，但供奉的都是菩萨了。普贤道场的地位至此时已经坚不可催。
　　从峨眉山宗教文化史，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普贤道场的确立以及后来的坚不可催，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政权的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佛道相争的一个缩影。
　　三、为适应发展需要佛教进行的中国本土化改造，是普贤道场的形成的公关推力。
　　孔子曰“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个客观规律：外来文明如果要被中国文明所接受，必须要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发展、壮大和佛教的中国化分不开。
　　佛经所记载的普贤道场在何处？《华严经•菩萨住处品》经文：“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誊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佛法。”这是峨眉山为普贤道场的理论依据。且不说“光明山”只是佛家传说，就算峨眉山的佛光勉强与光明二字有关，但西南一词稍加逻辑推理便知站不住脚：《华严经》来自梵文翻释，西南一词指的应是印度西南，峨眉山处中国西南方，恰在印度东北方，可谓差之千里。历史上高僧辈出的峨眉山僧众不会对此不知，但有趣的是中唐时“华严四祖”澄观“巡礼峨眉”，还以宗教权威人士的身份承认“普贤境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佛教传播者的用心良苦：遥不可及的“光明山”远远不如中国本土的“峨眉光明山”更能吸引信众。本土的“峨眉光明山”对于佛教当时在乐山地区、中国西南地区的迅速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出发，出现“药农蒲公”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无独有偶，同为佛教四大名山的其它三大名山，山西五台山有“无著、法照见文殊”传说，浙江普陀山有“不肯去观音”传说，安徽九华山有“金乔觉袈裟借地”传说。这些外国菩萨中国安家其实都是“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中华文明有着广阔的胸怀，善于兼收并蓄。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佛教传播者巧妙的运用了公共关系学的力量来推动佛教的发展。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形成就是这种推力的一个缩影。
　　在三重合力推动下形成的峨眉山普贤道场，是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是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政府恢复了金顶铜殿和十方普贤铜像，全面提升了金顶景观的文化地位，让“蒲公归而建普光殿”今日再现，也更加美丽、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