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急剧变革、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战争频繁。各诸侯国为获取更多利益，纷纷变法图强，法家和纵横家则趁势崛起，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活跃的学派，而法家和纵横家的领导思想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法家和纵横家领导思想内涵有极高的相似性，其中的有益之处，对于现代社会探索领导规律，增强领导素质，增长领导才干，提高领导效能，繁荣和发展现代领导科学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法家; 纵横家; 领导思想; 正义
在诸子百家里，法家与纵横家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活跃的两个学派，春秋战国历史也可以说是法家的变革史和纵横家的争霸史。在涛涛的历史长河里，法家和纵横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的动荡与急速的变迁，也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变化，人们发现再用原来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思想进行统治，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统治需要，开始冲破传统礼制的束缚，从本阶级、本阶层自身的利益出发，阐发自己的领导思想，以重新建构适应新形势下统治需要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思想体系。战国时期两家发展至鼎盛，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渐走向没落。
一、人性本质
关于人性本质的讨论一直是古代先哲们的焦点之一，人性的共同本质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学派都有其各自的主张: 儒家学派的孟子主张性善论，而荀子则是主张性恶论，人性生来就是恶的。荀子的门徒、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他是性恶论的坚定支持者，主张用严苛的法律对人本恶的天性进行控制，依靠法律来安民定国。他认为 “人性好利”，人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牟取私利，因此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都说成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父子、夫妻之间“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业”，君臣之间更是互相利用的买卖关系。因此，国家政策和领导方略都要建立在人们既互相争斗相互排斥，又可以相互利用、相互结合的现实基础上。人们为了获得利益会不择手段，所以不能像儒家那样搞仁义道德，要用法律和暴力进行威慑。纵横家更是人性本恶、人性好利学说的坚定支持者，争利求名更是纵横家的人生哲学。纵横家无不把游说作为牟取“势位富贵”的利器，也毫不犹豫地奉行功利主义，求“利”得“名”的思想充塞他们的心胸，因而“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几乎成了纵横策士们用以说动各国国君的口头禅了，以有利可图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1]，也用作说动他人的武器。法家和纵横家因对人性论的认识相同，所以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方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摩根索曾说过，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那么，对于法家和纵横家而言，人性本恶，人性好利则是亘古不变的社会规律。
二、现实主义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法家与纵横家的领导思想相似之处，那么最为契合的就是“现实主义”，不同于儒家、道家和墨家等主要强调理论，法家和纵横家主张积极入世，参与诸侯争霸。法家通过变革，纵横家通过游说，都是通过实践验证理论、通过实践改变社会。
( 一) 结果正义大于过程正义
从正义的角度而言，不论是法家还是纵横家，其主要考虑的是结果正义，而非过程正义。当然，这里所讲的正义，并非平常意义上的正义，法家和纵横家所追求的正义是国家利益，任何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式和手段，对于法家和纵横家而言都是正义的，而任何有损国家利益的手段和方法，即使是符合道德的，对于他们而言也是非正义的。衡量正义的标准主要是指国家利益，而非其任何因素，所要追寻的结果也是使国家强大，因此可以使国家变得强大的任何手段都是正义的。对于法家和纵横家，我们应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对其进行批判。诚然，法家的严苛和纵横家的不择手段，是不符合道德、有违常理的。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去考虑，他们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未尝不是一种爱国尽忠的方式，他们以其独特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他们心中的正义，也未尝不是一种追求。
( 二) 政治和道德应有界限
法家和纵横家现实主义的又一重要特点是都认为政治和道德应有界限。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曾提出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其中讲到不能混淆政治与道德的界限，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以其抽象的公式运用于国家行为，而必须渗透到有确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客观过程中。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与普遍适用的道义法则等同起来; 不能把某一特定国家道义上的愿望同支配人类的道德法则混为一谈，所有国家都试图用全人类的道德原则掩盖他们特殊的愿望和行动[2]。从摩根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主张政治远离道德，二者之间应有界限，用这一观点来形容法家和纵横家则最为契合。从历史现实可以发现，法家和纵横家只看政治现实，从现实存在出发，制定策略和手段。法家通过制定并实施严苛的法律来保障国家利益，而纵横家则通过权术谋略来保证其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是，法律和权术都是凌驾于道德之上的，掺杂了道德的法律和权术会被限制在伦理的框架下，伦理的要求与现实的要求有时又是背道而驰的，这就使得许多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措施无法实施，这是法家和纵横家所不愿看到，也是极力想避免的; 因此，纵横家和法家是将政治和道德保持界限的最早倡导者，也是最早的实施者，尽管这也为其他的学派所诟病。
三、唯德唯才
重视领导者的能力与素质，人尽其才，适才适用是法家和纵横家共同的追求。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在其驭臣之术中曾提到，要求择长而用，反对求全则败，“不设一方有求于人”，主张分工明确，互不兼职; 他强调君主要善于发挥臣属的才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对臣属主张用“能”不用“忠”，认为领导者的能力素质更为重要”。申不害则主张君主要依靠臣属，但要实行督责考核之术，对臣属的素质和能力进行考核，明确岗位职责，对于考核不合格者给予严惩。韩非子则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听其言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而纵横家对于领导者能力与素质的重视，也显而易见。《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云: “欲王者，务博其德。”蔡泽认为，作为大臣，应该像商鞅那样，“极身无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愫”; 像文种那样，“悉忠而不懈……尽能而不离，多功而不矜，贵富不骄怠”[3]。综上所述，不论法家还是纵横家都对领导者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德有才者赏，无德无才者下，尽管法家和纵横家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对于现代管理，依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四、结语
法家和纵横家其所代表的都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传统的奴隶制统治瓦解，推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崛起，他们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渴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谋求更多的政治利益，法家和纵横家则应运而生。法家主内，其思想更多是处理内政民务，因为内部需要稳定，所以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护; 纵横家主外，其思想更多是处理外交事务，外部需要见机行事，所以其提倡权谋策略。秦国在其内部以法家思想为主导，在其外部通过连衡而与诸侯相斗，法家与纵横家统一于秦国这个实体中，统一于一个权力中心之上，内外协调联动，两者和谐共存，民心凝聚。法家与纵横家的领导思想虽然难免有所局限，但就其主要意义而言，二者的领导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学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有借鉴意义。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并加以适当地借鉴和运用。
参考文献
[1]熊宪光. 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2( 3) : 93 - 101.
[2]李建莉. 透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内涵[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 1) : 68 - 70.
[3]熊宪光. 论纵横家的辩证法思想[J]. 川北教育学院学报，1999( 1) : 7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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