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现如今，很多哲学研究的学者也会研究孔孟思想。本文是一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孟子》的解释学解读。
摘要：孟子是否存在解释学也即孟子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是研究孟子解释学首先遇到的问题。虽然孟子的文本阐释方法不同于西方阐释学，但是它们都是对文本的解读的一种方法。在孟子理论中最重要的是“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它们共同构成了孟子文学批评理论。孟子的文本解释面临着同西方解释学同样的困境，能否找到文本的本意，能否重建作者的原意，是否能把握到作者的用意所在，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作为我国的先秦文学批判理论批评，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的文学释义理论沿袭了孟子的传统解释学路线。
关键词：孟子解释学,合法性问题,以意逆志
孟子是否存在解释学也即孟子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是研究孟子解释学首先遇到的问题。为了解决孟子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借助与其相似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前者是否合法的命题便可以被证伪。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而言，是否能称之为哲学，历来就有争论。赵敦华认为“黑格尔把中国以‘无’为开端的哲学，说成是‘连手都不用转了’的表面的抽象游戏;国内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哲学没有逻辑关系，因此没有本体论，这些可谓是‘用西学格中学’的例子。”①面对同样的问题，邓晓芒认为“如果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中国就没有哲学，但是倘若降低哲学的标准，中国就有哲学，那么日本、越南都不能说自己有哲学。”②
同样如此，虽然孟子的文本阐释方法不同于西方阐释学，并不是作为一种严谨的理论学说提出的，既没有很强的逻辑性，也没有自己的体系，甚至可以说只是独断论，并且他的理论很难说是一种关于文本阐释的方法论，更谈不上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是它们都是对文本的解读的一种方法。作为孟子最重要的文学阐释方法，以“以意逆志”在文学批评史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意逆志”出现在《孟子�q万章上》：
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尧， 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 敢问瞽瞍之非臣， 如何?曰：是诗也， 非是之谓也; 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 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 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反对咸丘蒙在理解《诗》上断章取义的做法，咸丘蒙认为按照“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逻辑，舜的父亲也就成了舜的臣子，那么他就应该听从舜的命令，但是按照礼法制度，父子关系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僭越，咸丘蒙的提问实质上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建立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作为君主的儿子和作为臣子的父亲，如何处理两者的社会关系。孟子则从诗歌的本身内涵出发，他认为咸丘蒙在于不能总体把握诗歌的意义，孤立、片面的阅读是引发歧义的原因。
孟子之所以提出“以意逆志”的文本阐释方法，并非是偶然的，“春秋战国时期， 存在着“ 赋诗言志” 的风气， 而当时人们对所赋之诗往往又采取“ 断章取义”的态度。《左传�q襄公二十八年传》载 “ 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辩姓， 子不避宗， 何也’ 曰： ‘宗不余辟， 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焉， 恶识宗’ ”③
另外，与“以意逆志”相近的文学理论还有“知人论世”。但与“以意逆志”不同，“知人论世”强调作者的所处环境，并因此根据外界环境理解作者和其文学作品的含义。两者之间既存在相似点，又存在不同之处。
但是对于“以意逆志”，往往存在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通过作品之义把握作品之意，二是通过解释主体的阅读感受把握作品的内涵。前者观念的持有者如清代学者吴淇，他将“以意逆志”理解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后者往往为大多数人采纳。汉代赵歧《孟子注疏》 解释说： 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 以己之意， 逆诗人之志， 是为得其实矣。 宋代朱熹《孟子集注》 云： 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近人朱自清《诗言志辨》 云：以己之意‘迎受’ 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另外，在李厚泽的所著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提到“ ‘意’是读诗者主观方面所具有的东西， 所谓‘以意逆志’， 就是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 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 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④
两者观点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意”，“意”究竟是指作品显现的含义，还是主体的阅读经验?大多数认同的是后者，邓新华认为“但这种观点颇有令人疑惑之处， 因为如果按照吴淇的解释， 既然解释者已经弄清楚了古人之“意”， 那么解释者对作品所传达的古人之“志”的把握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⑤产生误读的原因，在于将“意“理解为纯粹解释客体――文本本身的含义，这样一来，对于“志”的解释就会出问题， 即出现“同义反复”的逻辑悖谬。对于将“意”理解为读者阅读经验的支持者来说，他们的观点立足于“志”是作品或作家的原义。
无论是强调解释主体的阅读感受，还是突出作品本身的含义。它们都注重把握作者和作品原初之意，也即通过阅读文本把握、接近作者和作品的寓意。但是，随着语境的消失，能否还原作者文本的含义成了一个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有孟子所开创的传统解释方法，就面临着诸多问题。后世学者也因此发出感慨：
《文心雕龙�q知音》：“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韩愈《与冯宿论文书》仆之为文， 每自测意中以为好， 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 人亦小怪之; 大称意， 人必大怪之也。
孟子的文本解释面临着同西方解释学同样的困境，也即能否找到文本的本意，能否重建作者的原意，是否能把握到作者的用意所在，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因为文本的含义只有作者本人知道，但是问题是或许作者也无法把握住自己的作品本意，因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写成的文本，尽管作者在当时感情是强烈而炽热的，能够清晰地把握住自己的情感，然而时过境迁，或许作者在理解自己当时写的文字时，又融入了自己此时的主观情感。
从传统解释学转向现代解释学，不仅是人们认识到文本的元释义是不可能的，更是人们对文本有了更高的理解。西方的传统解释学代表者施莱尔马赫试图克服文本元释义的不可能性，但是现代学者伽达默尔则拒斥传统解释学的方法。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继承了他老师海德格尔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首先，海德格尔的存在不是存在(sein或being)，并不是作为冰冷的物质的存在，而是dasein，也即此在、亲在或将在，即感性的存在。从解释学角度而言，同样如此，语言也不是作为一种客观的脱离人的工具存在，不仅仅只是通过表音文字或表意文字建立起来的符号系统，它同样被赋予感性的地位，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场，它的意义正是通过场的不断建构，才得以确立起来。
尽管孟子的解释学仍局限于传统解释学，追求元释义的可能，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尤其是先秦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的功用性要求必须具有同一的标准，如对《诗》的解释的统一性目的，在于更好的传播儒家的理念，而传播的标准也就是解释的标准：释义必须具有同一性，否则就会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现代解释学的多元论并不适合于孟子所处年代，尤其是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传播学说的前提是学说内容必须具有一致性。尽管孟子的解释学仍存在种种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的先秦文学批判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的文学释义理论沿袭了孟子的传统解释学路线。(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宋继杰，第89页
②《中西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大学2008年版，邓晓芒 第298页
③《“ 以意逆志” 与解释学美学― 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法与西方解释学的对话》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 文江涛 104-109
④《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李泽厚， 刘纲纪主编，第194页
⑤《“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北京大学学报2002 年第4 期邓新华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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