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有很多分支，社会学，逻辑学，语言学等。语言哲学也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哲学，很多高校生和教授也会对语言哲学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并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进行行业内的交流。本文就是其中一篇论文，围绕勒赛克尔对德勒兹语言哲学的解读展开了论述，文章是一篇学术期刊论文发表范文。
摘 要：让-雅克・勒赛克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尝试建构一种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这一探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语言观的基础上，勒赛克尔也对德勒兹语言哲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德勒兹独特的解域化语言哲学思想虽然是一种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其坚持集体主义、唯物主义立场，强调政治语用学的语言哲学思想预示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语言哲学的可能性，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系的构建增添了理论活力，提供了借鉴作用。
关键词：勒赛克尔,德勒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政治语用学
作者简介：王玉华，女，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教师，从事政治哲学研究;南丽军，女，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572015CC15;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文化助推力研究”，项目编号：1D104
20世纪，“语言转向”后的西方哲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发展则相对缓慢，这使实践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在语言理论领域很难与西方语言理论展开对话并彰显自身的价值，虽然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语言哲学问题也给予了关注，但是建构一种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仍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让-雅克・勒赛克尔(Jean-Jacques Lecercle)生于1946年，是法国第十大学语言学教授，其代表性著作有《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2006)、《德勒兹与语言》(2002)、《语言的力量》(2004)、《巴迪欧和德勒兹读文学》(2010)等。作为一名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者，勒赛克尔首次尝试构建一种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其探索无论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发展还是实践中与西方语言哲学进行对话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起源和本质的论述都是把语言放在劳动或者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实践论的语言哲学观成为勒赛克尔语言哲学的理论来源，也为他考察其他的语言观提供了批判的支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揭示出语言对现实生活的建构作用和机制，勒赛克尔的研究正是以此为起点，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框架、意义形成、主体构造、语言对社会政治的介入与建构等重要语言哲学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指出语言是一种持续变化的物质、政治、历史和社会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形式，主要功能是生产主体，语言的意义是在复杂的语言事态中呈现出来的。勒赛克尔在其理论建构中，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哲学精神，也从德勒兹的语言哲学思想中获得了灵感、得到了启发。
德勒兹在自己的著作以及与著名精神分析家瓜塔里合作的重要文献中对主流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树状模式和二元逻辑进行了批判，阐释了独具风格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语言哲学思想，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勒赛克尔认为，虽然德勒兹的理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其坚持集体主义、唯物主义立场，强调政治语用学的解域化语言哲学思想预示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语言哲学的可能性，为他建构一种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增添了理论活力，提供了借鉴作用。
一、语言的基本表述是命令语词
德勒兹认为，语言不是信息性的或沟通性的，话语的基本形式既不是判断的陈述，也不是情感的表达，而是命令和表示服从。他在《千高原》中写道：“语言的基本单位――表述，是命令语词。”[1](P76)学校的老师向学生讲授一条算术或语法规则的时候，与其说她向学生传递信息，不如说她在向学生“输入符号”、下达命令，她要求学生遵循她的命令并使用相应的算术或语法规则。语言是社会秩序化的重要手段，它既赋予我们关于世界的概念和范畴，又强加给我们一种同质性的认同，特别是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德鲁兹和瓜塔里指出：“对正常人来说，造一个合乎语法的句子是服从社会规则的前提。没有人首先被认为不懂语法，而那些无法正确使用语法的人被认为是异类。因而，语言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的。”[1](P101)因为语言的功能既不是传递信息，也不是沟通情感，它是命令语词的传递，命令语词不是被附加在句子的信息之上的，也不是信息的结果;相反，信息是命令语词传递的最低条件，命令语词本身就是行为和表述的原始冗余，它是和语言同外延的一种语言功能。正如德勒兹所说：“一条语法规则在成为一种句法标记之前就是一种权力的标记了。”[1](P76)德勒兹则把“基本的表述是命令语词”这个命题推广到所有表述中，因而“命令语词”并不指派某种特定类型的表述，它是每一个表述的一部分，是每一个语言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合乎语法的表述中的命令语词像言外之意那样发挥作用，它释放出这样的信号：这种类型的每一种表述都运用了权力，标明了一种权力形式，即要求别人服从或遵守。简言之，语言不是让人相信的，而是让人服从的，而且经常是强制性地让人服从的。
勒赛克尔赞同德勒兹“基本和典型的表述是命令语词”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最无辜的问题“现在几点了?”也代表着某种权力的使用，因为每一个对信息的请求都是在提出一个问题并且期待相应回答的权力性声明。而且，语调的变化也会使普通的话语变成一种礼貌的询问或一种挑衅的符号，一种反讽或者侵略等，而这往往会要求回应或引起反抗，造成冲突。因此勒赛克尔认为，语言既不是信息或情感的传递，也不是像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为了达成一致而努力，对话的目标不是相互合作的信息交流，而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立。语言是一种实践形式，其核心是言语行为，它运用权力并产生一种功效。这种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斗争的、反对和平的立场。 二、间接话语与阐释的集体装配
如果语言只是既定事态中预设的一套命令语词，它意味着不存在直接话语。沃罗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也强调间接话语的重要性，一种表述总是已经是间接话语，因为它只是话语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对德勒兹来讲，语言似乎总是预设着自己，人似乎无法找到其非语言的起点，因为语言不是沿着被从看到的某物到被说出的某物，从一种感知能力到一种表达能力展开的，而总是从被说出的某物到被说出的某物向前推进的――叙述总是“据说，听说”。间接话语处于优先地位，这是语言基本属性的一种效果――语言的能力不是为了表征，而是为了翻译;它不是直接说明世界，而是对第一个感知能力的翻译和替代。这就意味着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
在勒赛克尔看来，间接话语是语言首要规定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张的语言的社会性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强调语言是社会性的，它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他指出：“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正像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2](P489]马克思认为，个体把语言看作他自己的语言只有在他作为人类共同体的自然成员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语言不可能是个人的产物，而只能是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的产物。“语言也和意识一样， 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P34)
勒赛克尔认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应坚持社会性立场，因为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实践形式的语言不可能是个体性的，它必然涉及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社会，而且个体不是语言的来源，个体被总是已经是集体的语言所质询，不存在已经构建好的预设主体，只存在被质询到相应的位置上并且从这个位置上反质询的言说者，因此个体言说者只是整个语言的产物，她被语言所言说。
为了进一步解释间接话语发挥作用的形式，德勒兹引入了装配(assemblage)的概念。装配由实体和表述两个不同质的方面组成，勒赛克尔指出，德勒兹的装配概念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欲望的机器装配，另一个是阐释的集体装配”[4](P186)。欲望机器等实体内容的形式是由实体之网所构成的，阐释的形式则是由被表达物之链构成的。实体有其自在的内容显现形式和混合形式，如墨汁滴进水里，实体的混合就出现了;表达展示的是另一种非实体性转化或属性，如说出“墨汁滴进水里，水变黑了”，虽然它是归属于实体的，被用于并且仅仅被用于实体本身，但这并不是为了描述、再现或者指称实体(因为实体自身已经具有了属性、行动和情感、灵魂等显现形式)，而是以某种形式介入内容，为了对其进行预测或者使其后退，令其减速或加速，将其分离或整合，或者以不同方式对其进行限制，所以，这是一种言语行为。这样在装配中，实体和表达、物质和观念就是以瓦状叠覆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物质和观念交融的装配使得超越物质基础和观念上层建筑的二元分离成为可能，也使我们理解命令语词运用权力的两个方面：一种是对实体干预的物质方面，命令语词像机器一样运转，它发送一种冲动，它在传播权力的物质(实体)意义上运转;另一种是非肉体的无形方面，因为装配也是一种集体阐释。就其作为物质的和机器的方面来说，装配不是指商品的生产，而是社会中混合主体的一种准确的状态。就其作为阐释的方面来说，装配不是关心语言的某种生产力，而是关心符号政权和表述机器。在一个阐释的集体装配中，所有的陈述都属于间接话语，是被转述的陈述在进行转述的陈述之中的呈现，是命令语词在词语中的呈现，因而所有语言都是间接性的。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说：“这种‘间接’方法是一种把约定传送给透视主义的方法： 我们绝不可能肯定是谁在说话。”[5](P25)“间接话语”是语言的首要规定。因为间接话语处于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不存在个体阐释，甚至不存在阐释的主体。德勒兹认为，表述的个体化和阐释的主体化只有在非个人性的集体装配需要它并规定它存在的时候才能够存在。这恰恰就是间接话语特别是“自由”间接话语的典型价值：首先存在的不是差异化的个体表述，也不是不同阐释主体之间的联结，而是一种集体的装配，它产生并规定相应的主体化过程、个体性分配以及在话语中的动态分布。间接话语不能用主体之间的区别来解释，相反，当它自由地出现在这种话语中的时候，只有装配才能解释各种声音何以能够以单一的声音出现，不同的语言何以能够以一种语言出现，各种命令语词何以能够在一个语词中出现。因此，不存在独立于主流意义的意义，也不存在独立于已有的征服命令的主体化。
德勒兹和瓜塔里用装配的概念代替阿尔都塞暗含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的意识形态概念来阐释主体化问题，这对勒赛克尔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他认为，尽管德勒兹和瓜塔里关注政治上的个人维度(欲望政治)，但并没有屈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而是采取了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的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如果一个命令语词没有个体的作者，如果命令语词在事态中有效并对实体也是有效的，那是因为表述的来源不是个体言说者，而是集体的装配，这既强调了语言的物质性特征，也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特征。我们不再处于个人主体、意识中心和行动之源的范围内，而是在装配和社会场域的范围内。“个体言说者之所以言说是因为她被集体的装配言说。”[6](P200)但是这决不阻碍她的话语表现出个性。在勒赛克尔看来，装配概念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放逐主体概念，勒赛克尔拒绝了任何形式的先验主义，坚定地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同时也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中解脱出来，无须再隐喻性地思考语言的集体性。因为在勒赛克尔看来，海德格尔的“语言在言说”只能隐喻性地证明语言的集体性，而这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来说是不充分的。
另外，勒赛克尔指出任何一个装配都有自己的事态，这个事态不仅是广义的历史形势，而且也是语言事态，是一套使行动拥有语境并且决定了行动的意义的言语行为，这表明语言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一个系统，也不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本质，而是一种像社会结构一样的语言结构：在一个给定的事态中决定它们关系的一系列言语行为和语言游戏、语言斗争及矛盾。 三、政治语用学
德勒兹认为，语言学研究最基本的部分不是音韵学，也不是句法学，而是语用学。语义学、句法学、音位学都离不开语用学，它是其他维度背后的预设。对德勒兹而言，语言不是一种常量，而是一种连续的流变过程，是一些方言、语域、风格和话语的连续流，它们按照等级被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并且以不同方式朝不同方向发展。语言、符号的这种流变性质，使它具有了一种语用学的维度。由于语言是在集体装配中存在和使用的，是处于不断变化和转换之中的，因此语用学就要把环境的要素考虑在内。本维尼斯特也证明了一个行动性声明并不是外在于环境，而是内在于使它成为行动的环境的。比如任何一个人喊出“我宣布全民动员”都是荒唐可笑的行为，这不是一种阐释行为，因为只有环境中现实的变量赋予一个人做出声明的权力，她的阐释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在环境之外它既无意义也没有主体和接受者。因此，德勒兹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建立在独一无二的事件或意义事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词与世界之间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表象主义的关系之上的，他指出：“只要事件不与表达它的命题相混同，不与断定它的陈述相混淆，也不与命题所指示的事态相混淆，那么使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事件……在事态中发生的事件与内含于命题中的意义是同一种存在。”[7](P182)但是环境又不仅仅指外部环境，它也涉及内部环境，比如“我发誓”这句话在家里、学校、恋爱中、秘密组织或法庭等不同场合意义是不同的：它既不是在说同一件事情，也不是同一个声明;它既不是同一个身体状态，也不是同样的无形转化。适用于实体的无形转化本身是非肉体的，是内在于阐释的一种属性。正是因为这些变量是内在于语言的，所以它才能把语言与外部环境之间联系起来。而命令语词恰恰也是这种能够把词语变成一种阐释的变量，命令语词的瞬时性和直接性在与转化所归属的身体的关系中赋予它一种流变的力量。
同时，德勒兹认为这种语用学也是一种语言的政治学，强调语言对社会和政治事态的介入作用。他指出，语言不可能单纯表象和指涉世界，而是借助言语行为干涉或介入社会中的事物与状态，它向生活发号施令，以此来规范、管理、控制事物的持续变化状态，把支配性秩序赋予社会。语言是如何运用权力的呢?无形的转换回答了命令语词运用权力的方式问题，也印证了语用学的政治性。因为是命令语词，言语行为运用权力并且产生一种特殊的效能，采取了无形转化的形式，这也是命令语词运用权力的方法。体变(trans-substantiation)是无形转换的典例，如在天主教的圣餐仪式中，无酵饼和葡萄酒在神父祝圣时化成了基督的体血。德勒兹对于1917年7月4日这个革命的转折点非常感兴趣并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在这个日期之前，一种和平的结果是可能出现的，而“所有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是正确的;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只有暴力推翻临时政府才可能挽救革命，因而口号也必须要修改。在1917年7月4日，一个正确的口号直接改变当时的局势，就像法官的宣判立即并从根本上影响被告的境遇――她现在就是一个罪犯了，这不仅影响到罪犯的社会地位，也直接影响了她的身体。我们因此拥有了肉体和非肉体的混合物：它使一等乘客瞬间变成了人质，蕴藏其中的是一种“无形的转换”，这是一种语言的效果，一种被赋予非凡行动性声明权力的语言实现了“无形的转换”。而且，口号的权力不仅体现在行动性声明中，也是把阶级召唤成现实存在的构成性因素。第一国际的天才通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从社会大众中提取出一个无产阶级，同样地，列宁的口号从总体的无产阶级中提取出一个先锋队，口号预见到了由其产生的政治主体。在一条正确的口号中，存在着与事件相关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一个惊雷(例如阿兰・巴迪欧的事件理论)彻底变革了当时的形势。德勒兹暗示，这种分析不仅适用于政治语言，也适用于普遍的语言，因为一般的语言总是贯穿着政治。他描述的“符号政权”或者“符号机器”是表述(在此意义上是命令语词)、预设(紧随命令语词的行为)和无形的转化(被行动性声明权力影响，命令语词的指派权)的混合物。
在勒赛克尔看来，德勒兹的政治语用学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所需要的。他主张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发现本质和规律，而是描述语用规则，在语用规则中权力关系获得了存在，这些语用规则要接受挑战、在实践中被使用和被改变，语用规则中的“例外”与其说是语法缺陷，不如说是语义和语用斗争的标识。语言经常充当政治的媒介，而且语言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一种物质性的力量。勒赛克尔还认为，如果语言是历史上人类实践的一种典型形式，那么它也是人类政治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如果人类历史同时也是阶级冲突的历史，那么语言与阶级冲突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四、语言的少数用法
德勒兹的解域化语言思想与其欲望哲学和差异哲学是紧密联系的，他的“欲望”概念类似于尼采的“意志”，是一种积极的生成性力量，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颠覆性的特征。这种力量应该尽情释放出来，唯有如此世界才能保持永不停息的更新和变革。但是这种积极的创生力量却遭到了社会压抑性力量的限制，它们通过驯化和限制欲望的生产性能量，把它们纳入某种既定的规范体系之内，控制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中，这就是对欲望不断进行编码和辖域化的过程。德勒兹反对一切控制性的东西，倡导对一切钳制规则进行解域化，这样才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和各种可能性。
社会对个体的压制和统治正是通过对欲望的压制来实现的，其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勒兹拒绝把语言视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和再现的方式，认为语言应被视为一种表达差异的力量和维度，能生成变幻多姿的不同世界。他反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是一种同质性系统的观点，认为只有存在一种标准的、主要的或多数的语言，语言才能够被科学研究的思想也是错误的。勒赛克尔指出，这就是语言研究中的拜物教。现实中不存在语言的常量或者普遍的概念，语言是异质的、流变的、充满矛盾的，其主要矛盾存在于多数(major)方言或多数用法与少数(minor)方言或少数用法之间。 在一天之中，一个人不断地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他先是作为父亲慈爱地言说，接着又作为一位老板职业化地言说，然后他又作为丈夫温柔地言说，当他处于睡眠之中的时候可能会沉溺于梦的语言中，当公司电话忽然吵醒了他的美梦的时候，他又迅速回到了职业化的言说方式中。主流语言学认为，这都是同一种语言，德勒兹批判了这种错误的“同一性”预设。目前尚无法判断这是否就是同一种音位学、同一种句法学、同一种语义学，而且，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判断那种被假设为同一的语言到底是被常量所界定，还是被贯穿于其中的连续流变的逃逸之线所界定。因为，已经有语言学家指出，语言的变化更多地是通过频率的逐渐变化以及不同的用法之间的某种共存和连续性而形成的，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系统的断裂而形成的。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断定这些变化仅仅是情境性的，而陈述本身却在原则上保持不变。不仅存在着与其实现形式同样多的陈述，而且，所有的陈述都呈现于其中某个陈述之中，流变之线是潜在的，因而无论陈述发生怎样的跃变，它始终是连续的。将陈述置于连续流变之中，也就是通过音位的、句法的、语义的、韵律的等各种变量来实现陈述，这些变量能够在最短的瞬间作用于陈述。这就是内在于语言之中的内在性的语用学，它包含着各种语言要素的流变。
德勒兹认为，语言不是稳定的、静止的，而是处于内在的连续流变之中的，这种流变也是一种生成性的欲望之流，能不断突破旧有界限的限制。风格也是一种连续流变的过程，它是“一种非语法：在那个时刻，语言不再被其所说而限定，甚至也不被其所指向的物所限定，它只与驱使它运动、流变和爆炸的原因有关”[8](P133)。通过少数带有风格的不规则表达使语言脱离常量的状态，趋向于其要素、形式或概念的极限，构成了语言的解域化之点，成为一种不断生成的、最终逃逸出强制性限制的解域化语言。事实上，“多数”和“少数”与其说是指两种类型的语言，不如说是对待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可能的方法，语言的两种用法或者功能。少数利用语言的多义性，加以少数的或强化的运用，通过对语言规则的破坏、颠覆、创新等形成风格，使多数语言“口吃”(stutter)，变得支离破碎，创造新的风格样式和言说的可能性，建构新的维度和领域，衍生变异和差异，不断生成解域化的语言。
德勒兹认为，语言的解辖域化是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第一特征。“我们也可以说，少数不再表指特殊的文学，而是表指每一种文学的革命条件，它就在伟大的(或既定的)文学的心脏。”[9](P114)少数文学是一种使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的文学，它无须费尽心思去号召革命，或详尽描述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坏影响，从最开始它就是集体的、政治的、解域化的。因此，文学有一种直接的政治功能，不是因为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它描写了资本主义的猖狂勒索，而是因为文学使标准语言不断生成少数，并帮助破坏标准语言的统治。德勒兹指出，当代社会语言的解辖域化现象“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移民孩子的问题，少数的问题，少数文学的问题，但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10](P19)。
为什么语言学家痴迷于把这种混杂的语言现象变成一种同质的或者同质性系统?勒赛克尔认为答案就在于：“在语言系统的科学模式与使主要民族语言成为一种权力向量的政治模式之间存在着异体同形(homology)的关系。”[6](P136)通过政治模式，语言自身被同质化、中心化、标准化，形成一种主要的、处于支配地位的语言，变成了一种有特权的语言。语言的统一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布尔迪厄在《“谈论”意谓说：语言交换的经济学》中已经对法语统一中的政治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把语言看成同质的包含着从少数的方言、语域和语言游戏中抢夺一种语言权力，一门语言之所以成为主流的语言是因为它是占优势地位的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来说，这叫作语言霸权。因为多数人的语言如“标准英语”，是一种人为的构想，为了统治的目的被意识形态机器所强行建构。在自然状态中存在的是大量的方言，所以标准语言是不存在的，它们仅仅是作为一套权力标识存在的。
勒赛克尔对德勒兹关于语言是异质的混杂现象的观念表示赞同，指出语言研究应该从结果向过程转变，语言不是一系列固定“物”或者“事实”，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动态过程。这不是放弃传统语言学留给我们的“句子”、“单词”、“规则”、“话语”等，而是要把它们看作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一个单词也包含着语义的、形态的、语音的系列变化，而其中任何一种变化都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因而它们既不是稳定的也不是静止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个人言语行为实现的理想类型，而是一系列流动的、动态的方言、语域和风格。与德勒兹一样，勒赛克尔极力反对多数语言对少数语言的压制，反对语言霸权，倡导语言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德勒兹从集体主义出发，强调命令语词的重要性和语言的政治本质，突出言语行为的效能和语言的矛盾性，这种类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勒赛克尔建构一种系统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提供了理论素养和支撑，使他能够把语言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充满矛盾的结构，理解为一种建构人们之间伦理和政治关系的社会实践形式，理解为生成言说主体的动态化过程，理解为一种在语言事态中形成权力关系的政治语用学。
参 考 文 献
[1]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87.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Jean-Jacques Lecercle. Deleuze and Language， Palgrave Macmillan，2002.
[5] Ian Buchanan， John Marks. Deleuze and Litera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
[6] Jean-Jacques Lecercle.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rill， 2006.
[7]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8]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 1983.
[9] 陈永国：《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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