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是德国的一名哲学家，想必哲学专业的学生对海德格尔并不陌生，他也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本文就围绕海德格尔对思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探源及创见进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浙江论文发表范文，有需要发表哲学论文的作者可以联系本站在线编辑快速投稿。
摘 要：海德格尔前期通过此在的领悟代替了思(知觉)的意义，并使用“领悟”概念实现了对主体哲学的改造;中期则凭借对古希腊哲学中思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细致研究，揭示出古希腊哲学是通过将人置于逻各斯之下来构建思与存在之同一性的;在此思想洞察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自己对思与存在同一性的创见，即思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本有之澄明发出的允诺。同时，海德格尔的思与存在同一性的问题还揭示了当前科学技术危机的内在成因，为人类应对科学技术危机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出路。
关键词：领悟,思,逻各斯,同一性,澄明
作者简介：于志杰，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一、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中思的消隐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其早期思想阶段构建了以此在生存现象分析为核心的基础存在论，借此他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存在论的现代转向。在这一转向视域中，海德格尔尝试以“存在与时间”的问题框架重新解析在传统存在论中长久固定下来的“存在与思想”的问题框架，以便在更为本真的层面重新提出并解答存在问题。这就难免造成一种印象，即海德格尔在其基础存在论中似乎有意隐匿了有关思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海德格尔的问题框架，就会发现他其实是用另铸新词的方式全面铺展了有关思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就‘思想’问题而言，前期海德格尔鲜言‘思想’，或者说，还没有在特指的意义上使用‘思想’一词。前期海德格尔更多地用‘理解’(das Verstehen，或译‘领悟’)这个解释学概念，以之来指称人的原始的存在方式。”[1]这也就是说，在基础存在论中，思的问题是以“领悟”这个概念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同时与主体形而上学的“知觉”概念划清了界限。
在生存论分析之初，海德格尔就指出，此在凭借其存在论上的优先性而独具存在意义之领会。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通过制鞋的例子说明作为存在者的器物的上手状态，这种上手状态只有通过领悟，也即将存在者整体领悟到此在之中才能实现。简单说就是，人们只有对毛皮、锤子乃至世界有所领悟，才能实施制鞋的行为。这种领悟，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领悟”。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一书中，海德格尔也指出：“仅当存在者自身能够在清晰的存在领悟之下来照面，我才能对存在者有所施为。”[2](P383)此在通过存在领悟将存在者整体归属到其先天结构中，在这种先天结构中，此在与存在者得以共在，存在的意义也因此显现，此在也由此完成了对其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因此，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领悟”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通过使用“领悟”概念替代“知觉”概念而实现了对主体哲学的改造。
对主体哲学的改造是构建基础存在论的必然途径，对知觉问题的处理是这一路径的关键环节。“领悟”与“知觉”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来源于人与存在者的联系。知觉是人的表象活动，而领悟是人在生存中的超越活动。主体通过表象活动构建表象世界，进而使表象世界逐步现实化，人与存在者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突出了表象者与被表象者之间的联系。知觉把存在者投入被表象的境地，并在谋划算计的意义上思考存在者之存在;而领悟将人与存在者从这种困境中挣脱出来。海德格尔认为：“在所有对存在者的施为中都已经有了对存在的一种领悟，无论该施为是绝大多数人所谓理论性的特殊认知，还是实践的-技术的施为。因为只有借助存在领悟之光，存在者才能作为存在来与我们照面。”[2](P376)可见，海德格尔已经明确指出领悟与知觉的联系：首先，在表象世界的构建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人与存在者都无法达到和谐共处;其次，这种表象活动也是存在者的生存活动，所以存在的领悟已经蕴含在这种活动之中。当存在的领悟展示此在的超越，人与存在者之间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由此看来，在现实世界中的表象活动无法解决人与存在者的隔膜，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正是在改造表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代表着表象活动的知觉逐步被代表此在超越的领悟所替代。
二、海德格尔对古希腊哲学思与存在同一性的研究
海德格尔认为，前苏格拉底时期属于思的时代，后苏格拉底时期哲学迎来了真正的开端，而现代(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是哲学终结的时代，也是思重新开始的时代。海德格尔把古希腊的思想进程看作是思不断被遗忘的过程，而柏拉图哲学则达到了这种遗忘的高峰。因此，海德格尔在阐述思与存在的关系时采用了一条回溯历史、追寻遗忘过程的路线。他从柏拉图哲学中两个世界的划分开始讲起，通过普罗太哥拉、巴门尼德一直到赫拉克利特为止。在这种娓娓道来的讲解中，思与存在的问题被不断揭示出来，最后终于被展现在世界的原初构成之中。思与存在的问题就像古希腊哲学宝库中的一条闪亮的织线，将众多哲学家的思想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之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觉知与存在的关系在哲学界又被称为思与存在的关系。因其涉及了世界的构成及人与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成为哲学史上千古不变的永恒话题。每当人类遇到生存危机时，这种危机都可以划归为世界的危机，同时也是人与存在者关系上的危机。所以，古希腊的思想家都在寻找思与存在之间的内在联系，期望在根基上解决上述危机。
首先，众所周知，柏拉图将世界分为理念世界与可见世界，认为理念世界是可见世界的来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洞穴比喻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重要观点。他写道：“我觉得，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3](P276)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在文中强调了善的理念对可见世界与理念世界的主导作用，这样由善的理念与其他理念所构成的理念世界就成为真实的世界，而可见世界只是理念世界所产生的现实结果。其次，普罗太哥拉将觉知问题与人具体的处境联系在一起，普罗太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说明了这一点。普罗太哥拉将觉知过程与人和存在者(具体事物)的显现联系在一起，他说：“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现的那样，而你和我都是人。”[4](P55)由此可知，普罗太哥拉将觉知放在了存在者显现的具体环境，在每个人面前，存在者显现的方式都不同。普罗太哥拉由此认为，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再次，巴门尼德最先认识到思与存在的关系，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表述，即“思与存在是同一的”[5](P249)。巴门尼德的这句论述十分含混，不过，他在另一份残篇中对此进行了解说。巴门尼德认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表达存在，是因为思想本身也是一个存在者，它与其他存在者被束缚在一个整体之中，这个整体就是存在。在巴门尼德看来，思不过是现成的存在者，为了表明思与其他存在者的同类性，它必须与其他存在者表现出同一性。最后，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流传下来的都是片断式的残篇，逻各斯是其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残篇第五十中，赫拉克利特提出了关于逻各斯的看法，他说：“如果你们不是听了我的话，而是听了我的道(也即逻各斯――引者注)，那么，承认‘一切是一’就是智慧。”[4](P22-23)在杨适看来，逻各斯包含两层意思：“既关乎人的说与听(A.言说之义)，更关乎第一事物的本性，即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它而发生的自然普遍规律性，亦即上节所说的‘秩序’(B.客观规律之义)。”[6](P185)这样，逻各斯的自身形式就体现出其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它既是主观上的人的言说，又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两种性质有机地组合在逻各斯的概念之下。这反映出，赫拉克利特是想通过逻各斯表达其对立统一观点。 可以看到，当海德格尔从柏拉图开始追溯思与存在的关系时，古希腊历史在思的问题上表现为一个不断退步的过程。柏拉图哲学对思的误解，之后在普罗太哥拉的思想中阐述思的意义，进一步在巴门尼德的思想解析中将问题推进到思与存在的关系层面，最后在赫拉克利特哲学中找到思与存在的依据。下面，我们逐一来分析海德格尔精心布置的这一线索。
第一，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哲学的重要地位在于，他的哲学处于前苏格拉底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中间阶段，其哲学对人们研究其他两种思想都有巨大参考价值。如果从近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考虑柏拉图哲学，学者们会认为，柏拉图规定了感官世界与超感官世界，同时也区分了个体与普遍的差异，并将作为普遍性的理念看作感性的来源，进而确立了善是最高的普遍性。海德格尔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感官上的知觉1不可能作为古希腊人认识可见世界的方式，古希腊人认识可见世界的方式是觉知。同时，海德格尔对柏拉图哲学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柏拉图在强调理念世界的来源作用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人在认识方面的作用，这势必会导致柏拉图将理念(普遍事物)世界看作是真实的世界，而将存在者(具体事物)构成的可见世界成为前者的摹本。
第二，可以说，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批判是建立在对觉知理解的基础上的。海德格尔认为自己代表了前苏格拉底时期对觉知的态度，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觉知是这样一种思，它的任务是引导人的活动，并通过人的活动将存在者带向显现。柏拉图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考虑到人在存在者显现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才将理念世界当作是真实的，而将可见世界当作前者的摹本。海德格尔赞同普罗太哥拉的说法，同时指出，人的觉知活动之所以能够成立必须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海德格尔认为，首先，在觉知活动中，人使存在者显现到人的视野中，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其次，当人进行觉知活动时，存在者已经存在，觉知活动的目的是让存在者显现。再次，人进行觉知活动的能力是存在提供的，也就是说，存在引导着人进行觉知活动。因此，觉知活动是人对存在者的具体活动。人的目的是使存在者能够出现，但是人不能决定如何产生，并且人进行觉知活动的能力是由存在赋予的。海德格尔对普罗太哥拉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扩展，他在阐述觉知的意义时，将解决问题的矛头指向存在，并由此提出：作为思的觉知与存在的关系是什么?人与存在者究竟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巴门尼德的思与存在的同一性学说恰好回答了海德格尔提出的这个问题。
第三，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的说法保有自己的意见，他虽然赞同思与存在者被束缚在存在者的整体之中，但是他不认为思本身是存在者。海德格尔认为，巴门尼德提出了思与存在的问题，却止步于存在者的层面。人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将视线向更远的方向投射，于是海德格尔找到了赫拉克利特。1
第四，海德格尔试图展示逻各斯的内在结构，并从其结构的活动过程中找到解决思与存在同一性的出路。海德格尔从运动的角度来分析逻各斯的复杂结构：首先，逻各斯包括λ?γ?(聚集的逻各斯)与λ?γειν(言说的逻各斯);其次，λ?γ?产生存在者;再次，λ?γειν引导着人，使其觉知存在者的存在。由此，两种逻各斯又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海德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解说与传统哲学对赫拉克利特的解说有相似之处。第一，海德格尔承认逻各斯的活动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第二，海德格尔承认在此过程中，“言说之义”的逻各斯与λ?γειν、与人发生联系，而“客观规律”意义上的逻各斯与存在者产生联系。不过，海德格尔对逻各斯的理解又有与传统哲学的明显分歧：首先，“言说之义”的逻各斯与λ?γειν对语言的理解完全不同。“言说之义”表达的内容是人利用语言说话;而λ?γειν表达的意义是语言引导着人使存在者在人眼前显现。应该说，λ?γειν[逻各斯]表达的内容是最初的语言，它引导人的过程就是思的过程。其次，“客观规律之义”的逻各斯与聚集的λ?γ?在存在者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客观规律之义”的逻各斯是在存在者显现之后才出现的，而λ?γ?却是存在者聚集的来源。λ?γ?是火，它的沉思照亮黑暗，为万物指示道路，在光明中使存在者聚集。[5](P302)可以看到，两种逻各斯分别从人与存在者展开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存在者能够在人的眼前显现，这种显现是通过人接受 λ?γειν的召唤实现的。海德格尔就此说：“νοε ν(思想)，即关注以及它所觉知的东西，乃是一种被告道说的东西、被带向显露的东西。”[5](P265)由此可知，因为逻各斯与存在是相同的，人倾听逻各斯召唤的过程就是人倾听存在召唤的过程。在古希腊思想中，这种过程就被称为觉知，人倾听存在的召唤就是人与存在同一性的展现，没有这种关系，存在者根本无法显现在人的面前。
完成了对思与存在同一性的论述，海德格尔即展开了对科学问题的探索。海德格尔认为，从赫拉克利特对思的研究到柏拉图对觉知的误解，古希腊的思想史逐步成为思被遗忘的历史，而他则要担负起历史的重托，从被遗忘的焦点中重新寻求思的踪迹。
三、科学技术危机与思的任务
海德格尔对思与存在同一性的研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脱离实际的话题，而是想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科学技术危机。当代世界的科学技术危机主要表现为：人类将世界改造成大型制造厂，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制造活动，一切资源都被利用成工具――空气与大地变成了工业原料，而人也成为人自身的材料。这种危机既是技术给人带来的危机也是人自身的危机。它使人类自身没有安全感，但也无法单凭人类主体自身来解决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技术危机的解决不应该从制作方法上找原因，应该追溯到技术的原初意义，从其最初意义的内在轨迹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海德格尔是从技术的古希腊含义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说：“对希腊人来说，τ?χνη的意思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手工艺，而是：这样或那样地让某物作为此物或自我进入在场者中显现出来，希腊人是从让显现的角度来思考τ?χνη即生产的。”[7](P1202)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的危机是在存在者显现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当存在者显现之后，它就需要一种强力来保持对自身存在的控制，于是世界与人就成为这种控制的工具。海德格尔将这种控制叫作集置，并认为科学技术的危机是集置带来的。
根据海德格尔的论述，我们发现科学的危机实际上不是存在者自身的问题，而是人与存在者如何共同在场的问题，也就是思与存在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危机应该从思与存在的同一性如何使存在者显现的过程中找到解决方法。由澄明发出的允诺将思与存在召唤到自己的身边，由此存在才得以向人发出言说，人在倾听言说的过程中将存在者显现到眼前。但当人听不到澄明的召唤时，人就陷入遗忘澄明的状态，这时人会执着于存在者的外观，世界也逐步被集置所控制。可见，科学的问题是集置的问题，而集置的问题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同一性之间出现了问题，澄明不能给予存在与存在者允诺，致使人与世界进入无保护状态。海德格尔指出，从思出发走上寻找澄明开辟的道路，只有思重新倾听澄明召唤的时候，存在者才真正在我们身边，而世界才能真正历史性地世界化。
参 考 文 献
[1] 孙周兴：《海德格尔对思想的规定》，载《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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