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丰碑

　　在中国现代剧坛上，熊佛西——这位中国话剧运动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经历了时代风雨的洗礼。今天，我们从他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奋斗终身的经历中发现，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对戏剧教育的执着与忠诚熊佛西从小爱好戏剧，大学毕业后，父亲要他跟着做生意，他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拜世界戏剧大师马修士为师，专修戏剧，成了马修士门下一名勤奋的学生。这时他对戏剧就不是一种自发的兴趣爱好，而是一种自觉的事业追求。
　　他立下宏愿，回国后要为振兴中华而献身。三年后，他拿着硕士文凭回到祖国，各用人单位抢着聘他。他毅然接受了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聘请，到戏剧系当主任、教授，开始了戏剧教育的生涯。熊佛西走进“艺专”戏剧系，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重重的困难和挑战。当时，外有黑暗的社会势力的摧残，政府欠薪，内有思想的混乱，教师离职，学生迷茫。他以顽强的毅力，冲破了层层障碍，苦干了一年，戏剧系面貌大为改观，工作大有起色。
　　这却招来了军阀政府敌意的目光，说“戏剧系都是共产党”，强令解散。大革命前夕，北洋军阀覆灭前的疯狂屠杀，熊佛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但是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愤怒地自编自导了四幕话剧《蟋蟀》，抨击军阀互相恶斗残杀。话剧触怒了施暴政的张作霖，他被捕入狱三天。当奉系军阀被赶出北京时，熊佛西便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为恢复戏剧系四处奔走，终于获得批准，立即召回已分散的师生，又重新投入建设戏剧系的忙碌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学生纷纷走出校园，到前线去，到大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此时熊佛西也深感不能关起门来办学，话剧远离大众、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之中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应晏阳初平民教育会的邀请，于1932年1月率领部分师生奔赴河北定县农村开展戏剧大众化的实验，在农村开办戏剧学习班，建立农村剧团，培训农村演员，搞得轰轰烈烈，其成果震惊中外剧坛。可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实验基地又被摧毁，他又只能痛心地离开定县，流亡西南。
　　但他仍心系戏剧教育。1938年，他流亡到成都。1939年8月，新兴的四川省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成立，熊佛西任校长，已经中止了的戏剧教育在抗战洪流中又继续了。熊佛西应着时代的脉搏，适应抗战的需要，充分发挥戏剧的功能，使它成为锋利的战斗武器，担负起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的社会责任。这样，学校又成立了“攘外必安内”的反动当局的眼中钉。1941年，四川省参议院通过决议解散“省剧校”。
　　“省剧校”解散后，熊佛西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但仍不忘戏剧教育。抗战一胜利，他便来到上海，应顾仲彝的邀请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授。他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到战后重建戏剧教育的工作中去，想不到还没到一年，市参议会便以“节约开支”为名“裁撤”“剧校”，上海滩并没有因抗战的胜利而天开云散。在乌云笼罩下，熊佛西勇敢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驳斥“裁撤剧校”的种种谬论，与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裁撤剧校”，坚决支持学生的护校斗争。学校保留下来了，校长顾仲彝被逼走了，田汉、洪深等力举熊佛西任校长，他又一次在风波中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他面临的是专制统治、社会黑暗，扣发经费、不给校址、通辑学生的事情接踵而来。“教职工则当空卖绝，不能得一饱。”(注：《遗爱在心总难忘——原四川省剧校在蓉校友集合追念熊佛西校长纪实》，《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熊佛西和大家一样穷困潦倒，和师生团结苦干，靠每周举行公演卖艺得来几文钱，买点山芋熬稀饭糊口度日，如此困境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上海解放了，熊佛西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八个大字，意气风发地以新的思想、新的举措来创办新的戏剧教育。他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和完善戏剧教育的体制、教师队伍，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体制、剧场和图书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建设，为社会主义的新型教育作出了他特有的贡献。
　　在漫长而崎岖的戏剧教育的征程上，熊佛西义无反顾地走过来了，立下了一座令人瞩目的丰碑。大胆开拓和锐意创新的精神人们在生活中，都会受到特定的文化模式的制约，凡事来了都习惯按常规走路，若要突破这个模式，就必须具备开放的文化心理，在价值观念上、生活和工作方式上有个根本性的转变。1922年，熊佛西进“艺专”，拥护“国剧运动”，主张戏剧系办成戏曲科班；拥护新兴戏剧，主张戏剧系办成新兴学府。戏剧系应何去何从，年轻的系主任熊佛西不以自己的观点来决定办学方向，而是走民主的道路，组织师生进行辩论，这表现了他的胸怀与气魄。管理上的新观念、新做法经过辩论，使大家认定戏剧系应是训练各方面人才的大本营，是新兴戏剧的实验中心。
　　确定了办学的方向后，熊佛西一切从实践出发，探索着新兴话剧与传统戏曲相结合的新路子、新体制。“艺专”戏剧系在城里办学，定县农村该如何办戏剧教育?他深入农村后，敏锐地感到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学校式的，一种是社会式的。社会要进步、要发展，非重视社会式的教育不可，而戏剧又是进行社会教育的最好方式，它能在娱乐中给人以教育。在农村“戏剧简直是农民的唯一教育”。(注：熊佛西《大众化之实验》，《熊佛西戏剧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版)为了充分发挥戏剧社会教育作用，在内容上他创作了一批“农民剧本”；在形式上根据农民看戏剧的习惯创建了农村露天剧场，创造了一套演出方法，很有效地通过戏剧给农民以新的思想文化教育。
　　在学校式的教育方面，受条件限制，不能办戏剧学校，他就开办戏剧培训班，将那些对戏剧有浓厚兴趣又有表演才能的农村青年，招来培训，培训后回到村里去组织农村剧团，这方法很有效，很快农村剧团在定县遍地开花，掀起了一个新兴的农民戏剧运动，使戏剧大众化实验有了新的开拓、新的发展。左联一开始就把大众化当作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号召全体盟员到农村、到社会的底层中去，去普及革命文学，但左联的戏剧大众化，还只是为大众写戏，到大众中演戏，演戏给大众看。而熊佛西是教会农民写戏、演戏，农民与农民、演农民，演给农民看，这是彻底的大众化，是大众化的深入发展。
　　熊佛西的创新成果在农村开辟了戏剧大众化的新天地，在中国戏剧教育史上创建了一种崭新的模式。抗战期间，熊佛西在动乱中创办了四川省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形式的急剧变化催生了他的新理念：“戏剧在战时是锋利的战争武器，在平时是有力的教育工具。”(注：熊佛西《五年来的抗战戏剧》，同上)“这个学校不是一个传统的学校。它是适应抗战需要的一个新兴社会教育的机构。”“它是后方抗战宣传的一个枢纽，也可以说这个学校的成立，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战时教育的建设，对于敌人是一个文化炸弹的还击!”(注：转引熊佛西研究小组《熊佛西传略》，《现代戏剧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在风雨飘摇中，熊佛西没有关起门来办学，让学生只坐在教室里上课，而是拉出去，担负宣传抗战的责任。他们组织剧团在城里公演，激发民气；到农村巡演，唤醒民众；到部队去演出，鼓舞士气。学生在演出中学习专业，学习社会，学生与教师连成一气，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
　　由此我们看到，熊佛西对抗战时的戏剧教育有着新的思路，教育完全与社会的抗战洪流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戏剧的战斗武器作用。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熊佛西深知戏剧是要靠对戏剧教育有兴趣、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来办，所以必须爱惜人才、尊重教师。学校是以教学为主的，教学是以教师为主的，要办一个高水平的学校关键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他都荟萃了一批戏剧精英，像曹禺、陈白尘、欧阳予倩、叶丁易、靳以、杨村彬、佘上沅、陈治策等，都曾在他任校长的学校里任教。他还广泛地聘请名演员和国外艺术家来校讲课或演出，多方招贤纳士，这既充实了教学力量，又活跃了艺术空气和艺术气氛。
　　社会上的许多新鲜东西及时地进入了课堂，增强了戏剧教育的活力，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通。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学生是主体。熊佛西爱学生是有名的，对学生讲话都说“我的孩子们”，这说明他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的爱，是一种真挚炽热的爱。有的学生没有经济来源，无法上学，他就用自己的薪金供他们读书；有的进步学生遭到反动当局迫害，他就冒着风险把他们保护起来，转移出去；学生没有蚊帐，他出钱买；学生食堂缺粮食，就将自己家里的存粮送给食堂。作为教授、校长，熊佛西在戏剧教育史上树立了高尚的师德风范。熊佛西在办学过程中，处处表现了他对个人的承认与尊重。
　　教育是树人的工程，在当时束缚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作为旧的文化意识，不是一两次运动就可以洗刷干净的，它还会顽强地以各种形式积淀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一遇上实际问题，就以共性淹没人的个性。熊佛西不然，凡事都要考虑人的个性。在“艺专”戏剧系时，师生对办学方向分歧很大，他就通过辩论让大家充分发表了个人看法，结果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了，还有极少数人不一致，他也不将大多数人或系主任的意志强加于极少数人，而让少数人自由选择留下或离去。
　　熊佛西这样做，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能否尊重个人的自主性、主体性的文化观念问题。“以广博容纳之精神，树立研究与思想之自由”，这是熊佛西的办学原则，所以他主办的戏剧学校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人是独立自主的，是自由的，不是依附别人的。今天还有学生这样回忆着：“在那四川充满黑暗统治的国统区里，四川省剧校好像一小块民主自由的特殊领地。这和熊先生贯彻他一向主张的‘教育民主’、‘学术自由’的办学原则分不开。”(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915年1卷4号)在课堂上各种学派的理论都可以讲授，在图书馆里各种书籍都可以阅读。当时，当局派进学校的训育主任发现一位学生读《资本论》，没收了他的书。熊佛西听后，便以校长的名义命令他把书还给学生。
　　他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增长了见识，也保护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权利。有时学生的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甚至要追捕学生，他不顾安危，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做这些事不是从政治立场出发，而是出于对人的尊重，看不得那些践踏人权、剥夺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举动在学校里出现。熊佛西在当时就认识到，学校是树人的，教育必须树人，并提倡以个性树人，确立人的自由独立的人格，因此有了这种对“人”的认识的教育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是真正的培养人、解放人的教育，这就在尊师爱生的基础上更深入了一步，前进了一步。
　　这一步是中国戏剧教育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步，它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今天，当我们跨进21世纪，用先进的文化观念来审视这座丰碑时，会欣喜地发现，它不仅记载着一代名人在教育征程上跋涉的足迹，书写着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了熊佛西戏剧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先锋性。他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为中国戏剧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