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图》是明代画家周臣于1516年创作的人物画，用写实的手法描绘明朝正德年间政治腐败、朝政荒废导致难民流亡、民生凋敝的悲惨景象，是中国古代人物绘画史上少有的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绘画作品。通过分析《流民图》创作动机、作品内容、表现形式、后世影响，揭示其艺术价值及历史价值，并认识画家以悲悯情怀作画时所流露出的现实主义精神。
一、明代人物画发展概况
明代人物画是继元代人物画短暂低迷之后的复苏时期的产物，明代人物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博采众长，继承前世名家及同时代优秀画家的章法布局、艺术手法、题材选择等。明代绘画审美倾向受到明代商品经济繁荣、新兴市民阶级壮大的影响，明代人物画家的绘画题材比前朝更多着墨于现实生活和世俗题材，即风俗画。明代风俗画继承了宋代风俗画的风格特征与技法表现，同时也反映了明代特有的时代风貌，如袁尚统的《晓关舟济图》、李士达的《岁朝村庆图》、张宏的《杂技游戏图》等。通过明代风俗画，我们可以观察到明代的市井面貌、人文风俗和明人的审美趣味。
二、周臣生平概述及创作动机
受中国艺术独特的“重艺轻技”美学观影响，作为职业画家的周臣，画史地位不高，故对其记载甚少。据少量史料得知：周臣，字舜卿，苏州人，生活年代大约在15世纪中叶，取法宋人，师承陈暹，着名学生有“明四家”中的唐寅和仇英，友人有张弼、文徵明等。周臣为人厚道、低调、本分，画风浑厚凝重、严谨缜密。
周臣画作存世颇多，如《春山游骑图》《春泉小隐图》《访友图》《寒鸦月夜图》等。其中《流民图》更为周臣的绘画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魏晋、唐以后的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受道释思想影响，遇不满愤慨之事往往寄情山水，以出世隐居题材作画。而周臣则能深入描绘现实中深受苦难的市井流民，表现了中国古代画家难能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周臣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及强烈的人文关怀，关注社会底层的人民，大胆突破社会成见，用画笔描绘当时画家极少触碰的社会丑陋面：反映了明武宗腐朽统治时期因社会矛盾加剧，赋税加重被迫离开故土的流民乞丐的疾苦生活。
周臣居于吴地，其绘画风格初受浙派院体画影响，后又因其多与学生唐寅、仇英，友人文徵明等吴门画派切磋交流，画风亦有文人画倾向，作品多恬静醇厚、格局稳重。但《流民图》中的流民乞丐形象却与其平时画风相去甚远，给人以野趣粗犷之感。从周臣在画卷末尾题的“正德丙子十一年(1516)秋七月，闲窗无事，偶记素见市道丐者往往态度，乘笔砚之便，率尔图写，虽无足观，亦可以助警励世俗云。东邨周臣记”可知，画家描绘的是他日常所见的流浪于城市间的衣不蔽体、瘦骨嶙峋“市道丐者”形象。虽画家题“乘笔砚之便，率尔图写”，但又题“助警励世俗”。高居翰在《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中提道：“除了1516年的《流民图》之外，他(周臣)从不记载作画时的心境及背景。”由此可知，周臣定是为流民疾苦之相所动容，间接体现了画家对饥寒交迫、残疾流民的同情，隐含了画家对当局统治者无能腐败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希望此画可唤醒当政官吏的仁爱之心，能更好地体恤民情、安抚民众。
三、《流民图》内容及表现形式
《流民图》共描绘有24个流民形象，本为册页，后分为上下两幅长卷，每幅12人，画中男女、老少、健残皆有。画家用类似于南朝萧绎《职贡图》及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的构图描绘市井流民，不设背景，人物皆独立存在，无情节联系，却安排有高低起伏的节奏感，使画面有一定的空间关系。这种特写手法更加强化了每个流民的外貌特征和性格特征，使人物流露出更为明显的悲凉感。
周臣在刻画发须凌乱、衣不蔽体，身背破菜篮，筋骨突出，一手捧着破碗、一手握筷，刨着残羹剩菜狼吞虎咽的乞丐时，将乞丐目中只盯着碗里食物、迫不及待要填饱肠肚的饥饿感描绘得淋漓尽致;有一位头戴一顶烂草帽，着补丁衣裳，脚踩草鞋的独眼老艺人，身跨平鼓，背竹篓，右手拿鼓槌敲击鼓面，左手持快板，嘴里唱着莲花落，将江湖卖艺人向行人乞求舍钱时谄媚的表情和辛酸的眼神刻画得传神生动;又有一位蓬头垢面的瞎眼粗脖的瘦弱妇女，因右脚脓疮肿胀溃烂，不得不右手杵杖，左手搂着由衣物包裹的赤裸婴儿，饥饿的婴儿正在用力地吮吸着老妇干瘪的乳房，其衣裙破碎，腰间不仅挎皮囊，还栓着系羊的绳子，这只羊是她所剩的全部财产，也是为她引路的眼睛和前行的动力;另有两位妇人，一老一豆蔻，皆衣裳整齐，各背一个大包袱，老妇面容憔悴有所虑，年轻女子神色惶恐，推测此二人应原是殷实人家，在遭受变故后第一次无所依靠地踏上了逃难之路;画中还有一僧一道，僧人僧袍下摆处已破损，头顶发须已过耳，应是持钵沿街化缘很长时间。化缘为佛家募化乞食行为，自古有之。道士左手持当时云游道士间流行的一种由鱼皮包裹竹筒做成的简陋乐器——鱼简鼓，右手还拿两叉竹节，唱道情时需用竹节敲击鱼简鼓用以伴奏，是道士谋生手法之一。
《明画录》记载周臣“兼工人物，古貌奇姿，绵密萧散，各极意态”，说明周臣虽多画山水，但对人物画也有一定造诣，其人物画风格亦继承南宋院体画的某些笔墨造型，与画家个人多年绘画经历所形成的绘画语言相融合。从《流民图》可看出，其所画人物笔墨简括、线条爽利、设色清雅，通过对人物表情、身材、衣着、配饰等细节刻画，将流民们佝偻狼狈、麻木颓废姿态诠释得生动传神，且在这些共性中，每位流民的性格特征及心理活动又有着细微的差别。其人物画创作，就笔意而言，分文、野两种类型：“文”指线条秀雅圆润;“野”指用线粗犷。画家根据人物的外貌神态特征，采用与之相应的或“文”或“野”的线条来进行描绘。表现突遇变故、流离失所的富人和僧道时，用“文”笔，墨润笔湿、线条平缓，表现宽袍包裹的形体;表现长时间流浪的赤膊乞丐时，用“野”笔，枯墨渴笔，顿挫线条刻画枯槁佝偻、骨瘦如柴的身形。周臣对流民的仔细观察与深厚的笔力，使各色流民的形象生动，皆呼之欲出。
四、《流民图》现实主义精神体现
西方的现实主义源于17世纪卡拉瓦乔在绘画中将宗教题材世俗化，以此反映底层劳动人民贫困劳苦的生活;兴盛于19世纪库尔贝，绘画上摒弃理想化的想象，对自然或当代生活进行准确的描绘和体现，表现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揭露社会现实，企图改良社会。而16世纪周臣创作的《流民图》，在亲眼观察街边民众后，如实地描绘社会底层艰难求生的各色流民的形体精神状态，将苏州“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动以万计，扶老携幼，风栖露宿”的流民景态记录下来，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频发的水旱之灾，揭露了社会黑暗统治阶级的无能腐败。《流民图》体现了周臣在创作此画时，关注底层劳动人民、关怀百姓民生的悲悯艺术宗旨，也充分反映出画家以东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艺术表现手法来传递更深刻的社会内涵。《流民图》创作于16世纪，比卡拉瓦乔现实主义绘画早一百年，但由于文人画风潮日益兴盛，中国绘画体系发展到元明时期，人物画逐渐式微，这种揭露社会内核的艺术精神传承更是举步维艰，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复兴。
五、承上启下的画风及其对后世画家创作题材的影响
周臣的《流民图》在构图上没有描绘背景强化人物特征，人物之间的布局高低错落，个别人物有肢体交流，沿用了隋唐及前朝人物画卷轴常用的构图形式。敷色淡雅，一扫隋唐此类构图的艳丽格调，更适合表现底层流浪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周臣用艰涩凝滞的笔墨刻画人物形象，让观者体会到流民被迫流浪的凄苦心境。
在周臣之前，极少有画家用笔墨着重描绘底层百姓的生活，目前所知有宋朝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唐《灸艾图》，但《纺车图》仅描绘了一户贫苦人民的生活，且画面以环境作为背景，《灸艾图》也只描绘了6位村民在乡间薰灸治病的生动场景。而周臣的《流民图》着墨人物多达24个，在周臣之后，有个别画家受到启发，多着笔墨描绘底层百姓、流民，但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影响，人物画在明朝逐渐式微。故这种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反封建专制人文精神的人物画一度沉寂，但依然有少量画家依然把目光对准底层人民，用写实的手法对其进行描绘，如：明代吴伟《流民图》、明末张宏《杂技游戏图》、清代胡葭《流民图》、清代黄慎《群乞图》。直到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现代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又有留学生归国，将西方的现实主义及其他艺术流派、作品展现在国人视野里。此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老百姓皆过着食不果腹、苦不堪言的生活，许多艺术家在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绘画后受到启发，开始用中国画的材料表现本国的现实主义题材，从而反映时代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如徐悲鸿《愚公移山》、周思聪《矿工》、蒋兆和的《流民图》等。但500多年前的周臣《流民图》与20世纪初期的这些画家所传达的思想与精神是一致的，从画面所传递的氛围感受到画家对底层人民深切关怀的伟大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精神，其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都值得现代画家们学习，也使《流民图》成为中国人物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符号。
六、结语
从文嘉对《流民图》的题跋“东村此笔，盖图写饥寒乞丐之态，以警世俗耳”可见，周臣《流民图》的绘画表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的借画抒情的创作方式，使美术作品趋于再现市井生活与时代真实，使其作品具有反映现实、观照当下的社会文化功能。但因画家的“职业画师”的身份，作品中由画家所见、所闻、所感传递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往往被世人所忽略。周臣以写实手法描绘底层人物的这一做法丰富了明代人物画题材，也正因为《流民图》，后世能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在画史中并不起眼的画家。
参考文献
[1]高居翰江岸送别[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2]杨新周臣的《乞食图》[J]美术研究，1987(2): 85-88.
[3]陈浩禁忌与救赎一 断简周臣《流民图》与古代流民图像考(15~16世纪)[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6.
《周臣《流民图》的现实主义精神》来源：《美与时代》，作者：吴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