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所诞生的产物，它广泛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形成了新的文学表现形式。从1917年到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无数创作者带来的文学革新，创建了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新诗、话剧等多种文学体裁，在叙事、抒情方式与结构表现上也有创新，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真正实现了与世界文学潮流的融合。所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表现形式，它铸造了无数时代经典，非常值得研究。一、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中国现代文学拥有一套完全独立的知识系统，它站在中西文学比较的高度上来整理、审视传统文化内容，希望从文化深层结构出发思考问题，了解中西方文学文化各自所具备的双重性特征。如果细究中国现代文学，会发现有无数经典，这些经典与中国近代文学有完全不同的体系，同时它又有别于西方文学，整体看来表现特征多元、表现形式开放，真正塑造了全新的知识系统[1]。
(一)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价值系统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其核心内容就是人与科学的发现。例如，在《沉沦》(郁达夫)这一短篇小说中，作者就直言不讳地发出对贫困中国的不满：“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沉沦》所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以个人价值为中心的价值观，不是为社会，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个人，这种思想在之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郁达夫就认为社会国家一定要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否则国家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他在现代文学中构建了这一全新的价值系统，其中所倡导的是科学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科学发展让国家致富。新价值系统有独特的审美思想，追求天人相分，彰显个体，主张知识进化，所有的价值与意识形态都体现在一种中正平和的审美体系之中。所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审美价值系统，与西方主张冲突型、悲剧型以及力量型的文学审美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摒弃了自身传统叙事方式而呈现出新的程式化内容，即摒弃了大团圆模式，而追求一种独立全新的美学原则，建立新的美学价值系统，例如鲁迅的《彷徨》《呐喊》、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女神》都是如此[2]。客观讲，上文所描述的新旧系统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系统不同于传统旧文学审美价值系统，其本质区别在于现代性。“现代性”一词首次被运用于文学是在《新青年》中，当时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喻为“人类灵魂伟大的审讯者”，从人物理解角度深层次剖析了文学的现代性，加入了当时“五四”时期人们对于经典作品的新要求与新理解，这种现代性表现出了文学灵魂的内在特征。正如德国思想家JürgenHabermas所认为的，人类对于文学现代性的认知必须全面。在他看来，文学现代性应该具有两大向度：思想模式向度与社会运行模式向度。其中思想模式向度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想内涵，认为人是具有自然力的，甚至拥有摧毁宇宙的力量，此时人是主体，自然成为客体，人类的经验代替了先验，人的理性可为自然立法，人类世界中的一切都应该遵守理性原则;而社会运行模式则主张现代性，基于西方形成的新社会生活构建一套完整的社会组织模式，例如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市场化经济运行体制等。现代文学就是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产物，它的价值就是直接促使旧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形成新社会，这就是现代文学的力量[3]。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意识形态系统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的现代性直接对应着社会的意识形态系统，这是因为这种现代性包含启蒙性，主要立足于改变社会、革新思想和精神，所以这一意识形态系统的构建非常重要。在该系统中，全新的审美精神诞生并体现为一定的现代审美价值。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角度来审视，它表现出一种超功利思想，是对传统文学的终极反思。例如在《狂人日记》(鲁迅)中，就讲述了什么是“仁义道德”。鲁迅强调中国的历史没有年代感，旧时代有的只是“吃人”二字，所以旧时代没有“仁义道德”。如果从启蒙文化角度思考鲁迅的这一文学表达，会发现其对于封建文化礼教本质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鲁迅借现代文学之笔严厉抨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谓的“仁义道德”，揭露其本质是“吃人”，这是典型的启蒙式话语。在鲁迅看来，中国人没有历史，只有轮回，因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相似，在重复中历经各朝各代，这正应了那句“历史的车轮”[4]。这种独特的鲁迅哲学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鲁迅所表达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恐惧，他通过塑造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来宣扬新时代的冲突美与扭曲美，其文学启蒙话语背后所展现的却是一种独特的荒诞意识，它直接与鲁迅的文学悲剧意识相结合，将《狂人日记》中那种严峻、冷酷甚至是绝望的独特意境传递给读者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国人。这样的文学审美现代性可以理解为一种启蒙现代性，它是一种在文学迷茫中追求深刻清醒的过程，这种文学思维理念只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才有。
(三)中国现代文学中新文学经典的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大量新文学经典，它为读者所呈现的世界是崭新的，其中有一股中国社会挣脱旧我、追求新我的巨大张力，所体现的是一种现代审美精神，而这种审美精神建立在新的知识与价值背景之上。自新文学经典出现以来，其中的文本经典性接受概念逐渐形成。例如在《呐喊》(鲁迅)中，鲁迅就营造了一种较为灰暗的色调，色调背后则希望彰显一种写实格调。鲁迅深知中国人的古典审美格调独特，喜欢运用或鲜艳浓烈、或淡泊空灵的色彩，而《呐喊》中的灰暗色调显然与古典审美格调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灰暗是具有立体层次的，它背后所蕴藏的是灵魂的扭曲与挣扎，更有一种可穿透现实的、令人刺痛的阳光，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在如此的黑暗中，中国人从黑夜走向了光明，真正地呐喊了出来，这是鲁迅希望表达的。他所传达的正是一种新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新精神，所以才塑造了如此具有魄力的新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是经历了历史的，它构建了自己独立的审美系统与意识形态系统，更塑造了无数的新文学经典。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延传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延传涉及多个问题，可以将这些问题视为一个多维的阐释空间。具体来说，其第一维度空间是革命与审美的阐释空间，以鲁迅作品为代表。鲁迅文学在“革命话语”的严厉制约下呈现的是一种“潜语言”。实际上，不仅仅是鲁迅，像三四十年代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也是这样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但是鲁迅的文学作品(如杂文)要相对复杂，他所表现的文学内涵与审美品格都相对独立，是对当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它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对于生命意识的审美价值，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整保持了艺术的独立自主性，审美价值相当之高。第二维度空间阐释了有关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民族化始终与现代化相关联，二者都关注民族现实，契合点也相对较为统一。就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例，其中采纳了大量西方意象派与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同时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风格相互契合，在作品文学风格展示上注重泼辣犀利与深沉凝重并重。所以说，郭沫若的《女神》以及他的其他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国现代文学内涵，其中对于文学精神的淡化也与鲁迅一样，无愧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又一大新经典，其对于民族化、现代化审美精神的研究是颇为深入的。就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重构过程中所对应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系统来看，人们可以基于三个系统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延传，分析现代文学的审美机制，了解文学的独立性与审美特质。不过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特质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存在于自身内部的，是有沉淀的，在联系现实方面，它就新知识、新价值与新意识形态方面对“启蒙现代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立足于社会改造解决思想精神层面上的更新问题。客观讲，在新文学经典中，也囊括了经典性接受内容，例如像鲁迅的创作就总有一种“灰暗”色调，而色调背后则具有一种写实精神，构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立体层次。
三、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重构过程中追求回归新文学经典本质，注重将更多时代文化内涵、社会精神、传统文学文化审美内容加入进来，同时也吸纳了像鲁迅、郭沫若这样的现代文学大家的个性化文学表现内容，其经典重构与延伸整合了中国文学内涵并将其推向了一个新世界，引起了全球化语境下人类的文化共鸣。本文深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新经典，其目的也是希望反思我国现代文学发展与延传的本质内涵，反思其发展过程，为中国现代文学永葆青春贡献力量，希望其始终充满生机。
参考文献：
[1]居文豪,丁川,张志君.讽刺延伸,时代思索——谈〈阿Q正传〉电影改编艺术[J].名作欣赏,2020,000(005):169-170.
[2]陈雨泓.“成长史”书写与王朔1990年代的文学境遇——以〈动物凶猛〉为中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4):234-249.
[3]方长安,陈柏彤.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与新诗经典化——以〈陕西教育〉连载版〈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心的考察[J].学习与探索,2020,000(004):144-152.
[4]姚爱斌.从“表达思想”到“表现个性”——中国现代文体观演变与现代文学的阶段性诉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0-88.
《国内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以及延传》来源：《戏剧之家》，作者:万晓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