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战争叙事中，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到处充斥着西方式的人性观念和好莱坞式的英雄模式。创作主体秉持现代性的眼光，站在思辨、反省、批判的立场上，通过描写战争的残忍、酷烈，来控诉战争本身给敌对双方造成的伤害与痛苦，以此传递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反战”的思想。“真正优秀的战争片，优秀的战争题材小说一定要反战”，已经成为某种艺术上的“政治正确”和惯性思维。越来越多的国产战争题材小说和电影，为了标榜国际视野、创新表达，试图打破意识形态的藩篱，跳脱民族主义的狭隘，从敌人的视角出发，循着敌人的动机和诉求，体恤敌人的情感和心理，为重新审视和想象战争历史寻找新的逻辑支撑;宣扬博爱与普泛的人性，推崇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与个人英雄主义。好像不如此，就不够时尚现代、不够洋气高级、不够深刻纯粹，就无法与国际接轨;也唯有这样，才能突破主旋律叙事的瓶颈，赢得更多年轻受众的青睐。这样的作品，尽管被贴上商业片、类型片的标签，追求的是娱乐效果和感官刺激，走的是迎合市场的路子，看后给人的感觉仍然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对战争历史有所了解的观众而言，情感上和思想上都很难接受、认同;更严重的是，会误导年轻一代读者、观众的历史认知和情感结构，说到底还是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诚然，战争的残酷、对日常生活的毁灭、对个人命运的打击、对肉体与精神的戕害，都是极深重且不容回避的，然而这种观照与反思不应以模糊战争的性质、取消正义与非正义的属性为代价。按照西方式的人性与英雄性去检视、拣选、形塑我们的战争历史和民族情感，单纯地用个人的立场、个体生命的经验和民间的微观视域去表达、建构战争这样一种极宏阔复杂的历史存在，也是不够完整充分的。这种理解的窄化、思想的僵化和精神的矮化，在近期热映的一些战争题材电影中，都体现得极为明显。由于历史观的含混暧昧，战争的正义性亦成为被悬置的问题，立场缺失的战争叙事也便不再具有本质意义和认知功能。我们当下的战争叙事，对个人性、小人物的强调和依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道，只有个人，只有小人物才能表现真实的战争历史?拉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看，这种叙事伦理的嬗变显得意味深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个人和国族中间，曾经被重点强调的集体概念早已被抽空了。现如今，小说和电影里的英雄大都是孤胆英雄，并肩战斗者大都是基于个人情义的、带有明确利益和情感指向的小团体关系。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式的思维和方法，而中国本土的美学传统和民族形式已经很难看到了。随着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美学和叙事方法被逐渐疏离和扬弃，我们的战争叙事中，除了那个伴随着民族情绪的高涨而越发高蹈的国族概念，便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人形象，作为中间物的“集体”消失了。与之相对应，鲁迅笔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道德意识和伦理情怀，也逐渐式微。我们的战争题材小说和电影已经很少再理直气壮地张扬集体主义英雄观了。在《金刚川》里，我们看到的依然只有个人，只有个体生命的关系，最远的距离也不过是同袍之义、兄弟之情，是由特殊小团体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
同样是书写小人物的故事，同样是关照个体的命运，我们来看看新时期之初，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是怎么表现战争中的个人与集体之关系的。《高山下的花环》其实并没有多少战争场面的描写，小说中最感人的部分在于战争结束后的抚恤环节，让读者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英雄的意义和人性的光辉，直面并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高山下的花环》通过现实生活中有原型的故事，通过几个矛盾突出的人物，通过对人性崇高一面的书写，很好地讲清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人民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从人民中来的、由人民群众组成的，这是人民军队战斗力强悍的根源所在。同名电影里，连长梁三喜那句深情的自白：“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可谓振聋发聩，震撼人心。这种对于人民性和历史总体性的强调，其来有自，可以上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和美学传统。“红色经典”中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大都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为主体，书写的是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与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历程的阅读期待，直接回应了新中国成立的合法性历史诉求，平复并消解了郁积在人们心中的苦难焦虑，激励人们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身于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中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感染影响了几代受众，成为当代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精神基因，由此而形成的“颂歌模式”亦是时代文化心理的投射。同样是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再来看看陆柱国于1952年底创作的中篇小说《上甘岭》是怎样塑造英雄、表现人性的。这篇几乎与上甘岭战役的进程同步、创作于坑道里的小说，选取了上甘岭战役中最残酷、激烈的坑道战部分。小说的重点是表现我志愿军战士是如何凭借优良的战斗素养和钢铁般的意志，在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和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最终赢得胜利的。小说聚焦一个连队真实的战场处境，表现了志愿军指战员不畏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体、超越死亡、超越极限的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凸显了国家和军队的整体形象，表现出对崇高美学的极致追求。在战争环境下，崇高的力量在于，能够克服甚至超越人性中平凡甚至卑下的一面，进而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利益、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勾连起来。由此，受众对作品中人物个体命运遭际的同情与关切，最终会移情到对宏阔历史与政治诉求的理解与认同上来。于是乎，在小说《上甘岭》中，我们会读到，不论是在激烈的硝烟战火中还是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志愿军战士不会产生恐惧、迷茫、伤感这些人类在极端处境下难免会泛起的正常情绪波动，战争只会残害他们的身躯，并不能创伤他们的精神。同美军相比，物质条件匮乏、装备落后的志愿军官兵，以超乎常人的忍耐力承受着巨大的肉身痛感的同时，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达到自我身心的升华。对集体英雄主义的坚守、对革命乐观主义的张扬，烘托出了志愿军官兵为了最终的胜利和实现崇高理想不畏牺牲并勇于牺牲的伟岸形象。即便是负伤、流血、牺牲的哀伤，最终也会被胜利的雄浑激昂抚慰和覆盖。
“红色经典”小说传递出的积极乐观的浪漫精神与作家切入战争的立场相关。为了集体的诉求、国家的利益、民族的意志，个人的某种牺牲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崇高而神圣的。它表现为将过程的苦难对接到结果的意义中去，将个体生命的价值融入到集体胜利的认同中去;而对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作家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尽量避免对战争残酷性的渲染，诸如流血、死亡、肉身的疼痛、精神的苦痛等等。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必须要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即使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死亡，也是把它当作激起仇恨的一个情节链条。英雄的死不能引起传统悲剧中的恐惧效果，因为“悲观和恐怖”不是一个坚定革命者对待战争的应有态度。作家勉力张扬的是一种悲壮感，一种崇高美。当战争最终以辉煌胜利宣告结束时，人们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随即达成，所以集体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成为固定的创作基调和美学风格。然而新时期以降，学术界尤其是文学史家对于“红色经典”的这种美学风格、写作伦理，也颇多质疑和批判声。开启自19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新历史小说”，更是直接颠覆并解构了“红色经典”所描写的正统的、线性的革命历史以及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对战争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的开掘，为以往单向度的革命历史增添了某种暧昧与不无吊诡的意味———已经“历史化”了的战争历史遭遇了来自文学的重构或曰重新阐释。然而，我们终究不能绕开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去空谈一种文学理想。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全国范围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那是一种战时的文化心理和状态，是血与火的激情燃烧，创作者渴望从文化、文学上建构新中国的合法性。尤其是，创作者大都亲身参与过革命与战争的进程，他们书写的是真实而切身的生命经验。这与当下的作家跨越时空的阻隔重新审视、想象、建构战争历史是完全不同的。进言之，被当下作家奉为圭臬的西方式的人性观、好莱坞式的英雄模式就是先验正确的吗?就真的绝对高明与深刻吗?其实未必。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的战争叙事没必要跟在其后亦步亦趋，而应有自己的立场和节奏。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战争叙事需要重拾中国式的人性与英雄性。除了个人、个人英雄主义之外，还有另一种英雄主义，这是追求崇高、不惧牺牲、敬畏使命职责的英雄主义，是无数人共同协作的英雄情怀。
42019年，在国庆70周年上映的电影《中国机长》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构筑于中国式的人性与英雄性基础之上的、久违了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影片并没有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窠臼，没有一味地凸显机长个人如何冷静沉着地处理事故，而是塑造了一组人物群像，讲清了不同的角色如何发挥各自作用、集体协作，最终克服困难、摆脱困境、拯救生命的整体过程。事实证明，电影对人性真善美的张扬，对集体英雄主义的坚守是成功的。观众感动的泪水和自发的掌声，不仅仅是献给机长个人，也包含了对这种集体英雄主义的认同和赞许。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事故，面对意想不到的风险、对手，你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背后永远都会有亲人、朋友、战友和你一起死扛、一起战斗;无论多么遥远，总有陌生人为你承担风险，为你负重前行，甚至为你牺牲生命。这样的人性与英雄性，难道不感人、不高级、不深刻吗?而在国庆70周年的盛大阅兵中，人们首次看到战旗方队集中受阅。其中有一面布满了381个弹孔的战旗特别引人注目———它属于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功八连”。在1952年11月的上甘岭战役中，八连官兵将一面写着“英勇前进，将红旗插到解放的阵地上”的战旗插上了上甘岭主峰。在阅兵式这样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叙事里，我们看到的是以集体面目存在的志愿军形象，感受到的是集体英雄主义的磅礴气势，是绽放人性光芒和精神力量的大写历史和大写的人;这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英雄血脉的赓续;这是“红色经典”留下的文学传统和精神遗产，也是新时代战争叙事可以借鉴、汲取的宝贵资源。
《“红色经典”的文学传统与精神力量》来源：《长江文艺》，作者:傅逸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