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经纬》是德国著名汉学家甲柏连孜编著并于1881年出版发行的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2015年由姚小平先生翻译成中文，之后便引发了我国学界对此书的重视和研究。李无未认为：“《汉文经纬》吸取了众多欧洲学者汉语语法研究的精髓，是前有所承的。由于汇集各家学术之长，更是汉语语法学的集大成者。”[1]而姚小平先生着重提出，要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汉文经纬》语法思想的当下性，即能否给今天的汉语语法研究带来启迪，或者说具有多少借鉴的价值”[2]。故我们在研读《汉文经纬》的时候，是带着探究其现实意义的目的去的，也略微有了点收获，即我们发现尽管甲柏连孜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语用学，但《汉文经纬》一书，尤其是综合系统里面却蕴含着他的语用思想。
一、《汉文经纬》的“经”和“纬”
在论及甲柏连孜的语用思想之前，我们先翻开《汉文经纬》的综合系统，在序言部分，甲柏连孜解释了他的书名中的“经”是指“分析系统”，也是“第一系统”，任务在于“根据各种现象的内部联系和多样化的意义来解释一种语言中的现象”[3]519;而“维”则是“综合系统”，也即“第二系统”，而“第二系统暨综合系统的任务则在于，指出一种语言拥有哪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519。他还进一步指出，综合系统是一个“语法同义词的集合”，是“工具的库藏”，在汉语语法教学之中“怎样去证明属于这类范畴的具体词语之间的差异，怎样教会学生掌握用法：为何有时用这个词，有时用那个词”，以及“还要探讨语言的理解，即怎样去理解听到的话语或读到的内容，这就需要知道：为表达同样的思想还有可能使用哪些习语，为什么偏偏选用这一而不是那一表达”[3]519。也就是说，甲柏连孜将“分析系统”列为本体，主要讲词法;“综合系统”其实是把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用书。并且，甲柏连孜已然认识到在外语教学中，应当培养学生在特定语境中对说话者的话语进行正确的理解，然后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形式反馈，以达到最佳表达效果的能力或者直接在语境中得体表述的能力。换言之，早在19世纪，甲柏连孜就有了这样的先见：外语教学必须重视培养学生使用目的语得当地进行交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最能折射出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故在跨文化交际中尤其重要，否则就容易出现语用失误，造成交际失败或交流障碍。冉永平认为：“外语(包括第二语言)学习(包括习得)、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包括习得者)对目标语的运用能力，尤其是语用能力，这是外语教学、外语学习、二语习得以及语用学共同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4]因此在综合系统这个外语教学的应用系统中，体现甲柏连孜的语用思想元素最多，也是自然而然的。最能折射甲柏连孜语用思想的有四个模块：一是称谓词，分散于综合系统第一篇的名词和代词两章，突出他对语境的重视以及符合礼貌原则的标准;二是文体学，集中于语体风格、韵律和部分辞格;三是对尾助词、数词和疑问语气词等词类的语用功能的论述;四是词法中的否定、省略和倒装。而在这四个方面中，我们要论述的就是文体学到底是如何和甲柏连孜语用思想产生镜像关系的。
二、《汉文经纬》的文体学
毋庸置疑《汉文经纬》是一部古汉语语法巨著，然而甲柏连孜却在该书的体系编排中放入一个“文体学”部分。它正式以章节名称出现是在第三卷综合系统的第四篇，另外还有分析系统第三篇“句子和句子成分的界限”的修辞部分，和文体学内容有交叉，也能够看作隐性的文体学。关于文体学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相关术语的纠缠等，在学界一直是无法厘清的“一个至今未解决的难题”[5]。我们认为，文体学是研究书面文本体制的组建、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围囊括书面语的形式、内容以及作者本人的内心情感等诸多元素，故它属于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等交融而成的边缘学科。文体学在中国古代隶属文章学，吴承学认为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悠久的学术领域之一”[6]，故而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的甲柏连孜会在汉语作为外语的语法教学中涉足文体学，也就不让人那么惊讶了。但是阅读完《汉文经纬》的文体学部分之后，我们发现甲柏连孜眼中的文体学其实应为书面语体学，因为他只是讲述了古汉语书面语的形式手段，例如韵律、平仄、辞格等，没有牵扯其他。语体是语言学的术语，语言学下有语用学，广义的语用学又涵盖修辞学，所以从《汉文经纬》文体学环节探究甲柏连孜的语用思想具有较高的可行性。文体学在综合系统里面虽说自成一篇，但和前三篇相比，仅有十几页，内容简单，分量显然较轻。原因不难理解，毕竟《汉文经纬》研究的重点是语法。语法一般而言是词法和句法的交织体。甲柏连孜在此书中说“不考虑语音学和文字学的话，汉语的语法其实就是句法，也只能理解为句法”[3]22，而事实上他的第二卷分析系统主要讲述词法，第三卷综合系统，则正如李佐丰所指出，“讨论的是句法，但其中包含的大多是跟词法有关的内容”[7]，文体学不是核心范畴，难免要略写。
三、《汉文经纬》文体学中的语用思想
(一)语体风格
前文我们指出了甲柏连孜的文体学应属书面语体学。语体是指“在长期的语言运动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与由场合、目的、对象等因素所组成的功能分化的语境类型形成适应关系的全民语言的功能变异类型，具体表现为受语境类型制约选择语音、词语、句式、辞式等语言材料、手段所构成的语言运用特点体系及其所显现的风格基调”[8]。也就是说，语体自带风格。风格来源于英文(style)，在语体的概念尚未成熟之前，通常对译为文体风格，然而文体仅仅指书面语，语体却包括书面语和口语，范围更广;与此同时，语体尽管只关注表达手段及表现手法，但形式上的特点也是风格最为重要的标记之一和最容易把握的外部元素。因此语体和风格逐渐组合，专指不同语境视域下，在运用语言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功能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受具体语用环境和语用目的制约，话语表达者有意识地做出不同表达的外化。甲柏连孜在其文体学部分的开头，明确指出三种不同语体的风格：“文体受到所述对象的牵制;除此之外，还有三条一般规则：(1)报告式的序文引言之类，意在述介事实，通常没有任何美饰;其文体简短，用词朴素，是一种枯燥、公务式的陈述。对于韵律，既不刻意追求，也不有意避免。(2)在连续的叙述或描写性的话语中，句子通常直接排列开来，不使用连接词。句首用副词，如‘于是’、‘当时’、‘自此’、‘以后’等;适当的地方用‘乃’;句子的长度倾向于相等，四字句和三字句尤其为人们喜爱。讲究韵律和正确地选择实词，是这种文体的唯一装饰。大多数虚词由于具有主观色彩或推理功能，而不被使用。这种文体并不灵活，但非常有力，而且很直观。(3)会话、言谈、书信、官方文书等，经常用直接引语的方式逐词传达。在这些体裁的文字中，和在论证性的作品中一样，语言可以在逻辑和修辞的表达手段上充分展现其丰富多样。所以，这类作品能以令人愉悦的方式打破撰写史书时所用的那种冷静叙述的调子。”[3]788
(二)韵律
甲柏连孜在分析系统的修辞部分指出了“中文的写作方式有两个特征尤其醒目：一是韵律突出，二是喜用尖锐对立的表达，即对偶。这两个方面的倾向似乎不是人为育成的，而是与汉民族的语感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因为甚至在日常口语中也经常得到反映”[3]508。甲柏连孜随后说汉语的韵律，多表现为“音节数目相同的若干句子，往往被一句句串联起来，而以四字句最为常见”。即他所说的韵律，主要是指汉语行文中小句的音节数。他同时指出其功能：“在叙述体和描写体的作品中，这种形式也有幸得以保留，因此在断句时经常可以作为最可靠的标识。”例如“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论中国通货》”[3]508-509。与分析系统比较，同样论述韵律，综合系统显然更加详细：(1)甲柏连孜认为“韵律，分简单和复合”[3]788。(2)“简单的韵律，即各句所含音节的数目有多有少，以同样的排列顺序重复出现。最常见的是四音节的简单韵律：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论语·子张》三音节的简单韵律如：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通书·乐上》五音节的简单韵律如：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管子·牧民》”[3]788-789。(3)“复合韵律似乎应该更多地用于论证性的文体，而非叙述性和描写性的文体。见于史记运用的模式不胜列举，须注意的是：韵律上相互对应的成分在观念上也必须形成对仗。”[3]789(4)甲柏连孜随后又指出一些不能计入韵律的情形：“以下句子成分不计入韵律，即把它们排除在外并不影响韵律：1)起句的连词、副词、叹词;2)否定词‘不’，如果对仗的句子在这一位置上用的是肯定的表达;3)一般来说，所有默认为对后随成分具有支配作用的句子成分，如几个含韵律的谓语所共享的主语，一个助动词而管辖若干个带韵律的补语，等等。例如：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3]791(5)讲韵律离不开平仄，甲柏连孜在文体学里面不仅认识到了汉语的四声可划分为平声调和仄声调(包括上去入三声)，而且他还举例指出汉语对平仄的要求：“须留意区分两类声调：平与仄，即平声与另外三个声调的对立。音节数目相同的一串句子都以平声或仄声收尾，为良好的鉴赏能力所不允许。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3]791-792由此可见，甲柏连孜对汉语的韵律十分感兴趣，并做了一些解释。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他所认为的韵律是音节数目和对立平仄的综合，同样韵律的功能，其实也是在特定语境中，话语表达者语用考量下对话语进行自觉选择和积极调整的结果。
(三)辞格
修辞学是广义语用学的范畴，而修辞学的核心元素之一就是辞格。辞格也叫修辞格，宗廷虎、陈光磊认为，“汉语修辞格是利用语言的音、形、义等多种因素，造成新异的表达而呈现美感魅力的话语模式”[9]。甲柏连孜在文体学的后半部分讲述的大都是辞格问题，尽管他所说的辞格和我们现代相应的辞格不尽相同，但也有他的独到之处。1.对仗对仗亦称对偶，是汉语和印欧语相比所独有的一个辞格，通常指两句结构相同或相似、字数相等、语义上密切关联的句子。现代修辞学对对偶的研究非常深入且具体。除了对偶的释义、类型、演变之外，还会侧重分析对偶的作用以及对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过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中并未对它进行详细分析。(1)在分析系统的修辞部分，他认为对仗和对偶并不等同，对偶是指“中国作家频频把结构一模一样的句子一个个接起来，然而又使得句子的内容形成对照。对照可以是否定的，也可以是肯定的”，对偶的作用是“只需把对偶的成分逐个对应起来，字符与字符就能自动分开”[3]510。(2)至于对仗，他写道：“中国人所说的对仗，其实是韵律和对偶的统一。在对应的字行的对应成分之间，经常会出现同样的词，这也有利于句子的分断，因为成分之间的字距相等，可以测定。按一：经常大声地朗读，能最有效地增强对汉语书面语的这种特性的感觉。通过一定的练习，甚至可以达到这样一步：在许多场合，无须弄懂一篇文字的所有单词的意思，就能把句子分断。”[3]510在综合系统里，甲柏连孜又是这样描述对仗的：“对仗几乎为格言和讲究修辞的话语所独有。为把握对仗，韵律感是必需的，除此还有一个前提，即十分了解语言中意义对立的常用词：对偶的成分在韵律上———也即根据位置———必须一一对应。例如：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而死、治丧三年。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新丧三年。《礼记·檀弓上》”[3]792所以，甲柏连孜所认为的对偶并非我们熟知的既要求形式又要求内容的对偶辞格，它只是内容上的肯定否定构成的照应。而对仗是对偶和韵律的统一体，要求音节相同，是格言和讲究韵律的话语所独有，好处是在断句的时候提供帮助，可作为一个判断指标。2.重复重复作为一种辞格，应当指反复，是说在一段话里，由于表达的需要，句子之间完全相同或者其中某些成分相同。这种辞格运用的目的在于强调突出。甲柏连孜也有类似的看法：(1)“共有的句子成分，其重复始终具有强调的功用。重复用于：列举一系列词语;以及其他场合，代替单纯的并列式，以突出共享的成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3]793(2)“用来开始话语的反问句或感叹句，有时在话语的末尾予以重复，以强化语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3]793-7943.连文连文，这种辞格现代叫连珠或顶针(顶真)，指前一句话结尾的词语和后一句话开头的词语完全相同。甲柏连孜不但指出了连文的含义，还对其语用功能做了简要侧写。“连文，意思是连缀起来的文字，有如一根链条。这是为人喜爱的修辞形式，其中前一句的末了一字在后一句的开头重复，所有的句子格式都一样，好似构成一架梯子，而阶梯可以无限多：人有分于处、处有分于地、地有分于天、天有分于时、时有分于数、数有分于度、度有分于一。《鹖冠子·天则》”[3]7944.文字游戏甲柏连孜这里提到的文字游戏，其实是和汉语谐音(或同音)有关的问题。谐音也能视为辞格，而它也是由汉字建构的汉文化中有趣的一个部分。他在论述的时候，中心还是谐音的语用功能：(1)“若干同音字或近音字，声调或者一样或者有别，一个接一个地排列开来，不但不影响理解，而且被认为是高雅的表达方式：是时石氏《史记·田叔列传》。”[3]795(2)“文字游戏经常是一种拆字游戏，同时也涉及字的声符。在给字词下定义时尤其如此，无论有意识或无意识，都会牵及词源。例如：仁者人也《中庸》;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篇》。”[3]796(3)“借助同音字来下定义，很受人们喜爱：有威而可畏、谓之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3]796-797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整体来看，由于《汉文经纬》的综合系统是偏向教学应用的环节，因此比侧重讲词法的分析系统中蕴蓄的语用思想要多。而从综合系统来看，我们发现除了称谓词，文体学就是最能建构起甲柏连孜语用思想的组块。他在综合系统的文体学，以及分析系统修辞部分的隐性文体学里面，所指其实都是书面语体学。这些内容投射出的甲柏连孜的语用思想，尤其是语用功能思维共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语体风格，即三种不同语体的风格是有差别的，这不仅仅是功能变异，也是语用选择的凸现;第二是韵律，也是出于语体不同和语用目的不同的有意为之;第三是辞格，他提到对仗、重复、连文、谐音等，尽管与现今对这些辞格的认知有出入，但这些为提高表达效果而为大众喜爱的辞格，显然也和语用密不可分。这三个模块的共性均是话语表达者从不同的语用目的出发，对书面话语进行自觉修正，以突出不同的语用功能。总之，从《汉文经纬》来谈甲柏连孜的语用思想，我们不仅为他深厚的汉语言功底而赞叹，更被他超越时代的语用学思维所折服。不难发现，除了显而易见的文章表达技巧上的修辞语用认知之外，事实上他还触及了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一个概念为意义，一个概念为语境”[10]，而且这其中也含有一定的“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由于交际的题材、内容、手段、形式、对象等因素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某一类场合相联系的一系列语言特征，便构成了一个特定的语域(register)”[11]认知。另外，他非常重视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对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培养，这刚好也和他的语用思想契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这些语用思想元素，很有可能会对后来的语言功能学派以及语用学的萌芽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这已经不是我们要谈论的内容了。
参考文献：
[1]李无未.从德国甲柏连孜《汉文经纬》(1881)到清末中日《汉文典》：近代东西方汉语语法学史“映射”之镜像[J].中国语文，2017(5)：636.
[2]姚小平.导语：《汉文经纬》语言学学术思想探讨[J].当代语言学，2018，20(3)：401.
[3]甲柏连孜(GeorgvonGabelentz).汉文经纬(ChinesischeGrammatik)[M].姚小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591799.
[4]冉永平.语用学：现象与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8.
[5]赵毅衡，陆正兰.风格、文体、情感、修辞：用符号学解开几个纠缠[J].学术界，2018(1)：87.
《从《汉文经纬》的文体学看甲柏连孜的语用思想》来源：《周口师范学院学报》，作者：崔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