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治理体系未能防止公司治理失灵和丑闻，所以引发了人们对英美模式是否适合所有公司的质疑。英美法系是为拥有广泛股权基础的公司设计的，但亚洲的大多数公司都是拥有一个控股股东的。独立董事、审计和薪酬委员会或对公司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要求等控制机制可能适合英美公司，但可能不是中国企业监督董事履约责任的最适当方式。中国企业管理风格与英美迥然不同，具有集中控制、集体主义、和谐、家长式领导、强大的组织网络和业务联系等特点。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可能不是效仿西方司法体系，而是从其文化遗产中汲取解决方案。而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后安然、后世通和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人们对所谓的法律和经济秩序的传统智慧的咒语产生了怀疑。尽管最近许多文献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如提倡在监管机构中制定更多的法律、规则或改革以加强对公司治理的监管，但儒家所提倡的是一种基于道德理想的、非法律的、社会性的监管模式，应该对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有所启示。
一、文献梳理及相关研究动态
(一)企业文化可以成为公司显著的竞争优势
虽然企业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但直到21世纪初才受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视。虽然它并不是决定组织成败的唯一因素，但它可以成为一种竞争优势，因为它在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决定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由于企业文化只是伴随着现代企业而产生的，作为一个学术界研究的课题，它的历史并不长。因此，对企业文化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Greenberg和Baron(1997)提出，企业文化是由态度、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期望组成的认知框架，这些态度、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期望都反映在组织文化中，因此，企业文化被认为是一套管理公司内部人员行为的集体规范(Irani，Beskese&Love，2004)。虽然企业文化不是决定组织成败的唯一因素，但一种积极的文化能够使信息顺畅流动，使组织变得更加和谐，因此，与公司竞争的其他组织相比，它可能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Mahrokian，Chan，Mangkonkanok&Lee，2010)。
(二)英美模式与儒家模式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经济转型计划，敞开了与外部世界贸易的大门。传统的治理体系被”最优的”英美模式取代，并采用英美模式进行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当时很多学者认为传统企业的公司化将提高它们的生产力，使它们能够从其他渠道获得收入，并增加总体财富(Neeetal，2007)，但近年来却屡遭质疑。英国和美国的公司治理失败导致了一系列公司丑闻，主要金融机构(安然、世通、雷曼兄弟、高盛、北岩、苏格兰安德罗亚尔银行)遭受重创。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迅速崛起，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参与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每个人都很有可能会与中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能会接触到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人们需要了解中国人的战略思维和中国领导层和管理层的独特特征。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式的管理和战略思维改变全球商业的格局只是时间问题(Cheung&Chan2005;deBettignesetal.2011;Ip2011;Rarick2009)。英美模式将利润放在首位，鼓励短期的逐利行为。英美公司治理的规则性(法律、法规、有约束力的协议和准则)比较适用于股权分散的公司，这些公司无法有效监督董事行为，因此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保证董事行为和股东利益一致。同时，英美文化也是一种诉讼文化。而我国与英美有着明显不同的文化背景。相比之下，传统儒家式的管理是以关系为中心的。它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的决策、家长式的领导风格、分层的关系、强烈的集体主义，以及依赖关系(关系)作为一种经营的形式(Milesetal，2007)。鉴于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加上中国企业的迅速扩张，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去研究儒家学说到底能为公司治理带来什么。因此，概述儒家学说的基本原则，以及确定这些原则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十分重要。研究儒家的五大美德和孔子教义中的五种关系，证明将儒家价值观融入亚洲的公司治理是值得的。本研究试图证明儒家文化更适合我国公司的企业文化，而且适当地融入亚洲地区的公司治理体系，即使不能取代西方，也可以在效率和效力方面与西方相匹敌。
(三)儒家文化对公司治理的价值
根据对亚洲商业实践的研究(e.g.，Hamilton，1996;Kao，1993;Zhang&Keh，2011)，指出“和谐”等概念在集团层面的重要性(Alston，1989)，比如中国人的“和谐”和“关系”理念(Chung&Hamilton，2001)。这些理念都鼓励信任、社会互惠和互利、关系、勤奋和毅力以及长期合作，而且在中国的制度层面上也有所体现(Chenetal.，2013)，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Yang&Su，2013)。Hittetal.(2002)认为，在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本方面，亚洲公司在文化上可能比西方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他们还认为，亚洲公司在选择和管理联盟伙伴方面更有效率，因此，与英美模式的公司相比，由于其社会敏感性的提高，亚洲公司更有可能成功。Wangetal(2005)探讨儒家文化的特征，并讨论其对中国和其他儒家社会的组织和管理实践的意义。Cheung和Chan(2005)以及Weber(2009)揭示了基于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典型商业实践，并认为儒家体系在全球商业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价值观引导着成功的企业，儒家教育在全球商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Erben和Guneser(2008)在他们的研究中证明，“家长式”的领导者(孔子所设想的那种)使工作场所人性化和民主化：如果领导者仁慈并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更高。家长式领导与组织中的伦理氛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Cheung和King(2004)采访了41位来自亚洲国家的企业家，以研究他们在市场上做出的选择的道德倾向。他们认为，许多儒家企业家并不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而是为了成就自己的道义。Kok(2008)将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进行了比较(Kant，Aristotle&Rawls)，以寻求培养丰富和更全面的当代商业伦理观点。Ip(2009)认为，儒家学说为中国企业商业实践和管理的良好基础。Szeto(2010)认为，儒家教育使得企业家和企业董事抵制不道德的牟利方式，他们相信正义，相信道德和牟利的目标可以齐头并进。McCarthyetal(2016)发现，中国的儒家收购者在第六次世界并购浪潮中获得了超越其他对手的并购绩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企业的文化有助于减少企业代理问题。Hofstede’s(2007)认为，虽然每个国家在五个文化维度上都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西方文化倾向于个人主义和着眼于短期，而亚洲文化倾向于集体主义和着眼于长期。这意味着西方经理人与亚洲经理人相比更倾向于以利己的方式行事，更倾向于在短期目标上过度投资，而在长期资产上投资不足(Gelauff&DenBroeder，1996;Porter，1992;Prodhan，1993)。换言之，亚洲经理人更有可能进行良好的收购，而这些收购更有可能带来长期业绩(Luoetal.，2011)。儒家传统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以关系和谐为核心的儒家关系导向(王庆娟，张金成，2012)。有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会影响公司的风险承担，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金智，等，2017)。但是，儒家文化的全员辐射效应有利于激发全体员工创新热情，进而提升技术创新成果的实际转化效率，增强专利技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边际贡献(徐细熊，李万利，2019)。古志辉(2015)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儒家伦理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已经有比较多的文献对儒家文化可能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起到的正面作用进行了研究，大多数是对韩国公司、日本公司或基于整个亚洲的视角进行的，鲜有文献对儒家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在现代中国公司治理中的价值进行全面论述。中国学者以及企业对儒家文化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一味地模仿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但是中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却不像英美公司那么分散，中国公司的管理风格也迥然不同。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可能不是效仿西方体系，而是从我国自身的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寻找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王庆娟，张金成.工作场所的儒家传统价值观：理论、测量与效度检验[J].南开管理评论，2012，15(4)：66-79，110.
[2]金智，徐慧，马永强.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J].世界经济，2017，40(11)：170-192.
[3]徐细雄，李万利.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J].金融研究，2019，(9)：112-130.
[4]古志辉.儒家传统与公司绩效[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5，(1)：69-113.
《儒家文化与公司治理研究》来源：《经济研究导刊》，作者：韩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