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80年代中期以来，历史小说掀起反叛元历史话语的激进运动，当代历史小说话语范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型。这一转型呈现出以下特征：由语言工具到语言本体;由历史再现到自我指涉;由遵循语法到打破规范。历史小说积极探索历史话语运用的多种可能，力求提升历史话语的审美价值，彰显作家个体的话语风格，元历史话语被个人化历史话语所取代。
[关键词] 元历史话语;个人化历史话语;工具论;反映论;多元化
一、元历史话语的生成
自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历经多次文艺整风运动，当代小说语言确立了政治话语霸权。受其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1980 年代中期的历史小说，如姚雪垠《李自成》、凌力《星星草》、徐兴业《金瓯缺》、巴人《莽秀才造反记》、任光椿《辛亥风云录》、顾汶光《大渡魂》、刘亚洲《陈胜》、杨书案《九月菊》等作品，局限于社会政治学范畴内，形成了政治化、工具化与理性化的元历史话语体系。国家意识形态用先验宏大历史话语，如阶级论、进步论与目的论，来规范不同个体表达历史的大一统模式，从根本上取消了个体阐释历史的可能。从本质上说，元历史话语没有摆脱中心论、决定论和有序论的特征：
第一，个人历史话语的剔除。元历史话语将意识形态渗透到字里行间，实现现实秩序合法性论证。创作个体被剥夺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只有无条件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元历史话语之中，上升为阶级代言人才具备合法性，从而剔除了个人历史话语生成的可能。如任光椿《辛亥风云录》：“我的心情同你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我黄兴也绝不会辜负你们和成千上万的盟友同志、爱国侨胞和全国民众的期望。但是，我们必须有纪律，任何个人都不应该随意动作。”[1](p245) 再如巴人《莽秀才造反记》：“然而，太平天国反对的统治者，正是前一朝代的统治者引入的异族;而这回天字第一号的汉奸曾国藩、李鸿章，却为他旧日的统治异族，一再引入新来的众多异族;豺狼战胜不了中国的人民，却又放入狮虎来啮咬中国人民的骨肉了!”[2](p5) 上述两段引文文本充斥着“人民”“同志”“国家”“起义”等宏大历史语汇，作家个体语言风格消失殆尽。
第二，语言再现历史的反映论。元历史话语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映论，认为历史小说语言能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小说语言与真实历史互为镜像，从而为意识形态提供历史论证。为了实现宣传教育目的，只有确保历史语言的真实性，才能使人们信服历史本质的存在，否则不具备说服力。因而元历史话语对历史人物、事件甚至细节都要还原历史，严格遵循史料考证。比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就连诸如银子和制钱的比价变化、黄钱和皮钱的关系，崇祯案头放些什么器物、北京戒严应由哪个衙门出布告等也务求精细”[3](p105) 。顾汶光《天国恨》中的人物甚至连细节都与史书记载完全一致，卢贤拔两耳重听、向荣瘦小瘸腿等都有据可查，徐兴业《金瓯缺》中刘锜、马扩每一次职务调动，参加的每一次战斗，都与史实完全吻合。拘泥于历史的创作原则禁锢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导致当代历史小说语言史重于文的缺失，沦为正史的通俗教科书。
第三，严格遵循语法规范。为了宣传政策路线思想方针，意识形态要求历史小说语言必须通俗易懂，句式力求简单准确，让文化水准不高大众能看懂，以实现最大覆盖范围与最佳宣传效果。比如刘亚洲《陈胜》：“他把手一挥，用洪亮的声音喊道：‘弟兄们!大家不要慌乱!’这一招真管用，人们立即恢复了刚才那种安静。”[4](p235) 顾汶光《天国恨》：“三娘猛然一耸肩，后退了两步，再一次仔细地打量儿子。短短的一瞬间，她的泪水干了，她的笑容消失了。三娘紧张地思索着。”[5](p801) 阅读那个时代的历史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小说语言严守语法规范，不但在修辞上刻板单调，而且在句式运用上也缺乏变化，繁复多变的文学句式被简化为单一的公文句式，削弱了历史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这典型折射出文学体制对历史语言的严格控制，为了实现意识形态宣传目的，小说语言准确无误的传达功能被强调，呈现出理性化、实用化与透明化特征，而文学语言自身的审美性则被窒息。从根本上说，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的工具论语言观是其根源所在。
第四，语汇的高度政治化。语汇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包括语素、词语和短语，不仅直接决定语言的风格特征，而且受到特定时代背景、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制约。历史小说作家受到革命历史理论影响，小说语言充斥着大量政治语汇。比如顾汶光《大渡魂》：“首领们都在大营里议事。娘子军根据冯云山的指示，开赴新的战场去了。” “失败也是暂时的，腐朽的清朝政权，必定会被后来者推翻。”[6](p262) 此外，历史小说语言经常出现具有鲜明政治隐喻色彩的词语，比如“红日”“朝霞”“红旗” “黑暗”等，如顾汶光《天国恨》：“对，应该是这样的!洪秀全指着喷薄的红日，豪迈地一笑：我们的天国，百姓的天国应该是这样的!”[5](p829) 历史小说语汇严格限制在社会政治范畴内，政治教育与军事斗争语汇充斥于历史小说文本之中，历史文化、日常生活、情感心理的语汇近乎空白，因而形成了封闭的词汇体系，显得呆板凝滞，缺乏艺术表现力。
第五，鲜明的价值判断。元历史话语具有价值判断与情感色彩截然对立的两套话语体系。在描述进步历史人物形象时，无论是语汇还是叙事语调都与美好、光明、高尚联系在一起，表明作家对其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遵从。比如凌力《星星草》： “朝霞披在张宗禹的身上。他挺拔魁伟的身材，紧称合身的蓝色战袍，颀长宽大的黑色披风，显露出慷慨潇洒的风度。脸上两道剑眉直射鬓边，双目奕奕有神，衬着端正高直的鼻准，棱角分明的嘴唇，就在面临着捻军可能覆灭的时刻，也没有丝毫改变。”[7](p31) 作家把尽量多的褒义词语用在正面人物身上，隐含着政治价值判断标准，即便是“朝霞”“红旗”“旭日”也失去了其所指的原初意义，作者并不是进行客观景物描写，而是承载着烘托历史人物革命信念的功能，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对于反动历史人物，元历史话语则选取另一套话语体系，如巴人《莽秀才造反记》：“朱神父慢慢抬起了头，肥胖的袋形的脸子，渐渐消逝了惘然的情调：他渐渐把一种力量，集中到他一对眼睛上去。他那浮肿的眼皮长上了一对滚圆的前突的眼珠子，火龙似的吐出光来，直盯着眼前那女人。”[8](p97) 作者运用贬斥性话语对朱神父形象进行丑化，除了肥胖的脸与浮肿的眼皮之外，读者无法读到关于朱神父的任何人性描写，暴露出类别化、概念化与脸谱化的艺术弊端。作者并不是以刻画艺术形象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反面人物形象的丑化，旨在表明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
从上述五个特点看出，元历史话语把语言视为工具、手段与载体，还停留在实用语言的层面上，作家仅仅关注语言的表意功能，审美功能则被忽视，因而历史小说语言的文学性大大地弱化了，而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却不断被强化。因而作家的语言观念长期处在工具论的阴影下，从根本上导致了历史小说语言的单一与滞后。
二、工具论语言观的破除
19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禁锢的松弛以及西方语言本体论思潮的涌入，当代小说语言观念发生重大变革，工具论语言观逐渐被本体论语言观所取代，回归语言自身已经成为文学界的共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区别在于：“经过陌生化处理的文学语言，不负载一般语言的意义，丧失了语言的社会功能，而只有‘诗学功能’。如果说，日常语言具有能指(声音排列组合的意义)和所指功能(符号意义)，那么文学语言只有能指功能。”[9](p47) 小说语言问题成为文学理论热点问题，受到了评论界前所未有的重视，1985年黄子平《得意莫忘言》提出本体论的语言观，“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10](p86-90) 1986 年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语言和小说内容是融为一体的，语言是小说的载体同时也是小说的目的等 [11](p57-60)。1988 年《文学评论》发表程文超、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笔谈《语言问题与文学研究的拓展》。以上探讨促进了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将小说语言从工具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对历史小说作家语言观念转变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莫言认为：“我想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12](p115) 格非指出：“新的形式、文体、语言、技巧、变革是文学的生命。当作家的笔拿起来时，写作就没有任何陈规陋习的限制，对现实本身我在写作时首先考虑的是语言文体。
三、历史反映论的颠覆
由于历史小说题材的特殊性，小说语言除了具备普范性文学语言特征，更要受到历史的规约。正是在这一点上，以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罗兰· 巴特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潮，通过揭示历史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和非透明性，戳破了如实再现历史真实的神话。罗兰·巴特认为，不存在历史事实本身，而一旦语言介入，事实就不可能是历史真实的复制品了，必然糅杂着阐释者的主观判断和价值取向，检验历史的试金石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可理解性。海登·怀特指出，历史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存在，“话语被看作是一种生产意义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传递有关外部指涉信息的工具。”[15](p34) 后现代历史哲学站在语言本体论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历史语言的文本性、修辞性与叙事性，解构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反映论，“在可理解的意义上，一切历史事实都依赖于它如何被叙述。对于人们来说，发生在另一个时空体系的事实，是通过语言的叙述才进入我们的视野的。”[16](p232) 历史语言与历史事实完全契合的反映论被解构，历史小说语言从再现历史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回归到文学语言自身。受到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潮影响，历史小说作家颠覆了如实再现历史的信条，不再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组织语言，而是摆脱了对历史亦步亦趋的依附，从根本上将语言与历史客体隔离开来，通过无拘无束的主观虚构，建立起自我指涉的语言王国，真正做到了西方语言哲学所倡导的“文本之外无他物”。这突出体现在1980 年代后期勃兴的新历史小说，小说语言既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也没有真实的历史人物，读者得不到关于真实历史的信息。作者津津乐道于人性的丑恶与生存的困境，描绘出阴暗恐怖的灰色生存图景，具有浓重的寓言化与哲理化特征。
四、历史话语规范的突破
新中国成立以来，元历史话语严格遵循语法规范，沦为意识形态宣传的载体。茅盾指出，作家对语言规范的遵守事关能否准确传达党的方针政策， “我们应当把学习普通话，今后是学习汉语规范化，看作不但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必要的措施，而且是一项政治任务。”[23](p161) 随着历史小说话语范式的全面转型，历史小说作家以决绝而激进的方式颠覆历史话语规范，拆解强加在历史小说语言上的种种禁锢，对历史语言进行变异以实现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以凸显历史话语自身的审美价值。
第一，语汇。当代历史小说语言的语汇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主要局限于社会政治学领域， “革命”“阶级”“封建”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而其他领域的语汇诸如情爱、人性乃至潜意识都被列为禁区。转型后的历史小说语言则打破了政治语汇的单一与狭隘，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各个领域的语汇都汇集到历史话语中，特别是以往被视作禁忌的丑恶的、病态的乃至肮脏的语汇也堂而皇之具备了文学语言的资格，体现出历史小说语汇的多元与驳杂。除了语汇覆盖面的急遽扩充，历史小说语言还通过对常规语汇的变异、重组与反常使用，从而产生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1)她像对待不听话的小男孩一样，生吞活剥了他的衣裳(莫言《丰乳肥臀》)。(2)枯黄的树叶和草尖上覆盖了一层薄霜，鸟儿迟暮地飞走了(格非《青黄》)。(3)王公贵族们肥胖的身影形同鬼魅，峨冠博带与裙钗香鬓一齐散发着盲目的欢乐气息(苏童《我的帝王生涯》)。(4)神圣的太宗皇帝在媚娘心目中已经沦为凡夫俗子，从此她常常在天子之躯上闻到一股平庸的汗味(苏童《武则天》)。上述的例句都属于语汇的反常规使用，语汇在日常语境中都有着约定俗成的含义与用法，而历史小说语言却打破语汇的正常使用规范，或是改变词类的属性和意义，或是故意打破词汇的固定搭配，力图通过词语变形使得语汇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使读者产生新奇的阅读感受。
比如(1)句中的 “生吞活剥”在日常的交流语境中，较多与思想文化搭配，很少作为动宾短语使用，而这个句子却反常规地与“衣裳”搭配构成动宾结构，违背了常规的词语使用规范，呈现出新奇另类的语言风格。(2)句中的“迟暮”一般作为形容词使用，而在句子中却临时改变了词类的属性，被转换为副词使用。(3)(4)句中的“盲目”与“平庸”作为定语来修饰名词，形成了固定的用语规范，不能与“气息”与“汗味”搭配，而上述句子中则违背了语言逻辑，强行将其搭配在一 起，对常规语汇进行变形，从而使得语汇临时改变固定的含义与语法功能，传达出正常语境下难以表达的艺术效果。
第二，修辞。作家为了加强语言的艺术表现力需要运用修辞技巧 ，当代历史小说语言由于受到工具论语言观的束缚，仅仅局限于常用的比喻、拟人和象征。转型后的历史小说语言广泛运用诸多的修辞手段，除了比喻、拟人等常用修辞，还综合借鉴通感、反讽、回环、反复、戏拟等修辞，增强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即便就单一的修辞方式而言，作家也竭力打破常规，力图创造新颖的修辞效果。以常见的比喻修辞为例，元历史话语中的比喻修辞较多为明喻，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点较多，形成了固定化的比喻模式，如果本体是正面人物或事物，喻体多为青松、朝霞、红日、黎明、拂晓等光明意象，对于反面人物则有着另一套截然相反的比喻修辞模式，从而使历史语言具有鲜明的政治叙事特征。转型后的历史小说修辞拉开本体与喻体的距离，弱化二者之间的相似度，喻体摆脱了对本体的依附。
第三，语法。当代历史小说的语言为了准确无误地传达意义，语句必须严格遵守语法规范，不仅作为句子成分的主语、谓语、宾语不能无故缺失，而且彼此之间的搭配必须严守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律制约，语句表意力求完整、准确与直白，具有鲜明的新闻报道式的工具语言特征。随着历史小说语言向本体的回归，作家试图打破语法规范，通过对句子成分的省略、扭结与反常搭配，对历史小说语言进行变异，增强历史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五、结语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历史小说创作掀起了反叛元历史话语的激进运动，当代历史小说语言范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型。这一转型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由语言工具到语言本体。元历史话语为了准确传达方针政策，要求语言必须准确明白，价值判断鲜明，不允许有丝毫的歧义与模糊，沦为简单的传达意义的工具。转型后的历史小说语言回归文学语言本体，具有丰厚的象征与隐喻的含义，赋予读者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二是由历史再现到自我指涉。元历史话语的信条是通过历史话语真实再现历史，转型后的历史小说语言则颠覆了这一基本原则，其语言符号与历史本来面目剥离，仅仅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营造出仅存在于语言自身的意义空间。三是由遵循语法到打破规范。元历史话语严格遵循语法规范，显得呆滞拘谨缺乏活力。转型后的历史小说语言则以其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大胆反叛日常语言规范，积极探索历史话语运用的各种可能，提高了历史小说语言的技术含量。1990 年代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的全面转型，元历史话语最终被个人历史话语所取代，不同个体依据不同审美观展开自由的话语言说，先锋话语、民间话语、女性话语、网络话语等，从元历史话语破裂处喷涌而出，历史小说语言变得前所未有琐碎与多元。
参考文献：
[1]任光椿. 辛亥风云录[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巴人. 莽秀才造反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吴秀明. 在历史与小说之间[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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