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式(803—863)《酉阳杂俎》与凌濛初(1580— 1644)《二刻拍案惊奇》中各有一则故事，显示了白居易(772—846)在民间的影响：荆州街子葛清……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辨悟……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列位未必识认。亵亵渎渎，看他则甚?”内中……便接口道：“师父出言太欺人!……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乐天，《千家诗》上多有他的诗……” 段成式约在大和四年至六年之间(830—832)见到此事。其时，白居易约五十九至六十一岁。其为中书舍人是在长庆元年四十九岁时，时间约为一年半，后任杭州刺史、刑部侍郎等职。段成式对白居易并不陌生，长庆元年(821)，段文昌为相，白居易为其下属，白集存有为段起草的谢表。段成式不称其三品太子宾客或河南尹职名，仍称其十多年前的五品舍人旧职，不合唐例。后一则故事发生在明代，僧人与乡下教书先生称其“白侍郎”。白在会昌元年七十岁时以刑部尚书致仕，二者官阶差一品，民间不太清楚细节，大致也算取其最高职了。以“白侍郎” 称白居易可能在宋初已如此，如杨亿《庭榴》言：酿酒扶南国，题诗白侍郎。这一细节反映：唐时被偶像化的白居易是被定格在文学才人——中书舍人——这一身份上的。这与白居易后来的自我形象认定并不相同，也与宋化的白乐天形象不同。此事虽细，所寓甚深，细绎推究，有助于把握唐宋转型的历史走向对近古文学的影响。
科场才子形象已被定格
元和之后，元、白作为科场明星成为士人偶像，蜚声文坛。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白居易《与元九书》亦言：“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元和初制举考试成功更有说服力。宪宗初即位，斥逐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永贞党人，庙堂气象转变，亟须新贵补充。元、白科场拔萃，卷文天下传讽，《新唐书》载：“《元和制策》三卷(元稹、独孤郁、白居易)。”宪宗不次拔擢，不到两年，元白就进入了宪宗权力核心圈。
《旧唐书·白居易传》记：“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流于禁中”者就是指《长恨歌》《秦中吟》等作。《与元九书》又言：“及再来长安，……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前为元和四年，后为元和十年由长安贬往江州途经襄阳时。时隔六年，地跨千里，科场高手、诗家才子逐渐偶像化。
元和年间，元、白“歌诗唱和九百章”，令人瞩目，反响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见于孟启《本事诗》，时元稹出使东川：元相公稹为御史，……时白尚书在京：“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这或是后人联想，亦足见士族惊动。第二次是元和五年稹被贬江陵，白作《和答诗十首序》：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凡五六千言……摘卷中尤者，继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并别录《和梦游春诗》一章。元稹作为科场才子、政坛新星，失意被贬，白诗激发了时人的同情，传抄者颇多。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言： “……僻好仆诗章，欲得尽取观览。”
第三次是元和十年后白贬居江州转忠州，稹由江陵转通州、虢州，酬唱甚多，惊动诗坛。白诗《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记述其路遇之事，情义深笃，颇可传讽。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
元和十五年，白结束外贬回京，次年转任中书舍人。《通典》：“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流行文化推高白在诗坛地位，如元稹代穆宗作《白居易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制》：“元和初对诏称旨，翱翔翰林，蔼然直声，留在人口。朕尝视其词赋，甚喜与相如并处一时。”帝王赏识，更加固化了才子型偶像特征。如元稹《孤山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杭民竟相观睹。刺史白怪问之，皆曰：‘非欲观宰相，盖欲观曩所闻之元、白耳。’”经过从元和到长庆近二十年的“炒作”，元、白已成诗坛才子传说。白《醉戏诸妓》：“歌中多唱舍人诗。”其实职是杭州刺史，舍人是朝衔。显然，流行文化中“白舍人”一名更响亮。
贞元之后，科举队伍成倍扩大，取士数量变化不大，竞争日趋激烈，成功者声誉也越来越大。《与元九书》言：“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白居易自幼时家族孤弱，发愤苦学，跻身上层，激励寒族，为时所重。所以，他才会以科场才子的形象为时人所追捧并被流行文化定格。
自认与他认已处分离状态
从五十到七十五岁，白仕途平稳，无惭良吏。但是，重回朝中，裴度、元稹相争，皆为挚友，无可奈何;牛李相争，同属门生，其妻又是杨汝士之妹，与杨虞卿等牛党诸人有着天然关系，不得清净。既已厌倦，只好移官外地或分司东都，自我边缘化。诗中自我形象蜕变：
一是尽责循吏与风流太守的合一。他多以爱民地方官形象来自慰，又颇异循吏，强调职业观念。如《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等，由己推人，同时有意将太守形象诗意化、衙门生活审美化。这透露出一个以俸为生的官僚对自身职业生涯的满足，如《郡西亭偶咏》《对酒吟》等吏隐之乐，琴酒诗兴、丰衣足食。对于曾经的寒士而言，这种知足之乐是由衷的，俗意之中不乏真情。
二是厌官心理与中隐心态的协和。二十年宦海沉浮，颇生厌倦，如《自咏五首》自责无所作为，鄙视贪欲无度，厌恶官场程序，向往平凡世俗化生活。其《喜罢郡》明确表达“己有”“官家”的区别，而尚中隐。其《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本诗作于大和三年，白居易五十八岁，由刑部侍郎转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绝意进取。吏隐强调名士化的为吏心态，中隐是指身处官场却又主动边缘化。其后，或为河南尹，或为太子少傅，直到致仕，多在东都，仕途的顺达与生活的自适，冲淡了厌官情绪，领悟中隐之妙。
三是知足常乐的心态与化俗为雅的会融。依官场为生而不为其所累，享受一种简单而智慧的生活。如其《偶作二首》之一言：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筋骸虽早衰，尚未苦羸惙。资产虽不丰，亦不甚贫竭。这种知足似庸实雅、妙达人生，使得传统的雅俗对立在其诗中又多了一些智愚之别。又《对镜吟》曰：我今幸得见头白，禄俸不薄官不卑。眼前有酒心无苦，只合欢娱不合悲。他认为贪恋长生、功名而殚耗菁华是对生命的折磨，颇类道家生命意识。一去名士的伪饰矫情，天然真诚。又如《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不自洁，不自污，不巢许，不伊吕，水其心，云其身，……吾将体玄以育德。……强学以徇禄…… 知足而守中。他不屈己傲人，透明而不固执。以文代耕，脱弃凡俗，远离身心折磨。儒业宦名是用，恬神育德是体，以用之功守体之全。晚年诗中醉吟先生与香山居士的合成，风流雅趣，妙达禅理。
洪迈《容斋随笔》云：“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不罹贫寒，不愧俸禄，如《题座隅》：“自奉虽不厚，亦不至饥劬。隐士不足多，仕禄无忧惧。”又如《早春雪后赠洛阳李长官长水郑明府二同年》：“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有何功德纡金紫，若比同年是幸人。”二十多年后，面对二位卑职同年，已为三品河南尹的白居易虽有谦语，亦不能免俗。此类诗中，贱隐贵宦，愈益平常。
然而，流行文化仍视之为科场才子。如杜牧批评元白诗风：“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入人肌骨，不可除去。”时在开成二年(837)，元稹过世已六年，白也年过花甲，绝笔纤艳，而元和遗风不歇。又，白居易卒后，唐宣宗作《吊白居易》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元和诗风长盛不衰。唐末徐夤乾宁元年(894)进士及第，其《偶题》言：“赋就长安振大名，斩蛇功与乐天争。”即指白居易《斩白蛇赋》。事过百年，夤仍以此为教材。其《追和白舍人咏白牡丹》与白氏原作用韵相同。白诗约作于元和十年，徐氏仍呼为“白舍人”，说明“醉吟先生”与“香山居士”不甚荣慕。当然，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还与当时白集的流传方式有关。白在长庆四年(824)编定了五十卷《白氏长庆集》，后又增补到七十卷，当时条件难以广泛流传，故 “香山居士”与“醉吟先生”形象不甚清晰。
成为宋官僚士大夫的生活偶像
五代至宋初，《白氏文集》流传更广，白居易文化地位更高。但是，世俗推移，“白舍人”消滞，代之而起的是与白职衔相合的“白傅”，或其自许的“香山居士”与 “醉吟先生”，三事为著：
一是《香山九老图》的流行，白诗《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余亦次焉，偶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且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各赋七言六韵诗一章以纪之，或传诸好事者》，世呼“七老会”，又称“九老会”，誉满士族。日本平安文人菅原道真(845—903)《暮春见南亚相山庄尚齿会诗序》作于日本贞观十九年(877)：“七叟尚齿会，唐家爱怜此会希有……有人传送呈我圣朝。”此画流传到宋代，又被人重新创作，聚会地点由洛阳城内履道坊变成城外龙门香山，七老变成了九老，原来的《七老图》变成了《九老图》，白氏形象也完全宋人化了。名家如李昉、钱惟演、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都有题咏。在他们眼里，官高寿长的“白傅”与乐天顺命的“香山居士”比起仅以诗才获誉的“白舍人”更有吸引力。欧阳修《新唐书·白居易传》增入之。元末张昱有《宋高宗御题李唐画唐香山九老二律诗》，更以帝王之尊强化这一特征。《香山九老图》日益风靡，后来成了标配寿礼。
二是形成尚齿之风，司马光元丰五年(1082)《洛阳耆英会序》，不减唐人高处，以宗白为主： “凡所为慕于乐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贤者于韩公之第，置酒相乐，宾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图形妙觉僧舍，时人谓之洛阳耆英会。……又洛中旧俗，燕私相聚尚齿不尚官，自乐天之会已然，是日复行之，斯乃风化之本，可颂也。在七人聚会中，白三品致仕，职位最高，但年纪最小，故其名居末。“尚齿不尚官”古礼，宋人崇慕，“白傅”之风，世所雅爱。
三是苏轼《醉白堂记》的影响。此文揭示白的三种人生境界：富足安乐，雅善诗文，超越得失、一任自然的人格品位。这体现了宋型文化色彩。此文一出，王安石、黄庭坚都有评论，陈师道《思白堂记》仿习之。自宋之后，其影响已经由诗学范式推广到生活层面，精神内核也从科场明星成为官僚士大夫的生活偶像。
显示了士人文化在唐宋转型中的变化与特色
当然，唐宋之间，偶像化的白居易内在精神的这一转换，既缘于文本由抄到印、完整《白氏文集》得以流行，更是唐宋文化转型历史运势影响，即科举文化及其产生的官僚阶层转型所致。
首先，宋时世庶之别已泯，科场成功者已失去了跨越阶级的传奇性。唐代科举制开始在政治权力上打破了世袭贵族与庶族的界限，但在文化意识上，仍以世族文化为主，接受名士传统。科举取士将以诗赋为中心的名士价值观取向制度化，又将原为世族专有的优先权与身份标志推广到整个士人阶层，诗赋之才、进士及第即可享有名士荣耀。中古名士崇拜转向诗赋、才子崇拜。入宋后，世袭贵族荡然，世庶差异、对立在制度层面已消解了，科举明星魅力大减。因此，才士化的“白舍人”让位于生活化的 “醉吟先生”“香山居士”。
其次，科场庸俗化，科场文化地位下降。与唐代比，宋代科举队伍不断扩大，应试不下一二万人，取士五六百之众，十倍二十倍于唐朝，科场奔竞逐利，考试常规化、程序化，以文求职。传为宋真宗所作《劝学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早在韩愈《符读书城南》、白居易《短歌行》所谓“苦学将干禄”，或可淑世，而升官发迹之风日炽。南宋李之彦《东谷所见》对此深恶痛绝：《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又曰： “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时已萌贪饕，既得志之后，咨其掊克，惟以金多为荣，不以行秽为辱。他指出读书功利化必致官场腐化。科场之士无异商贾之徒，跌下神坛。“白舍人”已然过时。
再次，科举制生产的新型官僚已成士人主体，官僚职业化意识上升，郡斋、宦游产生新型审美趣味。唐“文士”“胥吏”之争，也是世族贵族与中下层寒族之争，由于世族化的名士文化居主导地位，主流文学以脱俗清虚为高，多以陶渊明之类隐士名流为偶像，而距文人实际生活甚远。魏晋名士文化的人格面具消解，展现真实自我，应是唐宋转型在文学发展上的一个走向。白诗脱略名士豪气，展现职业官僚意趣，正是这一历史运势初现。其中隐心态和以宦为乐与宋代士大夫生活更接近，更易引发共鸣，宋化的白居易形象实为科举官僚的精神偶像。因此，宦场成功的“白傅”压倒词场明星“白舍人”。
宋型文化对近世文化具有定型作用，而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成熟是其重要一环，这是对世族宗法社会的重塑。科举制下，世族名士的身份特权被消解了，依宦而生流行，文人价值观念、人生态度重塑。中唐这一趋势初现，“醉吟先生”与“香山居士”应运而生，契合宋后文人官僚化的历史走向，成为新的精神偶像。故考察白居易形象转化，可具体感知这一历史走向，深解宋后文人官僚化的文学特质。
唐宋转型与白居易形象的转换相关论文期刊你还可以浏览：《野草古代文学论文发表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