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作为武侠小说中的一种元素，从武侠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并不是它必须具备的。历史元素在武侠小说中往往以历史细节的形式存在，而这个细节的真伪是无关紧要的。但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即历史观，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与文学 的存在价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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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作为一种叙事元素，是否是武侠小说所必须具备的?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历史的考察与辨析。
清代以来，侠义公案小说日渐繁荣。学界在研究中国武侠小说源流时，始终非常重视侠义公案小说与现代武侠的关系。侠义公案小说有它的特点，小说中有侠，但侠不是独立的，他们是附属于一些大僚的，他们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这些官僚，按鲁迅先生的说法是：“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此乃公论，毋须多言。侠义公案小说中存在历史的元素，小说中的大僚一般来说都是有史可考之人，如《七侠五义》之包拯、《七剑十三侠》之杨一清、王守仁，这是小说中最显著的可以被称为历史的东西。但是，包拯等人的于史可考并不代表小说中的情节就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恰恰相反，小说所言附会者极多。当然，附会与否或多少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什么?是这些历史元素在小说中的存在，它的地位到底如何。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明清历史演义处寻求启示。在明清历史演义观中存在着非常激烈的文史定位之争，而这个争论的存在，其本质是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的特殊渊源以及小说寻求文体独立的探索之间的矛盾。同理可知，包龙图、王守仁在小说中的存在是惯性式的存在，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历史元素的出现是非自觉的。
晚清至民国是社会思想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侠义公案小说转变为武侠小说的重要时期，1908年，徐觉我在《余之小说观》中提到：“小说之趋向亦人心趋向之南针也。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押川春浪各书，若《海底军舰》，则二十二版。”这里我们看到了“武侠”的踪迹，实际上也就看到了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思想者对武侠小说的定位。徐觉我谈小说，为什么要以日本为例证?很简单，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在当时看来是很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的。不仅徐觉我这么看，梁启超也这么认为，如《饮冰室自由书》说：“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 翻译 既盛，而 政治 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只不过这里的分歧仅仅是梁启超强调历史小说与政治小说而徐觉我关注武侠小说罢了。无论哪一种小说文类，都要有益于“新民”，有益于宣传“民权”与“自由”。正如《新小说》第一号所论述的：“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当时《新新小说》杂志曾刊载陈冷血著《刀余生传》，小说中之侠客虽名为强盗，然所行之事却与 民族 振兴有关，其“杀人谱”虽血腥而偏激，其不杀之人倒也是国家的中坚。又如《礼弃六》杂志所载剑秋著《燕子》，借侠盗“燕子”之口，驳斥俄罗斯侵略者对我之欺凌，民族气节立于纸上。我们把民国的武侠小说称为“武侠”小说而非“侠义公案”小说，就不能忽视时人对于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作用的界定，更不能言其为“乌烟瘴气”云云。
既确立了武侠小说的命名，也就等同于肯定了武侠小说的自足性。武侠小说的核心是尚武、是侠义。叶小凤的《古戍寒笳记》和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中都涉及到了大量的历史，但它们的重点还是落实在武和侠上。而这些小说对武和侠的强调，与它们创作主旨的现实关涉性紧密相关，《近代侠义英雄传》霍元甲与洋人比武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常令国人热血沸腾。说它们走的是梁启超小说“新民”的路子，大概不会有错。跟这种路向相对应的，是民国武侠小说中那些与历史关系很微弱的作品，其极至者，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蜀山剑侠传》不仅与历史关系不大，而且简而言之，它跟人世间的关系也不大，表现的是人的自然生命的超越性。它凸显的是武侠小说中武的那一面。实际上，这里就形成了20世纪武侠小说 准备 的两种路向：一种强调武，从《蜀山剑侠传》到后来的古龙代表作，武侠小说的愉悦的功能被突出出来，这种路向的小说一般不跟历史发生关系;跟它相比，另一种也强调武(不如此，它就不是武侠小说了)，但侠的成分被强调得更多，这个“侠”，有“为国为民”的意思在里头，它里面往往搀杂了一些历史的成分，武侠小说的认识功能在这里得到了强调。这是否意味着古龙等人的小说里面就没有“侠”?也不是。如果没有侠，干脆改名为“武打小说”更妥一点。但其实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比如“楚留香系列”的武侠小说身份，这是因为“侠”有它内在的区分，“在中国武侠小说中，最为普遍的侠的结构是‘原侠+善’。”这个“善”有大善与小善的区别，大善意味着隶属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层面，小善意味着隶属于朋友亲眷的凡俗层面。金庸小说里有死守襄阳的郭大侠，古龙小说里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楚小侠，虽有大小的区别，但都是侠。小侠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而大侠则非得在大是大非的考验面前才能显现，而这个大是大非，往往就与历史联系在一起。
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武侠以来，历史对武侠小说来讲并不是必要性的存在。历史是否需要在小说中出现，关键还要看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创作路向的选择。
二、尽管历史不是武侠小说所必需的叙事元素，但部分武侠小说由于其特别的目的，还是需要将历史引入小说。那么，历史在这些武侠小说中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存在?
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历史既然要进入武侠小说，首先就需要分清主次关系，不能越俎代庖，武侠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武侠小说，就在于它的主体或曰重点是武侠，不是科幻，也并非历史，现实世界中没有武侠，武侠生活在小说的世界中，武侠小说中着力建构的世界是江湖。江湖是一个虚幻的世界，这个虚幻是跟现实世界相对而言的，所以江湖中的人物，其能力或行径都是现实世界的规则所不能解释也不能认同的，如大侠超人式的体能或令人费解的 经济 来源等等，但这不影响江湖的自成体系，也不影响江湖的存在价值。江湖有它的独立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个人与江湖的关系来考察，武侠小说所建构的江湖井然有序，这主要表现在江湖为个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成长机制。每个有志于武功的青年都能够加入特定的师门，并因个人天资与努力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武功造诣方面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就。这里的进步之处在于摒弃了经济与血统的约束，彰显的是极为单纯的努力与进步的关系。同样值得称道的是江湖的认同机制，仅就武功而言，如果能达到一定的境界，便能获得相应的江湖认同，这个认同往往是以江湖绰号和江湖排名的方式来实现的。尤其是江湖排名，除了令狐冲刻意的搞笑而外，武侠小说所提供的排名，无论从作者的态度还是从江湖人物的反应来看，基本上都是非常严肃而客观的。当然，这里的认同机制中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即江湖人物所渴望的爱情或婚姻的配给制度，爱情在心灵世界中的位置是毋须多言的，在一般人看来，这无疑是对个人努力的最大回报。所以，个人成长视角中的江湖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它的运行规则就如自然界春秋四季的交替一样自然和无可置疑。汤哲声说：“武侠小说恰恰不是现实主义的，它应该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就千古尽然的理想与现实差距而言，说武侠小说隶属于浪漫主义，是极为正确的。
二是强调江湖的浪漫的质地，就不免使江湖与现实世界相悬隔，这实际上也是武侠小说着力要营造的效果。江湖由人组成，但江湖不是人与人的简单相加，就正如现实世界也不是人与人的简单相加一样。江湖与现实 社会 的同构性在于它本身的演化程度表现在所容纳的个体身上，由他们发言，由他们代表。“人类是动物族类，而工具——社会和 心理 ——情感都由群体历史地形成，但落实在个体的物质生存、精神存在上。”江湖中人与现实中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个体能力的强化。个体能力的强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与自然共处能力的提升，就意味着生存状况的改善，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为什么武侠小说不关注侠客如何谋生?谋生者，谋求生存也。尽管从人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人始终处于谋求生存与更好地生存的语境当中。但现实的人的谋求生存与侠客的谋求生存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人从来没有做到像侠客这样将自身的体力提升到如此的水准，它早就超出了普通人的极限。这就意味着，江湖中人对于物质世界的把握能力和把握方式是不能用我们的既定水平去理解的。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江湖中人对于肉体的掌控能力也是超出现实所能理解的范围的。江湖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取得极大自由的关系，而这是现实中人目前还无法实现的。
如何理解江湖与历史的关系?江湖是武侠小说建构的一个世界，它与历史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个世界中的个人成长与社会关系放到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都不合理。它所书写的是理想，是美好未来，是我们所指称的“童话”，它昭示的是人类的一种可能。这一点，韩云波用“乌托邦性”来概括，是非常准确的。但这个江湖又不太可能在未来实现。为什么?江湖强调的是人的体能，而事实上，蒸汽机发明以来，现实中人更倾向于发展工具来弥补人本身的不足。在能够预设的人类之将来，必定是工具更加先进与人的体能进一步提升的局面。而这是有违武侠小说既定 逻辑 的，工具的存在要突出人的武功，如果做不到，或者工具的风头压过了武功，那就从根本上解构了已经形成的关于武侠小说的传统认识，能否改变这个传统认识?能，但现在还做不到。这也是一个经验变先验的过程。20世纪武侠小说及其经典作品共同锻造了关于自身的若干规则，后人需要遵守，也可以创新，但应该用作品说话，从这个层面上说，武侠小说需要历史。武侠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细节的点缀，以烘托其历史感，从而为小说强调人的体能提供便利。但是武侠小说又并非真正地需要寄身于历史，因为前面说了，江湖中有美好未来的影子，在历史中它无法存身。这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因其矛盾，所以有趣。
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武侠小说中一些现象。武侠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但这些历史细节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又不能同日而语。对于这个问题，应该用金庸的小说来印证，因为它是现代武侠小说中比较成熟的作品。我们经常可以发现金庸小说中有历史细节，比如郭靖守襄阳，比如韦小宝打俄罗斯，但我们也经常发现那些历史细节都是靠不住的，为何如此?江湖的自身逻辑及其存在的必要条件使然。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认同学界的一般认识：“武侠小说写历史无需辨认它的真实性，历史只是武侠情节的一张皮，只要合得上武侠情节的身，尽管挑离奇的写。”
三、历史细节的真实与否在武侠小说中无关紧要能否引申为历史真实与否在武侠小说中无关紧要?不能，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凤歌的《昆仑》在历史叙写方面所引发的争论。
《昆仑》引发的是怎样的争论?我们看到，围绕《昆仑》的一些历史细节的真伪问题，在网络上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在上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重复。但我们发现，《昆仑》在历史方面引发讨论最多显然也最为读者所难以接受的是侠客梁萧尽然助元攻宋，尤其是《破城卷》中梁萧助元攻襄阳城一段，与金庸小说中所叙写的同一段业已路人皆知的故事在立场上是相反的。这就涉及到历史在武侠小说中除历史细节以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历史观了，历史真实也就演变为武侠小说中的历史观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同，认同了，就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在涉及历史的武侠小说中，历史观的地位要比历史细节重要得多，“在作品中，起作用的是真理，而不是某种真实的事物”。
为什么说历史观在武侠小说中非常重要?说来也很简单，这跟武侠小说作为 文学 的使命与责任有关。武侠小说作为文学，就要受到“文学是入学”这一认识的限制。怎么来理解“文学是人学”?纵观古今中外的被我们奉为经典的小说，绝大多数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取向：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的命运的思考。人生活在现实当中，人更生活在历史当中，人关于现实的种种认识莫不或明或隐地带有历史积淀的痕迹，人的一切社会意识都具有历史性，人总是希望更多地了解现在与未来，这样就不免要回顾历史，以获得经验与教训。历史观是人的世界观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为什么喜欢看小说，而且尤其喜欢看历史小说?在相当程度上由此驱动。武侠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它同样也要探讨人生和命运的问题，而武侠小说既涉及历史却没有建立历史观，则是暴殄天物，并与文学的根本目的不符。事实上，如果仅仅把武侠小说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不仅作者，恐怕广大读者也是不能认同的。
我们因而能够理解，那些既涉及历史、并有历史观相随的武侠小说，其在人性表现的深度和随之而来的读者接受程度的获得方面是更为讨巧一点的。相比古龙小说而言，金庸小说的经典化程度显然更甚，这跟金庸小说的历史观表述上的积极和大气必然有一定的关系。正如韩云波所说：“要获得完整、精彩的‘智性’感受，作家和研究者都同样要将个体的生命力量进现出来，只不过它不逗留于当下时间的空间层面，而是穿透千年万载去获取所谓‘永恒’。”成吉思汗，临终时与郭靖的对话，虽为小说家之言，但几乎到达“永恒”的境界了。当然，未必从历史人物的身上才能体现作者的“智性”，岳不群式的伪君子为人所不耻，尽管他并非一个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但这个形象的塑造同样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永恒”哪里来?当然应该从历史中来。“永恒”表现为什么?其中必定含有历史观。这里的历史观是与人生观、世界观相交织的。
当然，人虽然习惯于探索无限，却总摆脱不了自身的有限。无论武侠小说还是诸如历史小说等，它们所包含的历史观经常会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之所以会讨论，是因为出现了不同的认识，这就是由人的有限程度的不等所导致。而且，不仅小说如此，历史也同样如此。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强调了历史的文学性。海登，怀特说：“历史叙事并非是它所标识的事物的意象;它与隐喻一样使人们回忆起它所标识的意象。”历史文本赋予了历史事件故事性与意义，而这些并不是历史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是历史文本背后隐藏的历史观强加的，如果所有人的历史观趋于同一，它就沉积为集体无意识，是很难被发现的，但一旦历史观出现了分歧，原本自足的历史文本往往就会出现不合理之处，这也就是历史文本为人诟病的地方。当然，历史文本的文学性并不导致历史的虚无，就好比纳粹大屠杀也不会因为个别人的否认而被抹杀，它确确实实地在那里，它时刻提醒我们去寻找与衡量安身立命的根据。就武侠小说而言，在历史面前或者在人生面前，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应该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不重复自己，譬如金庸小说所体现出的从大汉族主义到后来的 民族 平等思想的不断演进，更不是人云亦云，譬如凤歌在民族观念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比金庸更前进了一步。
因此，尽管风歌在襄阳城这个关节点上所表现出的历史观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但本文支持风歌在历史观上的大胆进取的态度，在质疑了“从来便如此”的定规之后，不论其得出的新结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新的进程却因此而开启。这是文学，同样也是武侠小说对人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