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是清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喜剧大师，不仅仅他创作的戏曲基本上都是喜剧，他的拟话本小说集《连城璧》与《十二楼》也具有鲜明的喜剧风格，本文是一篇文艺理论投稿，讨论李渔小说的风格特点。
摘要:李渔小说的尚奇观理论在内涵上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非奇不传”、“常中求奇”和“新奇同质”。纵观李渔的白话小说集《连城璧》与《十二楼》，可以看出许多作品都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喜剧效果，而这种喜剧效果的形成与李渔小说“新奇同质”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本文试从李渔小说所选取的题材、所塑造的人物、设置的情节以及大团圆的结局等方面阐述李渔小说“新奇同质”的思想在喜剧风格中的体现。
关键词:李渔小说,新奇同质,喜剧风格,文艺理论投稿
李渔小说喜剧风格之奇主要表现在喜剧风格之“新”这个层面上，这是他小说“尚奇观”中“新奇同质”思想的具体展现(李渔小说“尚奇观”的理论详见2010年05期《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中《李渔小说的尚奇观在艺术手法中的展现》一文)。在李渔之前，诙谐幽默的话本小说不能说没有，但在作品总体上形成如此鲜明统一的喜剧风格，可以说就只有李渔一人。无论什么样的题材、人物、故事，到了李渔笔下，都被赋予了喜剧的特质，无不透露出喜气和乐意。李渔极力主张文学创作要使人“消愁”，给人带来快乐，即所谓“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呜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1]9。在李渔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在作品总体上形成如此鲜明统一的喜剧风格。而李渔小说所显现出的喜剧风格，正是他求新求奇，是其“新奇同质”思想的具体实践。
首先，李渔小说“新奇同质”的思想表现在他善于选择新颖的题材，从而增添了小说的喜剧色彩。
李渔在小说题材的选取上不再像“三言”、“二拍”的作者，依据前人作品所提供的材料，畅演古今杂事，而是随时变更，腾空翻新，使自己的小说题材出新出奇，从而使作品成为“有作者个性的声音”[2]176，形成一种强烈的喜剧效果。李渔是一位刻意求新求奇的作家，他认为:“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3]203他在题材上力求新颖，而这种新颖又常常表现在对现实的夸张或对常情常理的违背，以此来营造一种喜剧效果。
比如《美妇同遭花烛冤，村郎偏享温柔福》，写的是一个又丑又臭的男子先后取了三个美妻，每一个美妻都嫌恶他，最后一个美妻想出奇计，使一家和睦相处。作者一反传统男才女貌相当的配偶原则，别出新意，并极力夸大男子身上的缺陷，将对比极强烈的男女配为夫妻，将生活中极不和谐的事情化为一场忍俊不禁的喜剧。小说后评中对此评价道:“这回小说救得人活，又笑得人死，作者竟操生杀之权。”从而指出了这部作品所具有的喜剧性。又如《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写的是一位女子如何将意中男子夺为自己夫君的故事，这与以往小说中所选用的题材往往写男子如何设计得美妻正好相反。因为悖于常理常情，因此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喜剧色彩。《十卺楼》为了说明“天下好事，只宜迟得，不宜早得;只该难得，不该易得”的新奇道理，编造了一个更为荒唐的故事:一位男子先后娶了九位妻子，但他们的生活都充满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娶到第十个妻子时，却为原妻，夫妻好合，幸福美满。小说以亘古未见的新题材，上演了一出庸俗的喜剧。
《生我楼》中写一位老人卖身为父，这也一反以往卖身为子为仆的题材，不合生活情理，这种题材本身就充满了喜剧意味。总之，李渔为了使他的小说题材呈现出喜剧的色彩，就常常表现出对现实的夸张或对常情常理的违背，而这正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小说观中“新奇同质”的思想。
其次，李渔小说“新奇同质”的思想表现在作者善于选取喜剧型的人物去串联小说的故事情节，从而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李渔是一位编织喜剧的巨匠，他善于设置喜剧型人物，制造喜剧氛围。如《美妇同遭花烛冤，村郎偏享温柔福》中的阙里侯:“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但多紫印;手不叫做全秃，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跷，脚跟点点;鼻不全赤，依稀略见酒糟痕;发不全黑，朦胧稍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带双声;背不全驼，颈后肉但高一寸;还有一张歪不全之口，忽动忽静，暗中似有人提;更余两道出不全之眉，或断或连，眼上如经樵采。”这个形象可谓奇丑无比，虽存在夸张成分，却极富喜剧性。李渔喜欢用漫画式笔法勾勒人物形象，产生耐人寻味的喜剧效果。如《拂云楼》，裴七郎的前妻封氏，生得“面似退光黑漆，肌生冰裂玄纹。腮边颊上有奇痕，仿佛湘妃泪印。指露几条碧玉，牙开两片乌银。秋波一转更销魂，惊得才郎倒褪!”这样一个丑女偏偏到处卖弄妖娆之态:“但是人多的去处，就要扭捏扭捏，弄些态度出来，要使人赞好”。其“雨中摔跤”一段，丑态毕露，造成了极强的喜剧气氛。设置性格互相对立的人物，也容易产生喜剧意味。《夺锦楼》里的钱小江夫妇，性情相左，在女儿婚事上偏又互不相让，两个女儿许了赵、钱、孙、李四家，从而形成矛盾冲突;迎娶时，边氏“捏了闩门上杠子”，把迎亲队伍打得落荒而逃，夫妻只得对簿公堂。《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中费隐公和淳于氏，一个是“强硬丈夫”，一个是“阃内将军”;一个主张一妻多妾，一个极力反对丈夫纳妾，从而形成矛盾冲突;“声讨妒妇”一段，喜剧效果极为明显。总之，李渔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一些“奇”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一些别出心裁的“奇”事，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喜剧效果，而这种效果的取得与李渔小说“新奇同质”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第三，李渔小说“新奇同质”的思想还表现在作者善于依靠奇巧的情节，营造出浓郁的喜剧氛围。
小说之“奇”离不开情节安排之“奇”。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才能吸引读者的兴趣。金圣叹总结说:“(小说)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不追。”[4]133金氏的这番话语道出了小说靠奇险的情节引人入胜的奥妙。李渔也懂这个道理:“戏法无真假，戏文无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1]63现实的动荡和乱离，李渔不是没有看到，而是他更喜欢去写动乱中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巧合，正如他在《生我楼》入话中所说:“从来鼎革之世，有一番乱离，就有一番会合。乱离是桩苦事，反有因此得福，不是逢所未逢，就是遇所欲遇者。造物之巧于作缘，往往如此。”巧合是李渔惯常的喜剧手法，他以难以置信的巧合给作品带来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如《生我楼》写战乱中一年轻人买一老翁为义父，买一老妪为义母，买一女子为妻子，原来竟是亲父亲母和早定下的未婚妻，李渔就是通过如此巧合的情节来造成全家团圆的喜剧气氛。在《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中，写了秦世良多次借钱经营，本钱全失，但巧奇的是后来凡失去的钱财又都数倍地还来，成了财主。恐怕李渔自己也意识到这样的巧事确实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吧，因此他还写了人物秦世良自己都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奇事:秦世良常常对着镜子自己笑道:“不信我这等一个相貌，就有这许多奇福。奇福又都从祸里得来，所以更不可解。银子被人冒认了去，加上百倍送还，这也够得紧了。谁想遇着的拐子，又是个孝顺拐子，撞着的强盗，又是个忠厚强盗，个个都肯还起冷帐来，哪里有这样便宜失主!作者试图通过人物自己称奇道巧，来掩盖自己的过于编造的痕迹，让人更相信这种巧合确是真实的。
其实在设置喜剧性的情节方面，李渔还特别喜欢用高超巧妙的计谋来组织情节，通过人们在计谋中的受骗和可笑的表现而造成喜剧效果。如《合影楼》、《夏宜楼》、《拂云楼》、《闻过楼》、《三与楼》、《鹤归楼》、《生我楼》、《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女子守贞来异谤，朋侪相谑致奇冤》、《说鬼话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等，都是运用计谋来展开情节。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想出奇计，善意地愚弄另一方;由于计谋巧妙，一方的精明和得意与一方的被骗和让步相映成趣，形成强烈的喜剧效果。而这种喜剧效果也正是小说家李渔“新奇同质”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实践。
此外，通过对现实故事情节的转移，弱化矛盾，减少冲突，也增加了小说的喜剧性效果。在李渔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一味地逃避在世外桃·36·源的男欢女爱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或多或少的也写到了现实，但这种对现实的反映却在多数情况下是蜻蜓点水式的，往往把现实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一个故事往往有一个极现实的开端用以展开情节，但又常常刚开了头正需要深入下去的时候却立即刹住，将故事引向他方。在这一点，李渔有着极强的驾驭情节的能力，无论什么样的开端，他都能从容不迫地、在读者不知不觉中将叙述引向他自己的故事中。如《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随发万金》开篇写一个善良的皂隶在衙门中吃不开，屡次受罚，这样的事是现实中常见的，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也不为新奇，作者甚至还揭露了衙门的黑暗:“那同行里面，也有笑他的，也有劝他的。笑他的道:‘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篙。衙门里钱这等好趁?要进衙门，先要吃一服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分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你动不动要行方便’，这‘方便’二字是茅坑的别名，别人泻干净，自家受腌硂，你若有做茅坑的度量，只管去行方便。不然，这两个字，请收拾起。”这也说明作者并非对现实没有认识，只是他不想在作品中追究下去，于是作者接着将故事引向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皂隶偶去算命，知命运不好痛哭，算命先生只得哄他改八字，不想这一玩笑，却真的给皂隶带来了好运。本来是一个悲剧人物，却因情节的转换，而成为了幸运儿。
在这大起大落不可思议的故事中，消解了现实的残酷，留下的是喜剧的热闹和畅快。在《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的开篇，写的是周氏之女为乡宦骗占，被索以六十两银子赎回，乞儿助以三十两，希望别人效仿自己，也能凑起剩下的三十两，谁想人情冷于冰，竟无一人捐助，乞儿也因助银被误判为抢官府钱粮。这是社会现实的真实描写，但至此，作者笔锋一转，将皇帝拉出，一切苦难与冤案解除了，昏官受到了处罚，乞儿竟做了皇亲国戚。滑稽而喜乐的结局，掩盖了现实中的黑暗与矛盾。又如《生我楼》中，写到社会动荡时，乱兵曾“把妇女当作腌鱼臭鲞一般，打在包捆之中，随人提取”，“只论斤两，不论好谦，同是一般价钱”。战乱给妇女带来如此的苦难，但是作者并不想对此多说，反而将如此沉重的事情，化作一桩笑谈:主人公姚纪本为买妻，买来一看竟为老妪，后知是散失多年的母亲;再去买一个，竟是未婚妻。原本人间极悲惨的一幕就被这一家人团圆的喜气冲淡了。
最后，李渔小说“新奇同质”的思想还表现在小说结局上几乎全部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从而营造出美好的喜剧效果。如《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对谭楚玉和刘藐姑两人的结局上主要采用了大团圆的方式。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人互相爱慕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迫使他们想出“戏中戏”的办法来诉衷情、斥富翁。殉情自杀遇救，最后成婚，终于如愿以偿的圆满结局;《合影楼》中的珍生与玉娟，由于父辈不和，隔墙而居，两人不能见面。
但是爱情的力量促使他们想出“借影传情”的招儿来，终成眷属;《拂云楼》，裴七郎是个“风流少年”，抱定要娶绝色佳人，“不然，宁可终身独处”，谁想先娶丑妇封氏，未料“丑到极处的妇人，一般也犯造物之忌”，终于得以移情佳人，一番谋划，最后裴七郎“不但娶了娇妻，又且得了美妾”，结局十分圆满。
又如《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中，吕哉生抱定“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先获取三个名妓的垂青，三个名妓为了固宠，又替他订得一乔姓小姐，而后曹寡妇更是主动示爱，连获五美后，吕哉生“也就心满意足，终日埋头读书”，最后他竟能连中两榜，得做高官，小说的结局是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的。李渔的小说甚至对于恶人恶行也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如《三与楼》中写恶人唐玉川以卑鄙手段谋得虞素臣的房产，虞氏之子为官后，不究前事，并努力为唐家平冤。没有进行强烈的因果报应，恶人得到的报应甚轻。可以说，李渔笔下人物只要有恒心、善念，就总能突破时空的界限，排除外界的种种干扰和阻碍，其结局往往都很美满，这样的小说处理方式就能获得喜剧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反映了李渔“新奇同质”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
总之，李渔力求在小说的各个方面都营造一种强烈的喜剧氛围，努力使作品达到一种“一夫不笑是吾忧”的艺术效果，而这正是李渔小说的独创性所在，也是李渔小说观中“新奇同质”思想的具体展现。而这正是李渔超出以往任何时代小说家的显着地方，也是他突出的艺术贡献。
次，普通话有其自身的科学系统和规律，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每一部分的特点和要求，才有可能针对方言自身问题进行辨析和辨正，把普通话学习好和运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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