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本文是一篇表职称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生命的尊重与信仰。
摘 要：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深受传统文化冲淡美学思想的影响，对生活抱有一种理解和审美的态度。他的小说善于描写小人物的多彩生命， 使其作品中处处洋溢着生命的灵动，蕴含了人类一种强烈又恬淡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体现了其对生命的尊重与信仰，同时，此生命意识促发的诗意书写，对文学写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命,汪曾祺,写作意义
汪曾祺的小说写作处处洋溢着生命的灵动，蕴含着一种强烈而恬淡的生命意识，即善于描写传统日常生活中底层小人物的诗意存在，在普通庸常的生活中添加诗意的生命意识，一度备受批评家指责为粉饰太平。在笔者看来，这种对芜杂现实的诗意写作，处处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和信仰，展示了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高贵情怀，这种书写对现实中的个人以及整个文学写作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伦理价值。
一、汪曾祺书写的生命意识
汪曾祺的小说中到处闪耀着灵动的生命意识，这些生命充溢着普通平实日常的烟火味道，同时在庞杂艰辛的烟火生命中总是有那么点值得留恋的闲适与豁达，给人一种悠悠岁月的诗意，这是一种独特的生命意识写作，其实质就是尊重生命，信仰生命。
他描写家乡高邮已经逝去的传统日常生活，尤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底层人物的灵动精彩的生命。其早期的作品《鸡鸭名家》《老鲁》《文嫂》等篇目，多写一些无名的普通老百姓。炕房的余老五和善于管制鸭子的陆鸭，挑水的老鲁，住在学校为学生洗补衣服的文嫂，或者表现他们以一技之长安于日常生活中现状的诗意生活，或者表现他们的一点点人世的悲哀，生活的不易。作者没有强行去安排他们生活原则，而是按照他塑造的人物本身的原则来对待生活，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余老五、陆鸭的选择，对生活中不幸的文嫂，抱之以同情。就是比较具有现代意识的《复仇》，本身也是写生命，对于人的生命的存在性的思考。八十年代的作品《受戒》《大淖记事》的温馨诗意的描写，对人性、爱与美的表达，更是对生命温馨的张扬和执着，关注的也是普通人――和尚。“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1]
他称自己的作品包含三种感情：“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还有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的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2]其他的或忧伤或嘲谑的作品同样表现出对人性的深沉的思考，《瑞云》是改自聊斋，青楼中貌美的瑞云，以美貌的失去迂回地赢得了美满的婚姻，但瑞云却一直为自己的容貌而耿耿予怀，觉得婚姻有了一点瑕疵、不如意，有一天瑞云恢复了貌美的容貌，本应该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丈夫却因此有了丝丝失落，若有所失。汪曾祺把聊斋作品改写后，加入了现代的意识，这就是人性的探问。《薛大娘》中的薛大娘，一个卖菜的女人，副业是给青年男女拉皮条，自己喜欢保全堂的“管事”吕三，跟吕三偷情。薛大娘，在汪曾祺看来，“身心都很健康。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才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3]还有《虐猫》、《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黄开榜的一家》等，这些或感伤或嘲弄风格的作品，对普通人的自由生命的尊重，对被压抑生命的批判，或者反思人性的问题，都是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注和尊重。
二、生命书写的现实意义
尽管汪曾祺没有像其老师一样宣言“我信仰的是生命。”而是用笔间接地诉说生命的高贵。这种生命的信仰，不同于其老师沈从文，沈从文把生命信仰寄托于湘西那帮子民，希望把勇敢、强健、野性的生命力注入老态龙钟的国民体内，以期重建国民理想人格。汪曾祺的生命的信仰，实实在在地寄托于现实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关心、尊重每一个普通人，他的野心仅仅是通过一种生活态度的改变，去提倡健康的人性，让人活的更充实，更有意义。
作者清醒地知道这世界不尽如意，在汪曾祺看来，那又怎样呢?人还是要继续生活，应“随遇而安”。他在《随遇而安》中曾说：“‘遇’，自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 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44]明白了生活的无奈、无意义，但是并不停滞于无意义，而是要人主动地去发现生活的意义，这就是生活的好玩，也就是生活的诗意。在面对生活的无奈时，汪曾祺看重的是普通人生命本身的韧性，他曾说，“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4]这本身就是对于人，生命的一种珍重和高扬。
汪曾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打量着这个世界的温暖与薄情，温馨诗意的人生更多地进入作者的视野，这也是作者一生所要张扬和认同的，对于世界的无奈，他也不回避，冷然旁观，诚实地记录而已，作为时代的见证人而存在。正如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所说，“作家不是高人，也不是哲学家，他只是要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做个见证。写作是成为见证人的一种途径……作证的最佳途径。”汪曾祺所持握的也正是这样的文学观。他曾经说，自己“只是平平常常地，如实地，如数地把生活写出来。”[5]这种写作观似乎最善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的人物，为那些无名的广大生活的负荷者投出一点温馨的爱意。这就是汪曾祺，一个心怀爱的作家。
爱人，欣赏人，尊重人，关心人是汪曾祺对人的态度，汪曾祺：“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6]而且在小说中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做出判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于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7]在小说中直接摆出自己对人的态度，这是一种对人的大爱。 总之，作者把笔诉诸于感性生命的张扬，对于压抑生命的任何力量，在汪曾祺看来都不是合理的。有些作品对生命的抒写是间接的，比较隐晦，表面上从其作品中看到的是风俗、日常，其实在日常、风俗背后的作者要抒写的是一个个弱小的子民，作者知其弱小无能，才投去了怜悯的一瞥，知世界的广大，但不安于人的渺小庸庸碌碌，祈求在日常的无奈之中让人活得有意义，活得诗意。用诗意来对抗人生的虚无和人生的膨胀，寻找生活的意义。这种对生命的珍重和尊重，使汪曾祺的作品显得特别的温暖、诗意。一个蔼然仁者通过选择那些正面的、肯定的力量加以张扬，似乎在告诉我们一种合理的生活态度，我们对大环境无能为力，但我们是可以自己创造小环境的。正如梭罗所说：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生命的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
三、生命尊重的文学意义
生命的尊重和信仰不仅仅具有现实的心灵慰藉的意义。在更高层次上，其表现了文学写作的伦理意义。这个时代文学应该表现什么，应该张扬什么?
汪曾祺把日常生活写的很有诗意、很美，有时候不惜冒着粉饰现实的嫌疑，这主要指《寂寞与温暖》这类作品。这种写作其实是作者的写作观念的外化，钱穆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8]汪曾祺就是把人生当成文学来书写，文学就是人生。文学去表现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对人性的肯定，对生活的肯定。他想提供给人健康人性，尤其对当代的写作，具有启发意义。我们的心灵不仅需要鲁迅式的思想深度的冲击，也需要温暖，需要爱，需要自尊，需要美好的情操。对于那一代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冰冷的心迫切需要尊严的维护，需要爱的抚慰，需要人心的温暖，需要坚守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汪曾祺曾说：“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不是经过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我是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的。”[9]那个时代呈现给人太多的弊病和陋习，人性经过这场大熔炉的熔炼，心灵迫切地需要休息，需要安慰，需要爱和美的张扬，以期对人性怀有信心，因此对真情的渴望，对生命的尊重是应该被加以张扬的。汪曾祺就是站在人心的角度，对生命多了一份体认和抚慰。这种肯定人的力量是否遮蔽现实本身固有的邪恶?在人心凋敝的时代，对人心失望多于希望的时代，温暖的爱意是最需要，这就是汪曾祺的时代意义。可贵的是汪曾祺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具有可贵的写作伦理意义，就是站在当下，他的作品也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淘洗。那么他的作品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才经得起读者的一再细细地咀嚼?笔者认为那就是对爱和美的追求，这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对此，汪曾祺是清醒明白的：“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10]这是一种不变的立场，这种立场就是谢有顺所说的“生命的立场”，“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这里的“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这就是立场。”，并且认为“文学是生命的文学，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有生命的底子，才有性情的表达。”[11]一切经典的作品，都有一个“常道”在支撑着，这就是对生命的的价值立场，有了生命的体认，作品才感人，人生才有希望。汪曾祺作品对爱与美的追求，对生命的肯定，表达了对健康人性的诉求，这是人永远的追求。汪曾祺的作品守住了生命的价值立场，其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的作品多是经典的作品，经典的产生的原则，李建军认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伟大的经典，也有两个尺度：一个是专业的尺度;一个是伦理的尺度。用专业尺度来衡量，经典作品必是自铸伟词，形式完美的;用伦理尺度来衡量，它必须表现着温柔敦厚的仁爱情怀。”[12]
当下的写作热闹异常，每年大约一千多部作品问世，大量关于欲望的写作，关于底层的写作，很多欲望的狂欢化的写作，没有人性的深度，仅仅在表面的经验层面滑行，生命的厚度被消解了，留下的仅是轻飘飘的生活的复制，能够给人感动的温暖的作品并不多。其原因也许就是写作缺乏生命的温度和力度。“没有友爱，其实就是没有守。我是一直相信，人类的精神和文学，都是有一个常道的。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人类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作出大肯定。没有肯定，否定如何会有力量?没有常道，一味地崇尚变道，又如何能看出这个时代的匮乏?因此，我觉得，处于这样一个价值破败的时代，肯定比否定更重要，常道比变道更重要，当然，建设也比破坏更重要。”[13]汪曾祺的写作更多地去张扬生命的正能量，肯定人的美好人性，肯定日常生活存在的价值，使日常生活中不再那么琐碎，那么烦恼，让广大普通人在日常的琐屑生活中寻找那惊鸿一瞥的诗意，寻求一种生命的慰藉，这何尝不是文学写作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其写作的时代意义和经典意义。
总之，汪曾祺小说中对生命的尊重，既是一种健康生活的态度的传达，还是一种文学写作伦理的标尺。
参考文献：
[1]汪曾祺.关于受戒[A].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37.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A].见：汪曾祺文集(第三卷)[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5.
[3]汪曾祺.薛大娘[A].见：汪曾祺文集(第二卷)[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35.
[4]汪曾祺.林斤澜的矮板凳[A].见：陆建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140.
[5]汪曾祺.野人的执着[A].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09. [6]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A].见：汪曾祺全集(第三卷)[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1.
[7]汪曾祺.卖蚯蚓的人[A].见：汪曾祺全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65.
[8]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8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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