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移民形象经常活跃于现当代小说中，尤其是有过移民经历的作家笔下，严歌苓就在她的小说中刻画了一个个立体、丰满的移民形象，她们的特点各不相同。这些移民形象的不同与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和作者自身经历有关。
关键词：2015论文征稿,移民形象,严歌苓小说
一、移民形象概说
移民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迁移并长期居住、生活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群体，这类人物形象经常活跃于现当代小说中，尤其是有过移民经历的作家笔下。
著名旅美女作家严歌苓就是其中之一。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冷静客观的态度、细腻温柔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个立体、丰满的移民形象。
二、不同移民形象的比较分析
(一)竹内多鹤
多鹤是二战的遗孤，她所在的代浪村作为“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成员，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日本战败后，崇尚死亡和为国尽忠的邻村村长带领村民集体自杀。十六岁的多鹤亲眼见证了绮户村的“最终发言”，她选择通风报信、拯救代浪村。可是，奋力逃出血腥的她却发现自己被麻袋装着卖到张家。
张家需要一个“工具”，代替不能再生育的儿媳为家里传宗接代。起初，多鹤因为“小日本”这个身份而受尽轻视，由于语言不通，孤苦伶仃、寄人篱下的她无处倾诉，几度出逃。命运终于在她第一次怀孕时发生转折，她孕育了张家的孩子，也就有资格成为张家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多鹤不会说中文，就干脆在外人面前做哑巴。人们对她印象最深的两点：微笑和鞠躬。她的笑“就跟密码一样，除了血亲，谁也解不开”，她笑的时候“可以坐在地上，笑的拳打脚踢、披头散发”，“她没办法讲出大笑的由头”，她的笑从来不藏掖。她笑起来的样子让人叹息，孤女也能笑的那么好。是她本性的天真赐予她如此纯粹的笑。她那带有明显日本风格的礼节更是让人震惊：双膝并拢，两手抚腿，身体一折为二，弯腰九十度的鞠躬。正是这种在她看来理所应当的礼节，成为人们怀疑张家买入日本女人的把柄，多鹤只能跟着张俭夫妇南迁。
随着一对双胞胎儿子的诞生，多鹤在张家获得了话语权。她不再是随时可以丢弃的“工具”，而是三个孩子口中的“小姨”。她可以强制这个家里的人按她的方式洗脚，“只要孩子吸吮她的乳汁，她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神圣不可犯的，是天条确定的，她的位置就优越于屋里这一男一女。”
随着多鹤在张家话语权的稳固，她与张俭的爱情也悄然萌发。张俭对她的感情经历了轻视——怜惜——爱恋的变化，而她对张俭则是惧怕——依靠——爱恋的过程。彼此相爱，却是无法言说的爱，只能埋在生活琐事中。
多鹤成为张家的支柱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她将患癌症的张俭和自己的两个孩子接到日本，开始新的生活。这一切都源于日本战败后“杀婴”行动中被多鹤救下的久美的帮助。
严歌苓将多鹤置于文化鸿沟和历史潮流中，重点表现她无法磨灭的善良、纯真、包容的本性。
(二)小渔
《少女小渔》是一部描写海外华人“绿卡婚姻”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故事本身并不新颖，主要讲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移民套路：中国少女为获合法居住权而与外国老头“假婚”。但故事的侧重点却是这位善良、无私、温顺、甘愿自我牺牲的中国少女如何用自己的本性去感化生活混乱、邋遢、爱占便宜的意大利裔老头，让他重新活出自己模样。
小渔早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少女”，但严歌苓却用“少女小渔”作为题目，的确暗示出主人公小渔的本性。
温顺：在男友江伟面前，她从来都是惟命是从。她的爱情可以由无数个“被动”组成：被人带去参加江伟的出国饯行、被江伟爱上、被带出国、被安排“嫁”给外国老头。她从来不懂得拒绝，不善于反驳，只知道服从江伟，就是爱。
无私：小渔就像《海的女儿》中的小人鱼一样，在人与人的竞争中甘愿牺牲自己，只为对方过的幸福。她在大陆做护士时，为了满足一个濒死的病人的愿望，竟把自己的童贞奉献出去，只因为那病人跟渴急了似的，样子真痛苦、真可怜。这种对弱者的怜悯上升为一种母性，包容着所有无助的人。江伟因为吃醋而向她发脾气，她虽然委屈地想哭，却发现江伟伏在她肩上流泪，于是她把哭的机会留给了他。她每次都用母性的宽容和关爱来容忍江伟的抱怨和发泄。
善良：小渔以东方女性特有的善良、包容使“假丈夫”焕然一新。在这里严歌苓将落魄邋遢的外国老头与清纯少女之间的情感刻画到极致。宛如父女，却是小渔一直在帮助、包容着老头。老头一次又一次涨房租、变换名目从她这里报账，她都委屈着自己，默默接受，只为让老头的日子好过一点。在办理结婚手续时，老头按规矩拥抱她，“看到一张老脸向她压下来，她心里难过起来。他那么大岁数还要在这丑剧中这样艰辛卖力地演，角色对他来说，太重了。”她心甘情愿地给老头打扫卫生，给江伟的房客收拾房间，却从未抱怨过。
(三)海云
《红罗裙》讲述了少妇海云带着儿子嫁给71岁的美籍华人周先生之后的生活困境。改嫁后，海云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丈夫，衣食无忧，但是精神上的空虚令她日益苦闷，她开始将全部精力放在试新衣服上。
继子卡罗被海云身上散发的东方美所陶醉，借机向她表达暧昧之情，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本能欲望。亲生儿子一直对海云的新家庭不满，追问“你图他个老东西什么”。海云并不爱丈夫，她图的是丈夫给她的合法地位和富裕的生活，但她的亲生儿子却无法与继子获得同样的物质和地位，甚至受到歧视，这令她更加疼惜自己的儿子，这种感情逐渐上升为超越母爱的恋子情结。
严歌苓将海云置于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通过海云与丈夫、海云与继子、海云与儿子、继子与儿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将人性的自私、情爱的扭曲、母爱的包容表现地淋漓尽致。
(四)五娟
《约会》这篇小说将母子畸恋发挥到极点。故事的前半部分描述一场情人间的约会，女主如何期待、如何打扮，男主如何绅士、如何迷人。直到男女主人公开始对话后，读者才渐渐发现两人的关系并非情人，而是母子。
五娟为了获得合法身份而嫁给外国老头，年迈的丈夫发现五娟与她的儿子晓峰过于亲密而将晓峰驱逐出去。每周四是五娟与儿子的秘密会面时间。对五娟来说，星期四成了她活着的全部意义。
五娟怎么都五法掩饰自己对儿子的痴迷。尽管年迈的丈夫努力尽自己的责任，讨好似的对五娟好，可她的心始终被儿子所占有。正如她分娩时，在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撕裂过程中，她感觉“晓峰占有着她，以他的全身，最猛烈最完全的占有。”
最终，面对丈夫百般讨好和乞求，她还是选择放弃丈夫，与儿子“私奔”。却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将是儿子的“背叛”：一个成年的男子想要摆脱长辈的愿望。
严歌苓用“约会”作为小说的题目，有意暗示五娟与儿子之前超乎母子之情的畸恋，而这段恋情最终以儿子“失约”作为结局。
(五)南丝
《冤家》中的南丝是整部作品集中唯一一个靠自己的实力在国外独立生存的女性形象。
南丝的丈夫是同性恋，这是她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耻辱。而女儿璐与丈夫的亲近使南丝与女儿之间产生了矛盾，成了一对“冤家”。南丝对丈夫一家人的感情可用“鄙视”来形容。她称呼他们为“张家人”，认为他们总是吝啬、怪诞，学历高、能力低。她拒收丈夫寄来的抚养费，并以独自将女儿抚养成人为傲。抚养女儿的工程是她心中最壮丽的事，她不需要任何人参与，尤其是“张家人”。
南丝在美国从一无所有混起，“为自己既不靠嫁人亦不靠学位甚至不靠英文就混下这片江山而自豪。”她可以随心所欲地穿名牌、住大房、开豪车。她按照自己的方式将女儿璐培养成自己的模样，唯一的偏差便是璐身上的“张家人”血脉。
无可替代的血缘关系让璐与父亲更为亲近，甚至为了维护父亲名誉做出令南丝丢脸的事。母女的矛盾由一次争执而引发的车祸上升到极点。被压在残破的车底下的南丝只能眼看着女儿一步步走远。严歌苓用“冤家”来形容南丝母女的关系，暗示丈夫缺席的情况下，两代女人之间的争斗。
尽管这些移民形象各有特点，但也有可以探寻的相似点。
1.被放逐的丈夫
当严歌苓笔下的母子关系发展到扭曲甚至畸形的时候，“丈夫“这个角色就不再重要了。于是作者将这类角色放逐到故事之外，将他们淡化，不再浪费笔墨详述这多余的角色，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去构造一个缺席的丈夫。
《约会》《红罗裙》中的五娟、海云都是为了在国外获得合法身份而嫁给年老的丈夫。但是她们与丈夫之间没有爱情，又无法得到丈夫的尊重，经济上不独立、语言不通的她们为了摆脱精神困境、宣泄压抑的情感，将所有心思转嫁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母子之间形成了一种超乎母爱的亲密之情。而法律意义上的“丈夫”就被她们排挤到感情的门外。
《冤家》中的南丝则是经济上不依赖任何人的女强人形象。她因丈夫是同性恋而感到耻辱。坚强独立的她在美国不靠丈夫、不靠学位、不靠英语而获得自己想要的富裕生活，与高学历、低能力的丈夫一家人形成鲜明对比。她对丈夫只有恨，她认为恨才是正经事，爱只是一种消磨。
2. “将儿子装回子宫”的渴望
过分重视母性，过分强调母性的强大，一定程度上使女性压抑的情感在最亲近的儿子身上爆发。
在《红罗裙》和《约会》中，海云和五娟都有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经历，在这个撕裂过程中，她们享受着儿子的占有，理所当然的将儿子视为身体的一部分。当她们在异国饱受精神空虚的时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儿子，希望“将儿子装回子宫”，重新获得这个“身体的一部分”。
3. 善良的本性
《小姨多鹤》中，身世凄惨的多鹤在张家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但是本性善良、纯真、忠诚的她始终默默爱着张俭、照顾朱小环和孩子们。为了张家人的名誉和生存，她甘愿隐没，放弃自己的幸福，做孩子们的小姨、张家的长工。
《少女小渔》中小渔继承了中国女性善良、无私、温顺的美德。她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她用自己的本性去感化生活混乱、邋遢、爱占便宜的假丈夫，让他开始新的生活。
尽管《红罗裙》中的海云利用年老的丈夫获得身份和金钱，但是空虚的物质生活并没有泯灭她心底的良知。她觉得七十多岁的丈夫每天辛苦工作供养家人太不容易，所以不舍得买贵衣服，为丈夫省钱。
4.残缺的爱情
残缺的东西总会带给读者无限的想象。“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心理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种完形倾向，这种倾向是出自本能的,外界客观事物无法改变,这种完形倾向总是想将有所残缺的东西完整化。这是一种对外界事物进行理想化再造的过程，人们能在这种再造之中获得一种愉悦感。同时，残缺表现了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某种真实性，使人感到亲切自然。
多鹤与张俭是相爱的，但是由于身份的限制，她只能与朱小环分享张俭的爱，默默守候只剩一半的爱情;小渔的爱情并不明晰，她爱的男友将她嫁给一个老头，又因为她对老头太善良而无法接受她;海云和五娟一直没有找到真爱，她们的丈夫只是身份的象征，空虚的心灵只能依靠儿子支撑;南丝不需要爱情，她对男人只有恨，爱情对她来说仅是消遣。
三、《小姨多鹤》和《少女小渔》中移民形象不同的原因
(一) 历史与文化背景差异
无论去往哪个国家、哪一代移民，他们总是要面对一个障碍：故国和移民地两种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激烈碰撞所带来的心理落差。
从历史角度看，《小姨多鹤》和《少女小渔》中故事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差异。前者发生于二战后，经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跃进运动、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中日邦交正常化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间跨度较大。而后者中的人物属于“新移民”，故事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时间跨度较小。
从地理角度看，《小姨多鹤》中的竹内多鹤由日本迁居到中国生活。而《少女小渔》中的人物由大陆移民到海外生存。
从文化角度看，漂泊在异乡的人们很难快速融入不同种族的文化，巨大的心理落差引发厚重的乡愁。
对多鹤来说，她与张家人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隔膜，这是中日文化差异的表现。在生死观方面：日本文化更崇尚死亡，把死亡当做神圣的仪式，死亡可以超脱一切;而中国文化更重视重生，更看重生命本身的价值。所以在日本战败时，多鹤的同胞几世同堂地集体自杀，不愿屈辱地活着。在张俭企图把多鹤弄丢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死，她要与亲生孩子同归于尽，做回代浪村的人。在忠孝观方面：日本重视忠，为国捐躯可以不在乎血脉延续;而中国更讲孝道，对长辈尊敬和顺从，把为家庭延续血脉视作责任。所以日本人为了为国尽忠展开大规模“杀婴”和自杀行动，中国的一户普通人家买入陌生女孩为家里传宗接代。在家庭伦理方面：日本文化并不重视血缘关系，而中国文化则十分看重，更多表现在对家庭成员的认定上。所以当朱小环与二孩发生争执时，她看清了这并非自己的孩子，她认为血缘关系会让人理所当然地亲近。
对小渔、海云、五娟、南丝来说，她们始终面临着生存压力和精神空虚的双重困境，这使她们“对故土的眷恋不能以一种简单的回忆来解脱，对异域文化的主观向往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认同。”严歌苓认为，移民是最脆弱、最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将最残酷的环境最逼真地反映出来，移民的生活注定充满戏剧性。直到当今社会，女性依然是社会文化中的弱势群体，她们承受着社会历史强加在身上的性别压力。而移民到海外的女性处于更加严峻的形势中，不但要承受各民族女性共有的性别压力，还需承受来自强势文化的精神冲击。例如：海云和儿子在丈夫的家里受到种族方面的歧视，丈夫和继子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但是两人并不是在看电视，而是借电视来营造一个只属于他俩的氛围，“以这氛围在这家中做一种微妙的划分”。个性坚强的南丝退换新衣服时因为语言不通、不理解商场规则而受到售货员的轻视。善良纯洁的小渔屡次遭遇意大利老头的变相敲诈……
(二)作者自身经历
严歌苓于1957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萧马是专业作家，母亲是演员，她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阅读了大量文学著作。1970年参军，考上成都军区文工团，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舞台生涯。其间她跟随部队巡回演出，领略祖国壮丽风景，这对她写作气质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后，严歌苓移居美国。初到海外，她为生活所困，曾做过餐馆服务员、模特、保姆，又因为英语不熟练，表达不自如而自卑。正如她所说，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因此她将大量心思放在学习上，努力攻读文学学位。后来，她跟随曾为外交官的丈夫游历各个国家，感悟风土人情。基于这样的经历，她对海外华人的生存困境有着更加真切的体会。
作家自身的成长经历、教育经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对创作风格产生影响。而不同国家、种族、地域的文化也会对作家的作品内容带来变化，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由此变得立体、丰满、个性鲜明。
参考文献
[1]严歌苓：《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
[2]严歌苓：《少女小渔》，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
作者简介：陈曦(1990-)，女，山东泰安人，济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