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分析《姐姐的守护者》中的主要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并探究其原因。小说涉及亲情、科技和生命的关系，揭露人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日新月异并向传统伦理道德发出挑战时的无奈和彷徨。
关键词： 核心论文发表,《姐姐的守护者》,伦理困境,伦理选择
一、导言
聂珍钊在《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文中指出文学产生最初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目的，是为道德目的服务的。伦理视角下的文学及与文学有关的种种问题，可以超越历史、社会、阶级、政治、文化，甚至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作品，寻找和解构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线和伦理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姐姐的守护者》讲述了一个家庭伦理悲剧，五岁大的女儿凯特被确诊为罕见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亲人都与凯特的血型不符。在绝望和失望时，母亲莎拉在医生的建议下，生下小女儿安娜来拯救凯特，从此安娜成为姐姐的“药”。安娜十三岁时，她将父母告上法庭。小说中富有争议的故事情节和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小说中人物的伦理困境和艰难的伦理选择挑战着读者的伦理底线。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日新月异向传统伦理道德发出了挑战。
二、母爱的天平
在不了解新医疗技术能否如预期那样治疗凯特的病就下决心制造一个专门提供医药资源的孩子时，母爱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姐姐。莎拉的伦理困境由此开始。
莎拉全身心照顾凯特，没有精力关注杰西的发展，所以他成为一个问题少年;莎拉对于安娜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爱，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把安娜送上手术台，为姐姐提供白血球、干细胞、骨髓等。一直以来都是安娜在提供保住凯特生命需要的一切资源，而现在，凯特突然病变，急需一个肾脏。父亲想要孩子自己做决定，毕竟她十三岁了，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和思想。可是在母亲莎拉眼里，安娜没有理由拒绝，她觉得一家人就应当提供帮助。
直到安娜将自己告上法庭，莎拉才意识到自己母爱的天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朝凯特倾斜了这么多。在法庭中，莎拉为自己辩护，与对方律师的对峙最后变成了亲情的对质，她意识到自己的确做得不够公正。她声泪俱下地剖析自己，给安娜解释，更重要的是撕心裂肺地陈述作为母亲，爱的能力和爱的选择的艰难。“我的人生宛如建筑物着火，我的一个女儿在里面，而唯一能救她的机会是派我的另一个女儿上场，因为只有她认识路……我知道那可能导致我同时失去两个孩子吗?是的，我知道。我知道还要求她去做，或许是不公平的吗?我绝对知道!可是我也知道，那是我唯一可以同时保住她们两个的机会。那合法吗?合乎道德吗?那是疯狂的、愚蠢的，还是残酷的主意?我不知道。可是，我衷心相信那是对的!”
这个慈爱的天使母亲无情地像恶魔一样将一个女儿的性命与另一个女儿的性命拴在一起。她想救孩子，可是一个孩子因为救前一个孩子将逐渐失去身体器官，亲手摧毁一个女儿的健康换回另一个女儿的健康。在她感觉欣慰的同时，失去难以察觉的珍贵的孩子的正常成长和心理健康需求。她伟大而自私的爱是残忍的，她在牺牲和委屈中竭力保证家庭的完整，却平衡不了生命伦理和个体人格的天平。这位负重的母亲看上去渐渐失去了理智，走向极端，她选择家庭伦理平衡，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永远无法逃离、无法直面的生命伦理的拷问。
三、生死的选择
姐姐凯特和妹妹安娜一直生活在伦理困境的彷徨无助中。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生活方式，幼小的她们一次一次地经历着手术带给家庭和心理和身体上的伤痛和无奈，但对于生命的渴望从来没有停止过。
妹妹明白她没有办法和其他正常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快乐成长，因为姐姐发病的时候她必须提供保障，她是姐姐的“守护者”。安娜同情姐姐，也默默帮助姐姐。她清楚自己存在的实质，也认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她对姐姐的爱和表达方式似乎超过了母亲对女儿歇斯底里般的痛爱。由她大段的独白可以看出她既有同龄人的彷徨和无助，又有同龄人不应有的成熟，由她对捐肾风险的认识，看出她对伤痛和死亡的恐惧和不安。生命多么可贵，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呢?
姐姐凯特生活在感激、歉疚、自卑和矛盾中。她明白妹妹现在的一切都不是她自己选择的，她是无辜的，她本不应该遭受这种折磨。但她又庆幸自己有疼爱、关心自己的亲人，在对亲人的愧疚和牵挂中，凯特陷入深深的矛盾中。追求幸福和快乐是每个人的天生权利，尤其当病友男朋友出现的时候，她活下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安娜起诉了父母，申请医疗自主权。她想要活下去，健康地活下去。即使她明白自己的生则意味着姐姐的死。在生死抉择面前，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也都是受尊重的。法官最终宣布安娜胜诉，她将拥有自己的医疗决定权。安娜活下来了，而凯特将不久于人世。但这时安娜却揭示了一个惊人秘密：是凯特请安娜上诉父母的。凯特想让大家都从伦理困境中解脱出来，她认为只有自己离开才能换来大家正常的生活。每个人要得到什么，都有赖于别人的给予。生和死也是一样。做出这样的伦理选择想必是经过炼狱般的思想斗争的。我们是在为安娜开心呢，还是在为凯特难过?法律永远都有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最终伦理只有选择付出或接受。
最终安娜还是死了，她赢了官司，却在回家途中遭车祸成了植物人，被宣布脑死亡。安娜所有器官都接受了移植，姐姐凯特手术后恢复了健康，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安娜的意外死，在这场伦理困境中却一点也不意外。在同名改编的影片结尾，安娜获得了医疗自主权，健康地活着，姐姐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死了，却有人因此重生了，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四、结语
这样的伦理悲剧，这样残忍的选择，让每一位读者唏嘘不已的同时不禁深思：安娜的出生方式和出生目的太特别，而她在拯救另一个生命的同时也让自己的生命面临危险甚至死亡。那么如果安娜根本没有出生呢?如果没有她，那么凯特同样需要接受各种治疗，最后慢慢死去。现在安娜来救凯特了，代价是其中一人死亡。为了拯救一个生命而生育另一个生命，将后者作为人体组织与器官的捐献库，这是将生命当做工具，而非当成生命本身。同样是一个生命的死亡，孰轻孰重?
我们在承认优生学带来的福利和高速发展的遗传基因技术带来的生命奇迹的同时，也发现生命反而面临更多威胁，生命的构成越来越容易受到外界干扰，生命的本源可以人为改变，甚至生命被物化或商品化，伴随而来的将是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伦理的冲突和道德伦理的模糊。这样处在高科技光环阴影下的道德缓坡和伦理扭曲，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反而让人类像机器一样批量生产，最终成为某种理念、某种科学的试验品。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伦理学的颠覆给予新时代一个新课题，也激发我们对伦理和道德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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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万洪，程骞.缤纷法影(美国电影中的法律)[M].法律出版社，2012.
[5]朱迪・皮考特，著.林淑娟，译.姐姐的守护者[M].南海出版公司，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