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史记》《汉书》和《报任安书》的相关记载对李陵事件进行分析，得出李陵事件是在李陵的自负轻狂，汉武帝的偏狭武断和当时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下发生的。同时对司马迁与李陵事件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司马迁的童年经历和人格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职称论文发表期刊,《史记》,李陵事件,司马迁
一、李陵事件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史记・匈奴列传》中也有记载“其明年(即天汉二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后二岁，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因�将军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贰师乃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游击说无所得。因�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诏捕太医令随但，言贰师将军家室族灭，使广利得降匈奴。”
由这两段集中描述可以知道事件的经过，天汉二年的秋天，刘彻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在与匈奴右贤王的军队在祁连山交战，斩杀匈奴士兵一万多人。在准备回朝的时候被匈奴军队包围，汉军死伤惨重。汉武帝派出因�将军公孙敖从西河出发，与强弩都尉会师后，却没有接应到李广利率领的军队也没有遭遇匈奴。于是又派出步兵五千由李陵率领到居延海以北大约一千里的地方，想以此转移匈奴的注意。李陵率兵到达后等待了一段时间到了约定撤兵的时间却遭到匈奴八万大军的包围截击。李陵的五千步兵，死伤过半，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李陵率领士兵军边退边战，但是到了距离汉朝边境一百里的地方时，匈奴兵截断了他们的去路。在援兵未至，匈奴猛烈进攻的情况下，李陵投降了匈奴。单于十分敬重李陵，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事情传回汉朝，汉武帝一怒之下处死李陵的母亲和妻儿，夷其三族，从此以后，没有了陇西李氏。第二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十六万大军从朔方郡出发，并调遣强弩都尉路博德率领一万士兵与他会合。另外还有游击将军韩说率领的三万兵马和因�将军公孙敖率领的四万兵马。消息传到匈奴，单于就率领十万骑兵迎战在余吾水南。就在李广利与匈奴大战十多天时，听说他的家族因为巫蛊之罪被灭族，就率军投降了匈奴。而因�将军公孙敖同匈奴左贤王交战，十分吃力，于是领兵撤退。这两次对匈奴的战争，汉朝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而且都因为听闻家族被灭而使两员将领投降匈奴。
二、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原因
(一)童年经历带来的对人格的影响
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作了详实的传记，但是他对自己童年的经历却只写了十五个字，“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十岁读古文。”这十五个字代表了司马迁童年的两个截然相反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出生至“耕牧河山之阳”。这是司马迁最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时的司马迁是纯真自然的状态，这短暂的状态结束在十岁。第二个阶段“十岁读古文”至以后，这时司马迁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我意识，“读古文”古文背后的文化和民族慢慢与司马迁融合在一起，萌生的文化意识让司马迁的潜意识内容发生了变化。不论古今，父亲在所有孩子心目中总是权威的象征和不可超越的存在，这是一种天然的意识，而中国文化更是将父亲的地位提高到权力的地位。那么司马迁除了天生对父亲的敬重之外，在自我意识觉醒和文化意识的影响下他感到了父亲形象开始敌对和压制他的生活，作为一个史官的儿子他注定要继任父亲的职务成为史官，就连自己将来的职业甚至事业都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这让司马迁感到焦虑和恐惧。
(二)负疚感的产生
渴望摆脱父亲权威的司马迁在进行着不断地尝试，于是他离家，四处游历，既丰富了见识也博得了赞誉。但是原封元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二十多岁的司马迁必须面对父亲的死亡，父亲去世的场景也一直保留在他的记忆中“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王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正、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当自己一直渴望摆脱的权威不在了的时候，司马迁感到茫然，失去父亲权威的空间突然变得空虚和混乱，想到以前对父亲的敬畏、憎恨和逃避，司马迁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
这种负罪感让司马迁承担了父亲的职位和学术思想，并且接手编写《史记》这一文化巨制。但这种责任感仍旧难以消除负罪意识。因此司马迁对奴役的默许便是一种排解负罪感的有效形式。他说，“文史星吏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但自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谒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耿，以求亲媚于主上。”这种奴役的方式正是以对帝王的认同来实现的。“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日：‘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三)找到自我救赎的途径
《史记》中还有一段“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怿。……惨凄怛悼，”或许这才是司马迁说出那一段话的原因。司马迁并非不会察言观色，只是他看出了汉武帝的忧愤，这个场景迅速与父亲去世的场景重叠，司马迁的负罪感来势汹汹，负罪感建立了一系列只在避免同样事件重演的规则。这时的司马迁急需借这件事情救赎自己。司马迁内心深处的对权威的蔑视和潜在的颠覆意图体现在他在为李陵辩护时的激昂和独断。这与汉武帝的情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触怒了权威的司马迁面临两个选择，死亡或者被阉割。苦于负疚感的司马迁选择了宫刑，这也就意味着他拒绝了自己的性别，也割断了与父亲的关系。李陵事件对于司马迁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而司马迁通过这一次事件摆脱了压抑已久的负罪感成为一个痛苦却清醒的自由人，他不再为父亲象征的文化传统负责，开始属于自己的自由创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史记》在李陵事件之前就已经开始编写却是以李陵事件为标志。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5.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8.
[3]司马迁.报任安书[A].钟基，李先银，王身刚译注.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2009：312～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