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重读鲁迅，余华顿然发现：鲁迅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简洁、最有学问的作家之一，置于卡夫卡、博尔赫斯与马尔克斯之间毫不逊色。其实，做余华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在学界亦是个充满活力的课题：一是鲁迅与余华分别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创作高度;二是同为浙江籍作家，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三是都有弃医从文的经历，从医的实践对文学创作或多或少有着影响;四是都是“拿来主义”的实践者，自觉地向西方作家学习写作技巧;五是两人有着相近的创作主题，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现实的针砭。余华也承认，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既便如此，余华仍然认为鲁迅的作品对其没有构成实质性影响，只会在情感和思想上支持他之后的写作。
摘要：余华深以取法西方现代文学为荣，至于与其有着整体相似性的鲁迅，他一直讳忌莫深。余华的“鲁迅论”始终重叠在几篇小说的技巧之上，并未涉及两人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广泛师法西方文学的迫切性与直接性所致;二是余华与鲁迅有着相异的创作诉求;三是余华面临着“两个鲁迅”的阅读。隐言与鲁迅的承继关系，既是影响的焦虑，也说明了余华尚未超越技术写作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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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6年后余华在多个场合谈及过鲁迅的作品：或是正面谈到，如《狂人日记》《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波》及《故事新编》;或是浮光掠影，如《呐喊・自序》《娜拉走后怎样》。至于国内外公认的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却没有提及。吊诡的是，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余华笔下的人物“福贵”“许三观”与阿Q精神上的承继和变异。
《孔乙己》被余华推崇为世界短篇小说的典范，与《青鱼》(杜克司奈斯)、《在流放地》(卡夫卡)、《伊豆的歌女》(川端康成)、《南方》(博尔赫斯)、《傻瓜吉姆佩尔》(辛格)、《礼拜二午睡时刻》(马尔克斯)、《河的第三条岸》(罗萨)、《海上扁舟》(史蒂芬・克莱恩)、《鸟》(布鲁诺・舒尔茨)一并影响着他的创作。余华认为小说集中体现了鲁迅思维的迅捷与直抵现实的迅猛。思维与表达的媒介是语言，语言的简洁有助于表达效果的显现。小说的开头寥寥数语，就把孔乙己的特性与命运纤毫毕现。余华觉得小说的结尾写出了作家的责任感，一句话就把孔乙己“腿断”的悲惨现状表述清楚，干净利索。写作到了关键的地方，不是绕开，而是迎面冲上去，体现了鲁迅作为一个大作家对细部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因为鲁迅的“语言像核能一样，体积很小，可是能量无穷。”[1](P39)他能“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来描述孔乙己的一生，那几乎是一种散文的笔调，但细节并不因语言的简练而丧失，相反，它很丰富、很饱满。”[2](P23)余华主要关注《孔乙己》的技巧层面，如开头与结尾的巧妙，语言简洁有力以及细部描写的丰富。
至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出彩之处，余华捻出“举重若轻”四个字来概括，并认为这是鲁迅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他说鲁迅的语言“立即展现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像子弹穿透身体，而不是留在身体内，语言之锋利，真令人折服。”[2] (P22-23)余华的阐释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举重若轻”的修辞策略，在情节趋向高潮之时，在情绪趋向激烈之时，不是继续推波助澜，反而冷淡处理，意在风轻云淡之处见出人物的真心理。二是鲁迅的语言富有力量，一针见血，能够直逼人的心灵与情感深处。
在余华看来，有些长篇巨制是正面面对(或描述)时代的写作，而鲁迅的《风波》以短篇反映时代特征。余华对这篇作品是有诸多保留的，只是觉得这篇作品也很好，但还没达到令他砰然心动的地步。小说的最经典部分是赵七爷的出场，“赵七爷的一条辫子，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时代的变革和那时时代特有的气象;赵七爷的一条辫子，也生生道出了所有小人物的无奈：变革是上头的事情，小人物没有自主的权利，一个不小心还要人头落地，只能取中庸之道，明哲保身。其实在现实社会，我们很多人依然是‘赵七爷’，或多或少有赵七爷的因子。”[2](24)赵七爷的辫子盘上与放下跟皇帝坐龙庭密切相关，虽然有些功利或者说油滑，却是在没有个人空间的社会生活中生存的唯一选择，是面对社会动荡的微弱反应。
对于《故事新编》中处理历史题材的方式，余华是认同的，“我喜欢鲁迅用‘邪’的方式来描写历史。他总是找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如老子、墨子之类的先圣哲人，调侃一番，却又点出了他们的精髓。”[2](P24)鲁迅不正面述史记人，就思维进路而言，与余华不走常规路，反而以暴力接近人类与人性真实本相及戏说历史、爱情是一致的。但他没有逐篇评述，仅仅例举《非攻》将墨子写得活灵活现。但是，从其拿鲁迅与茨威格写史手法的比较来看，显然他更欣赏茨威格“写一个点”的方法，他比鲁迅的写法更有爆发力，更具想象力和洞察力。
“鲁迅作品有力的另一方面，就想应该是鲁迅的宽广，像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在写百草园时的叙述是那么的明媚、欢乐和充满了童年的调皮，然后进入了三味书屋，环境变得阴森起来，孩子似乎被控制了，可是鲁迅仍然写出了童年的乐趣，只是这样的乐趣是在被压迫中不断渗透出来，就像石头下面的青草依然充满了生长的欲望一样。这就是鲁迅的宽广，他没有将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对立起来，因为鲁迅要写的不是百草园，也不是三味书屋，而是童年，真正的童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1](P39)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环境发生变化，心情、心态也随之一变。余华欣赏的是鲁迅没有把三味书屋与百草园写成恐怖的地方，写成一个喻示封建礼教的场所，而是有快乐有百感交集的丰富。作家欲解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不是剑拔弩张，而是“向人们展示的应该是高尚。这里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作家都应该一视同仁，作家应该满怀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作品才能出现回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