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雱、吕惠卿、陈景元等多以易学阴阳象数理论来解读庄子逍遥义，将《逍遥游》中的“九万里”、“六月息”等解释为极阴、极阳之数，认为鲲化为鹏以及大鹏南徙都是由于阴阳互化的作用。这一观念在宋代以后，因元明两季庄子学的低迷而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明末清初，在易学方面多有造诣的明遗民方以智继承了宋人以易解庄的传统，并结合家传师学，对庄子逍遥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与辨析。
摘要：明末方以智继承宋代王雱等以易解庄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其师觉浪道盛以儒解庄的思路，贯通《庄》《易》，以“公因反因”说为理论基础，以“乾”卦为参准，以“象数取证”的方法释读庄子逍遥义。方以智将“有待”视作反因，将“无待”视作公因，从“一在二中，用二即一”的角度对两者加以融通，从而有效突破了前人释读庄子逍遥义时局限在“有待”、“无待”问题上的对立争执。
关键词：文学论文发表,方以智,逍遥义,以易解庄,象数取证,用二即一
方以智出生于易学世家，据枹山行者为方以智《药地炮庄》所作《炮庄发凡》记载：“皖桐方野同廷尉公，与吴观我宫谕公，激扬二十年，而潜夫中丞公，会之于《易》，晚径作《时论》焉。虚舟子曰：‘贞一用二，范围毕矣。至诚神明，无我备物，中和之极。’惟此心传，欲忿弊之，生于忧患，困通损益，习坎继明，以公因反因为深几，以秩序变化、寂历同时为统御，午会大集，诚然哉！浮山大人，具一切智，渊源三世，合其外祖，因缘甚奇，一生寔究，好学不厌，历尽坎坷，息喘杖门，向上穿翻，一点睛而潜飞随乘矣。寓不得已，天岂辞劳！”枹山行者，即大别，原师从觉浪道盛，道盛圆寂后又随方以智，并参与了《药地炮庄》的编校工作，因而十分熟悉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方以智曾祖方学渐的《易蠡》、祖父方大镇的《易意》、父方孔炤的《周易时论》，以及祖父之弟方鲲的《易荡》等，皆为桐城方氏家传易学著作；外祖吴应宾，号观我，原为《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论》著者憨山大师释德清的弟子，其《学易斋集》也对方以智易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方以智少年时代学《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王虚舟即王宣，著有《风姬易溯》、《孔易衍》等，属易学象数派。方以智生长于易学气氛如此浓厚的学术环境中，因而其所著《药地炮庄》、《东西均》、《易余》、《物理小识》、《通雅》、《古今性说合编》等，都透露出对易学尤其是象数易学的偏睐。
入清后，方以智投奔南明弘光朝，后因与阮大铖等不合，数番进退，遂隐居不仕，继而投身佛门，奉曹洞宗觉浪道盛为师。据《炮庄发凡》记载：“（觉浪道盛）在天界时，又取《庄子》全评之，以付竹关。”竹关，即方以智。文德翼《补堂炮庄序》也说：“浪杖人灯热，一书十方，始知是火，师即传以为炮，歧黄不在父子间乎？”可见方以智的《药地炮庄》实与觉浪道盛大有渊源。
觉浪道盛有感明王朝末世乱离，而发托孤之论，认为：“古人以死节易，立孤难。立孤者必先亡身避仇，使彼无隙以肆其害，则必转徙藏之，深远莽渺，托其可倚之家，易其名，变其状，以扶植之成人，然后乃可复其宗而昌大其后。读《庄子》乃深知为儒宗别传。”[1]不难看出，觉浪道盛明说春秋时期程婴赵孤遗事，实则关切时局，寄寓深远，且视庄子为儒宗别传、尧孔真孤，甚至谓“儒之有《南华》，即佛之有禅宗也”（《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合刻四当参序》）。又据枹山行者《炮庄发凡》所说：“就世目而言，儒非老庄，而庄又与老别，禅以庄宗虚无自然为外道，若然，庄在三教外乎？藏身别路，化归中和，谁信及此？杖人故发托孤之论，以寓弥缝。阐其妙叶，尝曰：道若不同，则不相为谋矣。是望人以道大同于天下，必不使异端之终为异端也。”觉浪道盛汇通《易》《庄》，弥合三教，发此托孤之论；方以智亲历明清鼎革之变，痛念师志，亦感“天地伤心久托孤，弥缝自肯下红炉。支离藏却人间世，破碎人间有世无”[2]。方以智极力推崇觉浪道盛的托孤论，并将之“传以为炮”，如《人间世》炮语引杖人语：“此篇独以孔颜之敲唱为首，见非圣人不易处此人间，即有藐姑射之神人亦用不着，曾知藐姑射即在曲肱箪瓢里么？”直将《逍遥游》中藐姑射神人超凡脱俗的境界阐释为儒家曲肱而枕、箪食瓢饮的孔颜乐处，正是为了弘扬其托孤之说。
觉浪道盛曾感慨：“夫论《大易》之精微，天人之妙密，性命之中和，位育之自然，孰更有过于庄生者乎？”（《庄子提正·正庄为尧孔真孤》）方以智受其影响，亦将“文王翻转伏羲之环而错之，孔子颠决文王之环而杂之，老子塞无首之环而黑之，庄子恣六气之环而芒之”数者相提并论，以为“庄子者，殆《易》之风而《中庸》之魂乎？”（《药地炮庄·向子期与郭子玄书》）如果说，觉浪道盛的《庄子提正》尚且还以托孤说为主干，是一种泛儒学化的庄学解读，那么，方以智则进一步将对《庄子》的阐释推向了“象数取证”[3]的易学化道路。在方以智看来，“空廓隐颐，无非象数森罗”（《天下》炮语），自然，《庄子》也可以用无所不包的易学象数理论进行推衍，因为“《庄子》者，可参而不可诂者也。以诂行，则漆园之天蔽矣。……世之以庄子解庄子者，非知庄子者也”（《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方以智否定了前人以《庄》解《庄》的路数，转而推出“《易》《庄》原通”（《东西均·神迹》）的说法。他指出，“《庄》是《易》之变”（《大宗师》炮语），《庄子》“直告不信，故寓之别身焉”（《炮庄小引》），《易》则“为三才万理，作大譬喻”（《天下》炮语），且“善寓莫如《易》，而《庄》更寓言之以化执”（《药地炮庄·内篇》）。他的《药地炮庄》便是以“象数取证”的方法为推进，对《庄子》重新进行的易学化阐释。觉浪道盛托孤以寄亡国之痛，方以智则竭尽苦心，想要除去长久以来附加给《庄子》的荒唐谬悠之名，将这被“以庄解庄”的旧方法“误读”千载的浪荡儿重新领回他心目中的易学正途。这种“以易解庄”的思路在整部《药地炮庄》中一以贯之，尤以对《逍遥游》的阐释为甚。觉浪道盛在分析《庄子》内篇结构时指出，“内七篇始《逍遥》终《应帝王》”绝非是一种随意的前后堆放，而是庄子刻意的有序安排，“盖妙于移神化自然之旨，而归于尧舜孔颜者也。……予知其必主于尧孔为内圣外王之宗也”（《庄子提正·提内七篇》）。相较觉浪道盛主观专断的儒学化阐释，方以智则以“象数取证”的方法，对内七篇的结构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易学化阐释。
方以智指出，“内篇凡七，而统于《游》”，“《齐》、《主》、《世》如内三爻，《符》、《宗》、《应》如外三爻”（《药地炮庄·内篇》），意谓除《逍遥游》外的内篇后六篇即如“乾”卦之内三爻、外三爻，此六篇“各具三谛”，《逍遥游》则是“以一游六者也”，如“见群龙无首”的“用九”。方以智所谓“三谛”，原为天台宗教义之一，即以中谛融通空谛（真谛）与假谛（俗谛），以达到“三谛圆融”的境界。方以智认为：“俗谛立一切法之二，即真谛泯一切法之一，即中谛统一切法之一即二、二即一也。”（《东西均·全偏》）此处，他将《庄子》内篇后六篇比同“乾”卦内三爻、外三爻，谓其“各具三谛”，实则“三即一，一即三，非一非三，恒三恒一”（《东西均·三徵》），亦即“一者，无有无不有也，即随即泯而即统矣”（《东西均·三徵》）。所谓随、泯、统三法，正是化自天台宗“三谛”，详细论之，则须先理清方氏父子的“公因反因”说。
据方以智《齐物论》炮语：“老父在鹿湖环中堂十年，《周易时论》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关，穷子展而读之，公因反因，真发千古所未发。”所谓“公因”，即一切事物生息运止的永恒本体，好比佛教中的“空谛（真谛）”，泯一切法，然而又包含一切法。所谓反因，是指天地万物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好比佛教中的“假谛（俗谛）”。方以智以圆“∴”表示公因反因的关系，公因即“∴”上方的一点，“为无对待、不落四句之太极”（《东西均·三徵》）。太极在方以智哲学思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太极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终之始之，而实泯天地万物，不分先后、终始者也；生两而四、八，盖一时具足者也”（《东西均·三徵》）。其中“两”指两仪，亦即“∴”下方表示“反因”的两点，“为相对待、交轮太极之两仪”（《东西均·三徵》）。所谓“相对待”，即“千万尽于奇偶，而对待圆于流行。夫对待者，即相反者也”（《东西均·反因》）。反因表现的是万物相反相成的矛盾关系，如方以智所说：“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东西均·三徵》）除了相反与对立，万物间更有相因相成的关系，因为“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东西均·三徵》）。方以智指出：“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救相胜而相成也。”（《东西均·反因》）自然，公因也并非是超然独存的。上下三点之间的关系，按方以智的话说来，“举一明三，即是两端用中，一以贯之”，“设象如此，而上一点实贯二者而如环，非纵非横而可纵可横”（《东西均·三徵》）。公因统御反因，反因体现公因，“总来中统内外、平统高卑、不息统《艮》《震》、无着统理事，即真天统天地、真阳统阴阳，太无统有无、至善统善恶之故”，“盖千万不出于奇偶之二者，而奇一偶二即参两之原也”（《东西均·三徵》）。公因、反因，“∴”上下三点周流圆通，“无对待在对待中”（《东西均·三徵》），体用关系不可分割。而方以智以《齐物论》比“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以《应帝王》比“乾”卦“上九，亢龙有悔”，将两者比为“六龙首尾，蟠于潜亢，而见飞于法界，惕跃为几乎”，谓六篇“各具三谛”，“六皆法界，则六皆蟠皆几也”，至于《逍遥游》，则“如见群无首之用”而独统内篇，即是以《易》“乾”卦为依据，而以“公因反因”说为其理论基础的。
方以智更进一步从“数”的角度阐释内七篇关系：“姑以寓数约几言之，自两仪加倍至六层，为六十四，而举太极，则七也。乾坤用爻，亦七也。七者，一也。正表六爻设用而转为体，太极至体而转为用也。”（《药地炮庄·内篇》）这说明，《逍遥游》在内篇中就相当于太极至体，是公因；《齐物论》等其余六篇则如同两仪、四象、八卦等，是反因，它们与统领内篇的《逍遥游》之间属于体用关系。“乾”卦本六爻，外加“用九”一爻，便是“七”；同样，“坤”卦本六爻，外加“用六”一爻，亦是“七”，这就共同应和了《庄子》内“七”篇之数。内七篇本身各自独立，但又互为联系，后六篇相当于“六爻”，为“用”；《逍遥游》则相当于“太极至体”。《逍遥游》加上后六篇，归并为内篇，看似分“七”，实则为“一”，此即“七者，一也”。
方以智不仅在阐释《逍遥游》与《庄子》内七篇关系时参用了易学象数理论与自家的“公因反因”说，在阐释《逍遥游》具体文本时，他也同样从象数易学的角度加以分析。《药地炮庄·内篇》云：“游，即息也；息，即无息也。太极游于六十四，‘乾’游于六龙，《庄子》之‘御六气’，正抄此耳！”与宋代王雱、吕惠卿等一样，方以智在以象数易学解读《逍遥游》的时候，也抓住文中的“六月息”、“六气”等，认为庄子绝不是无缘无故提到这些数字的。但与前人不同的是，方以智并没有用少阴老阴、少阳老阳来阐释鲲鹏寓言中的六月、九万、三千，而是指出，一统内七篇的《逍遥游》中，“游”与“息”之间是一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反因”关系，而《逍遥游》本身即为内七篇的公因。“乾”卦与六十四卦之间也是公因统御反因的关系，此即“太极游于六十四”。“乾”卦有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方以智注意到其中的“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因而认为“‘乾’游于六龙”，其“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一爻，是统御其他六爻的公因，六爻本身又互相作用为反因。而说到《逍遥游》，方以智更断定庄子笔下的“御六气之辨”因袭于象数易学。具体而言，方以智认为：“曰‘六月息’，曰‘御六气’，岂无故乎？‘用九’藏于‘用六’也，两之会也。再两之，为‘三四’之会，故举半则示‘六’。而言‘七’，则示周曾有会来复周行之故者耶？寓数约几，惟在奇偶方圆，即冒费隐。”（《药地炮庄·内篇》）方以智以此证明，无论就《逍遥游》文本内部的“六月息”、“御六气”等而言，还是就《逍遥游》本身作为内七篇的“公因”而言，都是遵循象数易学的规律的。对于方以智以“象数取证”打通《庄》《易》的观点，时人屈蕃深以为然，因而在为《药地炮庄》所作《炮庄味二十四韵》中也说“琹闰十三徽，易群龙无首。繄谁变化之，但见南华叟。逍遥怒而飞，六息抟于九。樽浮江海中，由此不龟手”，以示对方以智以“乾”卦释庄子《逍遥游》的呼应。方以智认定“《庄》是《易》之变”，处处“象数取证”，甚至说“空廓隐颐，无非象数森罗”（《天下》炮语），几乎把象数易学当成了百试百灵的仙丹妙方。最后，他总结《易》《庄》关系道：“对待者，二也；绝待者，一也。可见不可见，待与不待，皆反对也，皆贯通也。一不可言，言则是二；一在二中，用二即一。南北也，鲲鹏也，有无也，犹之坎离也，体用也，生死也。善用贯有无，贯即冥矣。不堕不离，寓象寓数，绝非人力思虑之所及也。是谁信得及耶？善寓莫如《易》，而《庄》更寓言之以化执，至此更不可执。”（《药地炮庄·内篇》）方以智没有陷入前人在释读庄子逍遥义时常出现的关于有待无待的争议，而是继续秉承“公因反因”说的思路，指出“对待”为“二”，即反因，而“绝待”则为“一”，即公因。“对待”与“绝待”的关系就像二和一，即公因反因的关系一样，反因之间矛盾排斥同时又相容，公因则统御反因，并与反因构成圆“∴”的整体。“绝待”就像老子的“道”、庄子的“无待”，不可言说，一旦言说，即落于实处，成了“二”，亦即“对待”、“有待”；“绝待”与“对待”并不是割裂的关系，“绝待”也没有独立于“对待”之上。方以智认为，《易》与《庄子》同样都想表达一个“不堕不离”的理想，一种永恒至高的境界，这本非“人力思虑”所能办到，但“善寓莫如《易》”，而《庄子》更是继承了《易》“善寓”的特点，以充满象数易学意味的寓言来点化世人，后世读《庄》读《易》者故不该有所执泥。
方以智如此贯通《庄》《易》，以“公因反因”说为理论基础，以“乾”卦为参准，“象数取证”，释读庄子逍遥义，可谓史无前例地突破了前人以《易》释庄的尺度。尽管其中未免有强证曲解、勉道为儒的成分，但他的汇合《庄》《易》，倒也不算空穴捉影，而他能够在以易解庄的过程中，借助“公因反因”理论，融通一直以来因有待、无待而多有争议的庄子逍遥义问题，得出“一在二中，用二即一”的结论，即将有待看作反因、无待看作公因，认为两者本身并非全然矛盾背离的关系，而是相通相贯的。这样的看待与分析，显然比许多拘泥于大鹏小鸟是否逍遥的争论来得更为雍容大气。
方以智曾在《药地炮庄·向子期与郭子玄书》中，借向秀之口自道：“末学纷拏，难以悉数，故先广之以天，荡之以海，怒之以风，深之以息，示之以机，适之以虫，烬之以火，养之以刀，刳之煅之，反之滑之，《符》其《主》而《物》于《世》，而《宗》《应》《逍遥》极矣。”他自是明白《逍遥游》在《庄子》内篇乃至全书的重要统摄作用，因而花大力气大苦心去解读，亦是必然。《药地炮庄·人间世题解》引方以智外祖吴观我语曰：“庄叟以无为自然为宗，以逍遥为趣，独不欲幻妄。视人间世必曲尽其情伪，使免坑堑。所谓吉凶与民同患，是至密也。”方以智深受家学影响，自然也不愿以“幻妄”之语解读庄子而忘怀人间吉凶，他之所以极力以象数易学解逍遥，实如他在《东西均·全偏》所言：“画藐姑于尧孔之胎，则莲花之法身显矣。”生当亡国之际，自有种种“大伤心不得已者”（方以智《炮庄小引》），方以智“不得已开从不敢开之口”（《东西均·三徵》），正是为了在丧乱流离之间劝慰自己与他人“循乎大变，故无待而常通”（《药地炮庄·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此时的无待，已然不是潇洒云端的梦幻境界，不是谈玄论道的清虚身影，不是寄身世外的隐逸超脱。觉浪道盛的托孤别传，方以智的处变反思，实为明遗民集体困陷于战乱血光家国惨变的悲剧中不可言说亦无有出路的大苦闷。方以智的弟子慈炳在《炮庄后跋》中写道：“余小子炳不敏，流离多难，浪入空门，一向膏肓久矣。幸遇医王应症与药，饮我上池，年来狂解少瘳，正恐鲲鹏神方龙宫秘而不宣，愿广诸同病相怜者，亦可以作宽胸剂也。嗟夫！漆园之经正矣！药地之心苦矣！谁其服之？又谁其信之？此书一出，九转丹田，蜕化生死，下药上药，疗尽世间癫瘛，又何拘于方之内、方之外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精一用中，万世无悖。噫！《炮庄》者，是又余之一旦暮遇也！”虽对《药地炮庄》的学术价值略嫌过誉，但其叹方以智苦心炮庄，不可谓不是实情。
方以智的以《易》释逍遥，上承宋代王雱、吕惠卿等，并对之后的庄子学发展时有影响。如清代吴峻《庄子解》即连通《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以释逍遥。（1）与方以智着眼内篇总体布局及《逍遥游》篇提纲立意的宏阔视野不同的是，吴峻更倾向于对具体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同样是持象数易学，吴峻侧重在对篇中“三千”、“九万”、“六月”等数的易学内涵进行紧扣字眼的关联。沈楙真在《庄子解跋》中谓吴峻《逍遥游解》“无一字一句非释《易》也”，未为过也。
乾隆年间，藏云山房主人在《南华经大意解悬参注》（2）中也以《易》为助，阐释庄子逍遥义。藏云山房主人也留意到《逍遥游》篇在《庄子》内七篇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他指出：“内七篇次第井然。《逍遥游》继《道德经》首章而作，从坎离还返说到至人神人圣人为极则，此七篇之总冒，故以为首。”而与《逍遥游》相对应的《应帝王》则是“此七篇之总结”。余下五篇中，《齐物论》、《养生主》、《德充符》、《大宗师》是“以知行道德分布为四体”，另《人间世》一篇则“恰在七篇之中心，以为枢机”。在藏云山房主人看来，整个内篇的布局“首尾一气贯注，四体血脉通连，中心运化周身，分之则七篇各为一篇，合之则七篇共成一篇。于千回万转之中，得圆规方矩之妙，非以至道为至文，其何能之？”虽则前人亦有各种对《庄子》内篇结构的分析，但唯有藏云山房主人是将内七篇与人体构造完全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整个内七篇获得了一气贯注、血脉通连的生命感，而《逍遥游》篇作为“七篇之总冒”，其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藏云山房主人认为，这也是庄子以《逍遥游》为内七篇之首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比之方以智纯粹用“乾”卦内三爻外三爻解释内七篇结构，显然更为形象贴切。
自方以智而重振的以《易》释逍遥风潮，直至近代仍有回响。民国间，黄元炳在《庄子新疏》（3）中评论《庄子》一书“《谐》其貌而《易》其神”，认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表述方法上，《庄子》都称得上是“易教之别传”。他以《逍遥游》篇为例，指出《庄子》在言论上的离经叛道、措辞上的诙谐荒唐，都只是其表面工夫，而儒家精神尤其《周易》中的思想，才是《庄子》的根本所在。首篇《逍遥游》则尤其是“内七篇之笼罩”。黄元炳也是借助《易》“乾”卦来分析《逍遥游》在《庄子》内篇结构中的作用。他指出，所谓内篇，“以其传大《易》‘乾’卦之六爻、《大学》之八条目，以续前古圣哲之精神命脉于一统，故谓之‘内’也”。《大学》八条目而《庄子》内篇为七篇，“以庄子不主张有国，又以天下平为《逍遥游》，故七篇也”；“乾”卦六爻，对应内篇除《逍遥游》之外的六篇。黄元炳此处“六篇”对“六爻”的提法，包括其具体条目，都与方以智对《庄子》内篇结构的分析完全契合。黄元炳认为，“乾”卦六爻而《庄子》内篇为七篇，以“第一篇《逍遥游》即完全一‘乾’卦，与六爻同传”，《逍遥游》以一篇而涵盖内篇，“浑然内七篇之全，即‘乾’卦文王爻辞‘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也”。在这一点上，即《逍遥游》以一摄七、统冠内篇的问题，黄元炳也与方以智达成了共识。但方以智在分析内篇结构时，更参以家传的“公因反因”说，对于六篇如何对应六爻，如何“各具三谛”，《齐物论》与《应帝王》又是如何如同“乾”卦中的“六龙首尾，蟠于潜亢”而得以首尾呼应，《逍遥游》又是如何如同“太极至体”一般统摄内篇，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阐释分析。相比较而言，黄元炳的“六爻”、“八条目”之说，未见因果铺叙而直下论断，难免单薄而缺乏说服力了。除了以《易》“乾”卦释逍遥之外，黄元炳同样也以易学象数原理对《逍遥游》进行了解读。在《逍遥游》篇末总评中，黄元炳更说：“章中言‘九’言‘六’，举背举翼等处，皆是《易》道《易》象。未曾揭晓者，以战国之世不能与人庄语故也。然即此可知庄子混合孔、老与先圣之学而源头极正矣。”在黄元炳看来，“庄子不言《易》而寓《易》于中矣”，因而无论鲲鹏寓言如何宏阔跌宕，或是至人、神人、圣人的传说如何超逸出尘，其源头总在先圣儒学之上，其意旨也终归于“易教之别传”。总体而言，黄元炳虽以《易》“乾”卦释逍遥，却未能像方以智那样首先建立自家的“公因反因”说，从而得以在足够坚实的理论基础上自成一派，超越前人。这无形中也反衬出方以智《药地炮庄》在明清庄学史上卓越而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
注释：
（1）本文所引吴峻《庄子解》语，皆据清道光二十四年世楷堂刊《昭代丛书》本。
（2）本文所引藏云山房主人《南华经大意解悬参注》语，皆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手稿本。
（3）本文所引黄元炳《庄子新疏》，皆据民国22年黄氏观蝶楼藏本。
参考文献：
[1]觉浪道盛.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庄子提正·正庄为尧孔真孤//中华大藏经（第二辑）[Z]：57909.
[2]方以智.药地炮庄·《人间世》炮语[M].本文所引方以智《药地炮庄》语，皆据清康熙此藏轩刻本.
[3]方以智.东西均注释·神迹[M].庞朴，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