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兴起和电影改编文学之路.摘 要：第五代导演一般意义上是指20世纪8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代表人物有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等，他们走的是选用非经典但具有流行时尚元素的文学作品。研究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改编电影有助于厘清当代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第五代导演,电影,文学,文学核心期刊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全面和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宽松的政治氛围，多样化的文学流派，国外——尤其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各种观念和理论的进入，都推动了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作为文革后第一部电影专业的学生，张艺谋们比其他中国电影前辈在理论上更全面，观念也更新。同时他们在少年时代由于时代的潮流，经历了十年的文革动荡，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深厚的人生阅历。文革结束后，他们渴望把自己长久沉淀下来的所感、所想、所思展现出来，渴望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当他们终于有了电影拍摄和制作这一表达手段后，不由自主也前赴后继地把自己新学到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
由于过去的十年对中国电影生产造成毁灭性的迫害，使中国电影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远远落后于国外，尤其是欧美。因此，他们快速引入了国外电影界的理论和做法，引入了国际审美潮流，很快走出了国门。但是在肯定第五代导演电影观念更新，创作数量丰富多彩的同时，也应看到他们身上的青涩和不成熟。这不应该指责他们，这是和当时中国的大环境有关。文学核心期刊《电影文学》创刊于1958年，是由长影集团主管，长春电影集团期刊出版有限公司主办长春电影制片厂旗下的刊物之一。国际刊号ISSN：0495-5692;国内刊号cn：22-1090/J，邮发代号：2-209。
第五代导演是幸运的，不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因为他们从事电影制作时有一个同行并可相依可靠的伴侣，那就是同时代的文学家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在八十年代大行其道，给第五代导演带来了丰富的改编基础。伤痕文学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发表于1978年《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代表作有刘心武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的《班主任》等。伤痕文学通过揭露刚刚过去的苦难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创伤，与人民大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开始拨乱反正，作家们也开始进一步反思造成苦难的根源和历史原因，由此产生了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开始质疑过去左的错误政策、路线和事件，试图对历史进行纵深的整体性思考，并在文学作品中变现出来。代表作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般是女人》、谌容的《人到中年》、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这些作家比伤痕文学作家思想更深邃，目光更尖锐，态度也更现实，并在艺术创作上引入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创作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伴随着文化上的寻根热出现。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提出“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究，并努力将传统优秀文化内核与西方现代文化融合入中国的现代生活之中，在艺术创新上则是吸收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代表作有城市文化寻根的刘心武的《钟鼓楼》、邓友梅的《那五》，乡野文化寻根的张承志的《黑骏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及莫言关于自己高密东北乡祖辈生活秘史的讲述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改革文学关注现实中的社会改革，思考中国发展的前景，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代表作有农村题材高晓声“陈奂生系列”、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城市题材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和柯云路的《新星》。这些流派众多的文学为中国第五代导演文学改编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艺术形式和艺术创新上也可供借鉴。
第五代导演走的改编之路不同于先前中国早期电影创作及建国后17年忠实原著精神与情节的改编之路。他们走的是选用非经典但具有流行时尚元素的文学作品，选用这些作品其实走的是一条捷径，避开了经典原著给读者和大众带来的期待和比较，而给予了自己更多的改编自由，可以从中撷取自己需要的情景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确定主题。同时选用非经典流行文学作品又能与时代节奏共振，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改编电影中，很多影片都有作者的参与，比如苏童的《妻妾成群》，刘恒的《伏羲伏羲》。刘恒说：“作为编剧,我没有太多的主动权,我写剧本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的妥协。小说则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所以这种独立性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刘恒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参与电影改编的深度和与导演合作的界限很有帮助。因此，在第五代导演改编文学作品时走的是重构与再造之路。根据百度百科，重构就是“在不改变软件现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程序代码改善软件的质量、性能，使其程序的设计模式和架构更趋合理，提高软件的扩展性和维护性。”重构不改变系统的外部功能，只对内部结构进行重新整理，是系统对于需求的变更始终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是反观第五代导演的重构，却几乎完全抛弃了“忠实原著”的信念，张艺谋改编小说基本上也是“找一骨节儿改”，陈凯歌则说：“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小说是没有办法变成电影的,至少需要将它改头换面,必须彻底改变形式,才能变成好的电影作品”。这种导演深入剧本，编剧居于次要地位的电影创作的方式将中国电影带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同时也注定不会是一个长久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