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里运河两岸，各类宗教遗迹星罗棋布，蔚为壮观。据统计，仅解放前淮安境内的庵、观、寺、院约有124座。在清江浦大闸口方圆1公里范围内，有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的清江文庙，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佛教慈云寺，以及建于明代的道教都天庙、伊期兰教古清真寺，光绪十九年(1893)的基督教堂福音堂等。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汇聚一处，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可以想见当时里运河两岸宗教文化的繁盛和社会生活样态。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淮安“运河之都”地位的确立，不同文化的汇聚交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淮安宗教文化溯源
道教文化。淮安道教文化源远流长。今洪泽湖南岸淮河入湖处的老子山，相传春秋时道祖老子曾在此修道炼丹。其地负山临湖，有湖山之美，现存藏经洞和炼丹台。今清江浦钵池山，昔日岗阜盘旋，外高中凹，周环以水，形如钵盂，故名。相传王子乔曾于山上炼丹、得道升仙，这位王子乔就是“周灵王”太子晋，字子乔。王子乔得道升仙是道教中著名传说，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将钵池山列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市域内最古老的道观有相传为晋初所建的紫霄宫、大清观。始建于唐贞观年间东岳庙，则是市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活动场所。清江浦最大的道观是建于明代的都天庙，每年农历四月初十的都天庙会盛况空前，远近闻名。始建于明正德三年(1508)的清口惠济祠(今淮阴区马头镇北一公里处)因与治水保运关系密切而备受明清两代朝廷的重视，现清口惠济祠遗址、天坝遗址、御制重修惠济祠碑等一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佛教文化。据考证，约在东汉年间佛教开始传入淮安。建于西晋永嘉年间的正法华院为淮安龙兴寺之始，寺内有文通塔，建于东晋大兴二年(319)。此塔原名敦煌塔，因“晋时有敦煌和尚在寺释法华经，即以名此塔。”明清时期，淮安佛教呈现繁荣景象，寺庙庵堂随处可见，有“九庵十八庙”“三步两庙”之说。从河下古镇到清江浦有“八大寺”“小八寺”，极言淮安庙宇云集之盛况。而清江浦有名冠江淮的“六大寺”，其中慈云寺因顺治皇帝国师玉林通琇在此趺坐圆寂而名满江淮。淮安区历史上寺庙之多堪称苏北之首。当地谚语道：“鼓楼在正当中，三界寺在更楼东，青龙桥靠着文昌宫，东岳庙靠着紫霄宫。”伊斯兰教文化。自唐朝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穆斯林商人沿着大运河、盐河往来楚州、泗洲、淮阴、涟水等地定居经商。元代至顺年间，初由马姓、沙姓从甘肃灵州辗转山东、镇江来到淮阴古淮河北岸大清口王家坡(今王营镇)落户。明代清江浦开埠后，走南闯北的樊氏、杨氏等穆斯林与先居回民相聚相处、传道讲经，或经营骡马厂站。《王家营志》：“其自清真寺南趋，抵黄河(黄河故道，作者注)大堤，皆轿车厂，凡百余家……又有骡厂七八家，则专给骑乘，计程取直。”还有的则从事餐饮、皮货生意、宰牛杀羊。清真寺也随之扩建。大闸口清真寺内，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石碑记载“袁浦礼拜寺建自前明”。内有清真寺禁谕碑、重修清真寺大殿碑记、明成祖御制《百字赞》等珍贵文物。建于清雍正年间的王家营清真寺珍藏阿拉伯手抄本《古兰经》一部共30卷，分上、中、下三册，为明朝末年传承之物。明清以来，淮安回族聚居地主要沿大运河自东南而西北分布在河下古镇、清江浦、王家营、马头镇等地。天主教文化。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淮安。同治年间，天主教在淮城小羔皮北建立教堂，并附设一所达义小学。1869年7月英国传教士童根福首先来到清江浦设立教会，随后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也来到清江浦传教。基督教文化。对淮安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1887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赛兆祥(《大地》作者、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之父)乘小木船逆大运河而上来到清江浦租房定居。随后，陆续有美国传教士林亨利、林嘉善、林嘉美先后来淮。他们在赛兆祥牧师领导下在清江浦、淮安区租房传道。
二、宗教文化与淮安本土文化的交融
特定的本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下，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当与不同地理、历史、文化、生产等条件下而形成的异质文化相遇，当地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就会天然地产生出一种“内固”“外阻”的自我保护，由砰然撞击而渐进磨合，由悄然吸纳而变通融汇。1888年，基督教在慈云寺开设第一个西医门诊，并命名为“仁慈医院”，开创了淮安西医的历史。西医门诊开设初期，由于当地人对西医不了解，加上语言不通阻碍正常交流，社会上流传各种谣言，病患就诊者门可罗雀。林嘉善、林嘉美兄弟主动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先过语言关，留辫子着中国便服，主动上门免费送医送药。随着治疗的患者痊愈，西医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1906年，清河县周边发生大水灾，60多万灾民困滞清江浦，虐疾和伤寒等疾病流行，基督教会配合当地乡绅争取资金和物质，积极赈济灾民，仁慈医院积极施治，控制了疫情。这样，仁慈医院开设的西医才逐渐得到认可，业务逐渐发展起来。至1914年10月，淮安历史上真正的现代医院———新的仁慈医院建成启用。“开院之日，院内的所有门向公众敞开。当地居民应邀前来观看院内的设施。胆大的居民还乘着电梯直到医院的三楼，全市的城景一览眼底。”外来异质文化之被接受和吸收，必须适应当地民情和习惯，融入百姓生活。教会还开办了袁江小学、妇女学道院及基隆小学、敬业(袁江)中学。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以这种全方位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为主要手段推动了基督教在苏北的传播，同时在客观上推动了苏北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开阔了当地人的视野，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生活卫生习惯。从清真饮食文化融入淮安社会也可以看到淮安文化传统这一特质。回族人善于经营餐饮行业，清真饮食文化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而融入淮安日常社会，在选料和烹饪技法上与汉族淮扬菜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提高，它对清代淮扬菜系的形成、南方清真菜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淮扬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稗类钞·饮食类》录有天下五大名筵，淮安独具其二：一为全鳝席，一为全羊席。其中全羊席就是清道光年间清江浦回民饭店大厨的杰作。清真全羊席在继承伊斯兰教传统的烹饪技艺的基础上，借鉴融合了鹿尾、熊掌、驼峰以及豹胎的炮制方法，把整羊从喉舌耳眼脑、头尾蹄内脏分别作主料，无不著手成味，迎合食客喜好，不断推出新菜品。当时，里运河两岸回民饭店的清真全羊席与文楼汤包、新半斋的“大烧马鞍桥”并列为淮扬菜系中名菜。淮安清真菜特色是长于牛羊肉的炮制兼治家禽熏烧和腌制，制作比北方精工，口味比南方清淡，其高超的烹饪技艺常为当地淮扬菜厨师吸收演化。收入《淮扬谱》里的扒烧牛筋、红烧牛皮等深受当时文人墨客、盐商官宦的喜爱。而“马头汤羊肉”则是吸收了淮扬菜的烹饪制作手法而形成的一道风味独特的“招牌菜”。胡萝卜、波(斯)菜、石榴、无花果、芝麻、胡椒、荞麦等穆斯林的食物原料早已成为汉族百姓生活必需，清真菜肴食品对当地百姓的口味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多元文化和平共处彰显开放与包容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大运河两岸的宗教遗存大多因时间久远、岁月变迁而自然消失了，但其相关的信仰文化、祭祀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在淮安民间仍有不少保存和传承，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突出地呈现淮安文化传统开放与包容的典型特征。淮安民间的水神崇拜，种类众多且分布广泛，体现出兼容并包、不断演进的特点。大运河上逐水而行的商家船民和沿岸枕水而居的居民，除了信仰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水神外，还特别信奉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娘娘、泰山奶奶、齐太太)和天妃娘娘。随着海上漕运向运河漕运的转变，原来流行于沿海地区的妈祖娘娘(又称“天妃”“天后”)也从海运之神转变为运河之神而在淮安大运河沿线落地生根，以祈求淮水安澜、水运平安、生意兴隆。位于淮安大运河古清口的惠济祠，原为太山行祠，奉祀碧霞元君。到了清初，惠济祠设有前、后大殿，后大殿仍然奉祀碧霞元君，而前大殿的神位上则供奉着天后娘娘(天妃娘娘)，碧霞元君与妈祖娘娘共处一祠，和谐共处，受到官民的顶礼膜拜。由此，惠济祠终日香客云集，烟雾缭绕的盛况延续了数百年。这种多种宗教信仰和平共处、融为一炉的文化景观是非常独特的。社会与宗教是双向互动的主体，宗教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在保持它原有教义的前提下，不断吸收中华文化的文明成果，逐步与中国社会和国情相适应。淮安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对宗教持宽容开放的态度，老百姓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既支持本地宗教发展、也允许外来宗教的传播。这就促使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能在此扎根并得到发展，各种宗教在淮安都有存在发展的舞台。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相互接触、碰撞、交流、吸纳、借鉴是一个双向的动态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淮安的宗教文化观念中，始终主张不同宗教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和谐相生。淮安不同宗教之间、信徒与民众之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正是淮安开放包容文化个性的集中体现。
《从大运河两岸的宗教遗存看淮安文化的开放包容》来源：《钟山风雨》，作者:仲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