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自古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地区，是欧亚大陆连接沟通的重要通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87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在研究中表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3—14世纪，有一条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通道。在这条路线上，古代的中国与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贸易的物品以中国的丝绸为大宗，故称“丝绸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王子今认为：内蒙古的包头，在丝绸之路发展中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形成了T形的交通格局，秦汉时期直道与北边道在内蒙古包头市的九原实现交接，途经欧亚草原形成了最早的“草原丝绸之路”。
我国着名考古学家徐华芬撰文指出，我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总结起来有四条，研究表明，草原丝绸之路在四条丝绸之路中是出现最早、延续时间最久、路程最远的一条人文通道。据考证，草原丝绸之路的初步形成要追溯到公元前13—14世纪，由于游牧民族喜用宝石、黄金等贵金属来装饰刀具和服饰，这一商品交换促进了欧亚地区的商贸交流，欧亚都出现了带有异域风情的饰物和用具。后经两汉政权不断发展，尽管中原与匈奴纷争不断，但依然没有阻断商贸互通。到了北魏年间，已有中西亚的商人借由“朝贡”的名义来平城一带活动，更加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时至多元开放的大唐盛世，欧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沟通再一次加强，源源不断的胡商进入都城，进行买卖交易和商品流通。最终，在蒙元时期，蒙古族入主中原，丝绸之路的繁荣达到顶峰。随着商贾融通，蒙古汗廷的临时驻地应昌城，成为了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其城内蒙古学院和儒学院文化交流不断融汇。由此可知，游牧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而这也再一次证明了草原丝绸之路加强了欧亚地区的贯通，也连接了草原地区和中原汉地。中国的丝绸之路把中国文化通过游牧民族从东方传向了西方，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一、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中国的中原地区以农耕文化为主，盛产谷物、棉、麻、蚕丝、纺织品及陶器等，北方草原地区盛产牛、马、羊及其附属品。在生活需求下形成了两地交流的基础条件，期间经历了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每经历一个时期，文化交流方式都不断得到加强，交流内容也日益丰富。草原丝绸之路主要包含了三个部分，由关内北上塞上到大同、云中或中受降城称为阴山道;从塞上至回鹘、突厥乐帐哈尔和林被称之为参天可汗道;第三条由哈拉和林往西经阿尔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横跨欧亚大陆称之为西段。
广义草原丝绸之路东起中国的北方长城地带，向西一直到东欧。在这条亚欧大草原通道中，多民族文化不断碰撞、发展、融合直至升华。这条路是友好之路、交融之路、发展之路、共商之路、共赢之路，是多民族、多国家的文化交融通道[1]。这条路共同形成和构建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丝绸之路是草原文化的结晶。从文化传播上看，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传播是全方位的，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流的体现，是一脉传承的一种体现。
“那达慕”文化是草原游牧民族在庆祝丰收、欢庆节日、庆典和祭祀活动中形成的以赛马、射箭、摔跤为主体，其他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参与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表演大会、交流大会、友好大会、发展大会、共赢大会，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它扎根于草原游牧民族人民的生活，是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基础，是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游牧民族一脉传承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如今，“那达慕”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中蒙“那达慕”文化交流与融合
(一)中蒙文化交流对双方“那达慕”文化合作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的商贸交流第一站就是今天的蒙古国。中国与蒙古国接壤的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带，连接着中原地区与草原游牧人民的贸易往来。目前，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蒙古国政府提出了“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如何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战略更好地融合，促进两国之间积极合作，互联互通，成为了中蒙两国的重要议题。2011年，中蒙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8月，中蒙两国首脑共同签署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标志中蒙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近年来，中蒙关系持续发展，孔子学院在蒙古国开展教育教学，中国文化在蒙古国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中国与蒙古国留学生的交流也日益增多，中蒙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开始深入发展。目前，两国合作领域、合作范围不断扩展，合作促进两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两国政治上互信，经济合作上持续向好，在经济、贸易、投资、交通、农业、旅游和教育领域深入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和“草原之路”战略都明确了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理念和价值，在此基础上，双方合作加深，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更加拓展。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相邻，内蒙古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两地蒙古族在其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高度的相似性，两地在民族民间文化方面交流相对广泛。近些年，科教文化交流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4年，中蒙签订了《中蒙文化合作协定》，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蒙古国教育部、文化科学部签署合作计划，为中国与蒙古国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进行广泛交流提供保障。蒙古国学者把中国的《大学》《论语》等古典书籍翻译成蒙古文，成为蒙古国最畅销书籍，孔子学院汉语学习受到蒙古国学生的追捧成为热门专业。2014年5月，中蒙文化教育基金会、中蒙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中蒙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交流交往越来越深入，积极推动了“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的战略发展不断走向深入。
“那达慕”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体育文化活动，无论是在蒙古国还是在中国的蒙古族，都是最为隆重的体育盛会。事实上，两国的蒙古族在召开“那达慕”大会时，民间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早已走在了战略伙伴关系签定的前面。2010年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期间，蒙古国民间团体组织代表团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在大会上进行了表演。随着中蒙两国政府间政治、经济、文化合作计划的深入开展，双方在“那达慕”大会上的交流更加广泛与深入。2015年，鄂尔多斯蒙古族刺绣传承发展协会参加了国际蒙古国国家“那达慕”，中国内蒙古摔跤选手参加了蒙古国人民革命胜利98周年传统国庆“那达慕”。从此，两国“那达慕”爱好者在每年的夏、秋季经常往来，参加彼此举办的“那达慕”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两国间的每次“那达慕”大会召开，都能进一步地促进彼此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从2010年的66亿增长到2020年的651亿人民币，十年间增长了10倍，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中蒙“那达慕”合作对接的挑战
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利益和合作内容，但由于受中蒙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历史因素等状况影响，中蒙两国在举办“那达慕”方面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1. 中蒙两国彼此对外政策不同
蒙古国的地理位置是夹在中俄两大国之间，蒙古国在外交政策、定位上必然要考虑地缘政治。一方面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冷战结束后，蒙古国始终实行的是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爱好和平、开放、独立多支点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美国、日本、欧洲、印度、韩国、土耳其等国家的关系，奉行“第三邻国”。与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曾担任“民主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2012年11月，蒙古国正式加入欧安组织，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国家。日本是蒙古国另一个重要的“第三邻国”。蒙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蒙古国签订的第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蒙日关系不断强化。蒙古国奉行的“第三邻国”战略给一些力图遏制中国的国家带来了机会，所以一度造成较为复杂的中蒙外交关系。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坚持和平外交五项原则。正是在我国这种开放友好的外交政策下，中蒙两国的外交关系才得以向纵深发展。
2. 中蒙两国在“那达慕”文化交流交往中需不断调试
“那达慕”与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这几年中蒙两国的“那达慕”交流大多是以民间组织和个人行为参与互动的方式，没有实现政府间的主动交流。以“那达慕”为平台的两国之间的交流更为少见，所以两国之间“那达慕”文化合作的空间非常广阔，在合作前要处理好一些关系。目前，民意是相通的，“那达慕”文化交流合作往深里走，就需要蒙古国提供有法可依、有理可据的文化交流政策作保障，这样，中蒙两国间可以通过“那达慕”这个平台，广泛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的深入合作，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蒙两国交好符合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传播合作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和“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需要。如何更好把握这些历史与政治问题，开展“那达慕”文化交流合作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在两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草原之路”战略对接中，全方位开展“那达慕”的合作，以民族体育文化互动的基础，深入加强民间的交流交往。通过“那达慕”合作，促进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进行广泛投资，拓展双方的经贸交流，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其次，通过“那达慕”合作交流，加强民间团体多层次人文交流，扩大两国“那达慕”合作的根基。虽然两国间更加注重经贸合作，但是两国间民间交往、人文交流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达慕”在蒙古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通过合作举办“那达慕”，积极参与“那达慕”，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和误解。“那达慕”合作交流，可以为经贸的合作创造更好更多的合作空间，能构建多层次贸易交流与沟通渠道。通过“那达慕”的合作，可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能增强本地区的民族认同感。促进中蒙经济、政治、文化、体育、教育等的深入发展。由此可见，中蒙战略对接是基于双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草原丝绸之路是中蒙对接的一条大路、一条阳光之路。推进两国经济、文化、旅游、体育、教育等的发展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沿袭多年的“那达慕”合作。双方通过“那达慕”文化开展合作，最终实现两国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民心相通，走出一条草原丝绸之路共建下的合作对接的新路，服务于两国人民，服务于两国的建设和发展。
三、中俄“那达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一)中俄“那达慕”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的政治文化背景
经济发展是各国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文化的进步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文化合作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蒙古国，也同样离不开俄罗斯，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中俄罗斯的南俄草原是必经之路。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有三条由蒙古国出来，其中有两条经由俄罗斯。一条经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遗址到德涅斯特河流域第聂伯河下游，顿河下游的黑海北岸地区，高加索山以北，伏尔加河下游的里海北岸一带，是中亚草原的延续。另一条经蒙古国乌兰巴托到伊尔库斯克，沿额尔奇斯河到布里亚特、图瓦等进入到哈萨克斯坦，再往西到黑海北岸。
沿着历史文化传播的轨迹来看，在当下，如何通过草原游牧文化的联系，把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与俄罗斯南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进行对接与合作，共同促进两国间的繁荣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开启了中俄对接合作进程[3]。在此背景下，中俄的合作不断深入，双方在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北极开发、跨境电商、能源、航空航天高新技术、旅游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中国除经济领域与俄合作，文化领域合作也全面开花结果。从2013年至今，中俄举行了“旅游年”“媒体交流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等两国间的合作活动。中国文化论坛和“中俄文化大会”活动成为两国交流合作的品牌。目前，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成为了传播两国文化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成为了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
俄罗斯地广人稀，在地理上分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东西伯利亚山地，人口多聚集在东欧平原和靠近我国和蒙古国的北端，历史上在南俄草原有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如今天的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和伊尔库斯克等。而且，目前居住在此地的人口中草原游牧民族占绝大部分，他们对“那达慕”文化不陌生。在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苏尔哈尔班节中有“男儿三艺”。内容是以摔跤、骑马和射箭为主，是布里亚特共和国非常重要的节日，也是布里亚特族和亚库特族的传统节日。苏尔哈尔班节：“苏尔”被称为皮制的靶子，“哈尔班”意为比赛。在今天，两国间的国际文化合作如此之深，在俄罗斯南俄草原进行“那达慕”的合作，可以不断加强双方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
(二)中俄“那达慕”文化合作的经济基础
文化的发展来源于经济的支撑，同时又作用于经济的大发展。一个国家文化竞争力不仅来自于要素禀赋，更取决于科技的发展。各个国家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首先要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通过学习和进口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等提高创新能力。其次实现内生演化，使本国经济发展壮大，壮大起来的经济才能促进文化大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俄的交流与合作稳定发展，彼此经济快速增长，两国在此间对外开放学习了更多先进技术。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包括体育文化、区域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两国经济发展持续向好，民族文化合作持续开展，是探究两国间草原游牧民族“那达慕”文化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机遇。南俄草原地带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一条中的重要节点，生活在其中的草原游牧民族也存续着独特的“那达慕”文化。因此，通过“那达慕”文化的交流，使草原丝绸之路在中俄间得到了连接和延续。要使中俄两国草原丝绸之路再度繁荣，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内蒙古区域经济的发展。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得好，会更多地促进中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
(三)实现中俄“那达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途径
1. 在政策上推动两国间“那达慕”文化交流与合作
基于两国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合作增多，两国之间的文化深入交流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草原丝绸之路背景下，进行民族体育合作是两国的意愿之一。由于俄罗斯地域跨度大，人口主要居住在东欧方向，与中国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俄罗斯对少数民族地区在政策上与我国相比有比较大的差别。近几年，文化合作大多集中在艺术、音乐，在体育方面的合作还没有展开，如何开展两国的民族体育方面的合作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去推动。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194个民族，俄罗斯人口1.431亿，俄罗斯族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1.5%[4]。俄罗斯民族众多，去发展某一个民族体育文化是不现实的，俄罗斯的国内政治管理方式有其特殊性，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体育与中国比较有非常大的差异。其国内从来没有组织过像中国的国家民族运动会来发展和倡导民族体育文化大发展。但是，中俄两国的蒙古族共同推崇的“那达慕”文化，在中国倡议、俄罗斯积极参与的“一带一路”进程中，对促进两国在“那达慕”文化方面的合作意义重大。共建中俄草原丝绸之路是两国政府的共同战略。由此，必须在政策上大力推动作为共建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那达慕”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2. 增加两国“那达慕”交流合作的参与主体
首先要加强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有效互动。“那达慕”合作，一方面是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之间的资源合作。体育部门之间要进一步沟通交流，增加彼此深入了解。可以增加体育文化系统的参与，实现两国之间体育经济、文化等的有效联动。另一方面，民间“那达慕”文化团体或民间民族体育文化团体，自发形成的“那达慕”交流活动要实现有序、平稳发展也需要政府主管部门间的协调和引导。其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游牧民族传统“那达慕”合作与交流，可以被视为“公众体育外交”的一种形式，这种合作本身利于双方地方和民间体育部门及团体的交往。由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地引导，民族体育文化“那达慕”活动的交流不断促进自下而上的民族民间体育组织、企事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到中俄“那达慕”活动交流中去。“那达慕”文化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民心相通”所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如何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度，在政府允许范围内广泛加大民间体育组织交流，是提高两国间“那达慕”文化交流的重要问题。基于社会参与者的扩大，还需要加强对民间体育团体合作的培育，最终构成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主导、企事业参与、民间体育组织促进“那达慕”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格局。
3. 以“那达慕”为抓手扩大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内容
首先，加大中俄间游牧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双向交流，提高赛马、摔跤、射箭及表演项目参与人群的交流量。一方面，增加中国游牧民族传统体育对俄人员的吸引力，扩大来华参加中国举办的“那达慕”活动的俄罗斯人员数量。另一方面，全面开放俄罗斯民间体育组织活动，增加中国参加俄罗斯游牧民族举办的民族体育活动人数。通过民族文化活动的双向交流，推动更多的文化活动能与“那达慕”活动绑定在一起，共同发展传播文化及民族体育文化，提高体育文化活动的满意度、吸引力、参与度。
其次，拓展中俄与“那达慕”相关的文化融通交流。与“那达慕”相关文化的融通交流，是两国间举行“那达慕”文化深入合作的基础和先导。应大幅度增加中国体育俄语、俄罗斯体育汉语方面的人才培养。具体来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合作，需要有这方面素质的人才，针对民族体育项目进行推广，让双方民众都能够从自我的语言文化中去认识和感知，只有这样才能更精准、更敏锐地让两国民众认识、体验到彼此民族体育文化的精髓。将“那达慕”文化作为平台，扩大文化的推广并带动其他文化，将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传播得更久远。
第三，通过“那达慕”文化交流与合作，实质性推动两国间民族文化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间进行“那达慕”文化合作交流，要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民族文化沟通合作事宜，使“那达慕”文化交流成为两国民族文化主管部门合作的主渠道之一。深入去讲，将两国签署的体育文化活动合作协议转化为体育文化部门开展交流的具体成果，进而扩大以“那达慕”为抓手的合作基础、合作项目和合作发展的目标，逐步拓展“那达慕”合作交流。真正实现两国间民族文化健康、科学、文明的多角度对接。
第四，积极提高两国民族体育及“那达慕”等文化合作水平。在民族文化合作内容、合作规模、合作主体等方面，需要两国政府主导，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健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合作的相关法规和政策，促进举办“那达慕”的质量水平，保证举办的质量上层次、高规格;同时双方还应考虑联合培养举办“那达慕”大会及推广“那达慕”文化的专业人才，从项目的认识理念、项目的组织、项目的开发联合培养和挖掘专业人才，构建融入当地，利于合作的民族体育发展的选拔培养机制，为“那达慕”的合作传播树牢坚实的基础。
4. 提升两国举办“那达慕”合作交流的层次水平
文化体系建设是两国在近两年广泛合作的领域。文化建设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沿阵地，虽然各国对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视，但出于对文化的安全性等方面的考虑，对文化合作都非常谨慎。但是，两国也认识到，不交流不合作对本国的快速发展将会产生制约。基于以上因素，“那达慕”作为我国区域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之一，进行国际传播时要特别注意。两国进行“那达慕”合作交流中，要以典型化、民族化、传统化为目标，以合作交流为引领，提升“那达慕”合作与交流的层次。带动体育、经济、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共同提高“那达慕”的创新力，促进两国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
四、结语
草原丝绸之路建设方兴未艾，三国间的合作与交流领域和层次逐步提高，以“一带一路”为主旨的合作集中在中俄、中蒙的经济与投资、建设与互联、互信与风险等方面的跨文化交流，比较强调的是经济。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只是经济功能共同体，同时也是文化共同体。所以，三国间的合作不应该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应该在更多领域寻求合作。相对于中蒙、中俄间的经济投资合作模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阶段里，一种新型的文化体系合作和交流模式亟待建立。
首先，基于互学互鉴的原则，从单向交流转向多向交流，中、蒙、俄在民族体育竞赛、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处于尝试探索阶段。到今天，“一带一路”倡议为三国共同存在的游牧民族原生态文化“那达慕”的全方位系统合作提供了契机。从草原丝绸之路方向来看，需要加强三国沿路地区民族文化双向交流。既要吸纳对方民族文化的合理因子和先进成分，又要传播输出各自特色，而交流合作的模式也将由中蒙、中俄沿路地区的“那达慕”引入、合作为主的内向型模式，转化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模式。
其次，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道路，加强以“那达慕”为平台的战略对接，即在三国草原丝绸之路沿路地区举办“那达慕”文化活动、会议研讨等，实现发展理念、目标、方式、布局和举措上的合作与交流，在双方跨文化上达到共识基础上形成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大欧亚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进行民族地区“那达慕”交流与合作。目前来看，三国间以“那达慕”为桥梁实现跨文化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在合作中各自利益有差异，三国跨文化对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但只要彼此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三国间文化领域合作交流必会结出累累硕果，藉此共同提高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柯银斌.“一带一路”与共同现代化报告[J].大陆桥视野，2017(6):39-55.
[2]华倩.“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研究[J].国际展望，2015(6):51-65.
[3]唐喆文.俄罗斯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述[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8(2):32-35.
[4]朱旭东.民族—国家共同语教育政策与实施：历史、现状与经验[J].比较教育研究，2017(1):60-67.
《草原丝绸之路背景下中蒙俄“那达慕”文化交流与融合研究》来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作者：李凤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