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品质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而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离不开社区文化治理。在新时代背景下，社区文化治理在行动主体、治理对象、运行机制和治理目标等多方面呈现出新趋势。社会互构论为理解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呈现的新趋势提供了理论借鉴。在促进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相互型塑、相互建构中推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有利于满足新时代社区居民品质化的精神文化需要。
【关键词】社会互构论;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要求不断促进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将落脚在基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因此必须不断加强基层社区治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 在新时代背景下，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的社区文化治理有着更加丰富和明确的内涵和要求，即要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品质化的精神文化需要。本文将在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野下探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分析新时代背景下社区文化治理面临的新趋势，从把握社会互构论和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的内在关系入手，进而提出推进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互构路径。
一、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的新趋势
社区不仅是一个以文化为基因的有机体，也是一个以文化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源，是指社区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自发产生和形成的并为社区居民广泛接受并分享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社区文化具有稳定性，在长时期内会对社区的方方面面产生特殊的作用。保证社区治理的正常秩序和合理运行与社区文化治理是密不可分的，社区文化治理对于保证社区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社区文化治理就是嵌入治理与文化权力理论，建构起合作共治的多主体架构，借助市场与社会等多重机制，旨在推进社区文化繁荣，建构社群公共性，重建共同体生活方式的行动过程。”[2] 社区文化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是具有丰富内涵和多样形式的社区文化网络。加强社区文化治理有利于对社区各类文化资源的整合，充分调动社区文化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并且充分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增强社区治理的有效性。进入新时代，人民有着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物质需要、文化需要、公平正义需要、民主法治需要等多方面需要。其中，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主要依赖于文化建设，即需要国家、市场和社会共同创造丰富的文化产品、提供完善的文化服务以及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基层社区是国家、市场和社会进行文化治理活动的最终落脚点，社区文化治理是文化治理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围绕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品质化的精神文化需要展开，在行动主体、治理对象、运行机制和治理目标等方面呈现出着许多新趋势。
第一，在行动主体方面，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政府部门、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都是重要主体，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与行政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社区文化治理需要构建以多主体为基础的组织架构，发挥这一组织架构的结构性功能，借助各种机制，实现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整体性合力。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应逐步实现由统治管理向提供服务转变过渡，发挥其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的服务型职能;而市场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社区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社区文化治理迸发出生机活力;社会组织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其可以提供更加专业更加针对性的服务，以满足居民个性化品质化的文化需要。
第二，在治理对象方面，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中，社区文化治理的对象囊括了社区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社区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环境，并扩展到邻里关系、文化认同、社区精神等领域。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应当包含社区物质文化、社区制度文化、社区精神文化和社区行为文化等多方面的内涵，政府要建立健全市场和社会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制度政策;依靠市场和社会完善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增加对社区文化治理的投入;并且要以不断改善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和培育具有鲜明特点的社区精神为目标。
第三，在运行机制方面，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要改变以往政府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而要采取多元主体上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理。以往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在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和利用社区资源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社区文化治理取得良好效果。在新时代背景下社区文化治理不应再单纯采用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而应该采取上下结合互构联动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治理方式。
第四，在治理目标方面，社区文化治理的目标不只涉及社区文化领域的发展，而且还关系到社区治理的整个层面，涉及到社区治理的诸多领域。社区文化不只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方面，其对于社区经济、政治、生态和党建等方面也都具有重要作用。社区文化治理的目标是要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提升社区居民的道德境界。一旦社区居民具有了良好的文化素质、文化修养和道德境界，这将对他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社区居民会更加有序地参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
总之，与以往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侧重从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入手，强调政府在促进社区文化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不同，新时代背景下的社区文化治理更加侧重于满足社区居民的品质化的精神文化需要，更多地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充分以社区居民的文化需要为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动员市场企业力量以及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共同参与社区文化治理，从而满足不同层次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要。
二、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角及其与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的关系
针对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关于“国家 - 社会”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认识。一是附属说。一种是国家高于社会说，另一种是社会高于国家说。前者认为社会是国家的附属，国家对社会有着全面的塑造作用，而社会只能顺从国家意志行事，对国家无法产生有力的影响;而后者观点认为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只是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增进福祉的工具，因此应该将国家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应当尽量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并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显然，这类观点是比较偏激的，不能准确反映现实情况。二是对立说。该观点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后者对前者的对抗，着眼于市民社会对国家反抗的一面。三是互动说。邓正来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间良性的结构性互动关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相对独立的组织，国家为市民社会的合法活动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市民社会的活动以国家抽象的立法为普遍的行为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郑杭生、杨敏对“国家 - 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出发，提出了社会互构论，并将该理论用以指导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二者通过解释机制和法理机制存在互构关系。社会互构论主要讨论了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等主体之间的互构共变关系。首先，社会互构论认为，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与社会这两大社会行动主体间是一种互构共变的关系，互构即是指个人与社会相互建塑与型构的关系，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状态，相应性是共变状态的基本特征。其次，在社会互构论看来，社会与国家分别表征了人类生存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社会以个人为其终极组成单元，是由诸多个人相互联结而形成的整体，是存在于个人及其诸多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关系之中的共同体;国家是拥有着最高权力属性的政治组织，是以科层制为联结模式的政治共同体，表征着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公共秩序系统。[3] 由此可见，社会在互构过程中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前提，脱离了社会的具体要素，国家的权力就无法实现;国家通过对社会的制度约束，从而保证社会实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社会互构论也对互构的条件进行了阐释。社会互构论提出，互构在其现实性上，应是社会主体在一定时空情景条件下发生的、具体而生动的实践过程。这里所谓的“情景条件”一般具有三个面向：一是多元性参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主要是指“质”的差异，如不同类别的个人、群体、组织等;二是主体性资格的认可，具体包括互构参与者具有基本的主体性资格，特别是具有参与互构的实践素质和能力;三是互构资源的条件保障，与社会互构过程相关的、可以为互构参与者运用的一切要素——资本、规则、机会、符号等——这时都具有资源性的意义。具体而言，社区文化治理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个主体本质上具有根本性的差别，并且国家、市场和社会都有其特定的结构，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作用，另外国家、市场和社会内在也包含了不同的要素，可以为互构共变提供相应条件。
将“社会互构论”作为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的基础，可以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不能单纯分析单个行为主体的作用，而是要放在互构共生的环境中探讨行为主体间的合作共谋。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凸显了国家、社会和市场关系重新定位的重要性。当前社区文化治理的主体正逐步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政府已不再是唯一主体，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推进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区文化治理的机制也不再是单一机制，而是依靠多种机制进行。利用 “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视角来看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各个行动主体需要合理行使自身的权力(利)，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从而建立平等的参与机制，通过对话来增进理解，确立共同目标，在主体间的相互型塑和同构共生基础上，建立社区文化治理运行联合体，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
三、社会互构论视野下推进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的路径
思考政府、市场与社会是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中的重要主体，三者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由政府、市场与社会所构成的社区文化治理的多元主体，意味着需要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分工体系，促使三者能够更好地发挥各自功能。在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合理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并实现相互型塑、同构共生，从而不断推动社区文化治理取得更大成效。
第一，促进国家职能与社会力量的相互型塑。政府和社会在社区文化治理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政府在社区文化治理扮演着制度供给者这一重要角色，通过行使自身的权力以及履行自身的责任，不断推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国家职能的发挥最终依靠政府权力的实现和责任的履行，政府通过行使权力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不断实现自身责任，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在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中承担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之外的职能。社会是指在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独立性、民间性等属性。社会力量主要依靠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其自身的作用，社会组织能起到凝聚社会力量、监督公共权力行使、调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社会问题矛盾层出不穷，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能发生作用的地方越来越有限。在社区文化治理的具体过程中，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是有限的，这就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协助，需要各类社会组织发挥公共服务职能，以实现对政府职能的补充，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专业和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并且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层面，即党和政府层面，应当在依靠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对社区文化发挥领导作用;而在社会层面，社会组织应当承担党和政府之外的责任和义务，促进国家权力运作的正常秩序，消除制约因素，推动社区文化治理发展。政府要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社会组织通过自治的方式，成为政府进行社区文化治理的合作者，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政府在社区文化治理的过程中，要通过立法明确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制定政策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不断激励社会组织提供更加专业和个性化的文化成果，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要。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其自身功能，弥补国家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在社区文化治理中承担国家职能以外的责任和义务。政府通过购买专业化的社会组织的服务，可以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从而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
第二，实现国家职能与市场作用的相互配合。政府权责实现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是相互作用的。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往政府一元治理已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态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控制走向融合，从对立互斥转向良性互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就是要形成共建共赢的关系，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在合作共建的机制下，政府职能与市场力量实现相互型塑和建构，政府管好政府该管的，不再缺位、越位和错位，企业承担好自己该承担的，在生产和供给社区文化产品过程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明确政府在社区文化治理中承担的职能，分析市场企业推动社区文化治理的动力所在，认清强化市场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重要意义，对于推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活动的广泛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是社区文化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者，以强制力保障法律制度政策得以执行，保证社区文化治理中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政府的引导可以确保市场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由于某些市场企业造成的外部性问题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的管制是必要的和不可替代的。然而，政府的职能发挥是有限度的，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有限的，不能代替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社区文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弥补政府的有限性，实现政府与市场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社区文化治理。
政府既是政策制度规范的制定者，同时也是执行者和监督者。政府在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制定有利于维护企业经济效益同时也能激发其创造社会效益的政策制度，充分吸引鼓励企业投资社区文化治理，同时还要制定相应制度规范监督评估企业社会效益的承担情况。此外，还应该建立健全市场中的企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断实现和发挥好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对于社区文化治理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精简政府权力，合理划定政府权限，减少政府在微观领域的干预。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社区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应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充分给予市场在参与社区文化治理中的自主权。政府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必须依靠其权力来制定社区文化治理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为市场企业参与社区文化治理制定具体规则要求，从而保证社区文化治理的正确方向，规避市场作用在社区文化治理中可能产生的弊端。
市场力量的参与有利于激发社区文化治理活力，可以弥补政府行政机制的不足。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仅仅依赖政府行政机制作用的发挥，会导致社区文化治理效率低下，而市场力量的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政府通过行政机制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政治引领作用和政策制度的指导作用，但同时又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因此，这时就需要通过吸纳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激发社区文化主体的活力，调动积极因素参与社区文化治理，从而提高社区文化治理成效。市场竞争机制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激发市场企业的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社区文化产品与服务生产或供给的过程，不断丰富社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数量，提高社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实现社区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选择进而满足自身文化需要。因而，市场力量的竞争性参与可以显著提升社区文化治理能力。
依靠市场力量，打造社区文化产业有助于推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上新台阶。文化一般具有产业化特征，社区文化产业是社区文化的重要方面。社区文化产业主要是依靠市场力量，通过对社区文化资源的挖掘，培育社区文化品牌，并打造社区文化产业。就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而言，发展社区文化产业就是对社区文化事业的补充，不仅有助于繁荣社区文化经济，而且有助于改善社区文化民生，进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培育社区公共性，重塑社区共同体生活方式。在实践层面，发展社区文化产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制度支持，同时也需要各类市场力量的积极投资和参与，扩展社区文化产业发展空间，走社区文化公益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道路。总之，推进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不仅需要政府行政机制的方向引领作用，而且需要市场力量不断参与发展社区文化产业。
第三，保证社会力量与市场作用的共享互惠。
社会力量和市场作用相互交织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中有其独特的互构方式和路径。随着社区文化治理的日益深入推进，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参与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市场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要使企业与社区社会组织建立紧密联系，共同参与，合作共建。市场企业可以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提供资本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通过形成共享互惠的机制不断丰富社区文化治理成果，以满足社区成员的精神文化需要。通过共享互惠的运行机制，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文化类社会组织可以获取更充足的财物支持，从而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专业化和更具针对性的文化成果;企业则可以通过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治理，为社会组织提供便利条件，履行参与社会建设的责任，从而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社会力量和市场作用在彼此型塑和互构过程中不仅推动了社区文化治理，而且也促进了自身发展。不过，社会组织和市场企业在本质上具有不同的属性，在共同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实现相互适应和调整。
社会力量会对市场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社会组织可以引导市场中的企业做出有利于社区文化治理的决策，同时对市场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作为市场的监督者和推动者的社会力量，主要是通过社会组织对市场参与社区文化治理的状况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推动。作为社会责任的实施者，企业通过培育社会主体意识，强化公共精神和公共行为，积极投入参与并主动承担社区文化治理。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社区文化类社会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具有的公益性、群众性和专业性有助于激发社区文化治理取得最大成效。首先，社区文化类社会组织有助于实现政府权力和市场资本的平衡，可以有效抑制政府官僚制和市场趋利性的不良影响，通过调整政府运行机制和市场运行机制避免失灵状况，从而形成推动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的整体合力。其次，社区文化类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动人民参与集体行动的不足，可以通过联合社区居民形成团体力量，充分表达自身的文化诉求，捍卫自身文化权益，改善社区文化发展环境，从而实现自身文化需要。再次，社区文化类社会组织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可以有效提升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社区成员的集体意识，有利于提高社区民主程度，从而提升社区文化治理能力。社区文化类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联系紧密有利于增进社区成员间的社会交往，形成激发社区文化治理活力的社会资本。在推进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过程之中，迫切需要在社区大力培育文化类社会组织，并通过其提供具有专业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来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要，实现其公益性服务作用。在社区培育文化类社会组织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要，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和规范引领作用，要建立健全完善文化治理制，建立健全有助于社区文化组织运行和文化活动开展的保障机制;其次，需要充分发动社区成员积极参与文化类社会组织，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和热情，积极主动参与文化类社会组织开展的文化活动;再次，不断培养文化人才，激励他们组建或加入社区文化类社会组织，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四、结语
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基础推进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必须以构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为现实目标，推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主体相互协作，国家的管制作用、市场的自律精神和行为与社会的监督手段互为补充，构筑成一个完善、高效的社区文化治理体系。国家、市场和社会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只有合理确定各自的活动范围、职责权限，实现三者的良性互构，才能真正实现新时代社区文化治理取得大成效。〔本文基金项目为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201724)〕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7:49.
[2] 李山 : 社区文化治理 : 主体架构与实践行动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7(1):24-29.
[3] 郑杭生 , 杨敏 : 社会互构论 : 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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