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历史上，中国谱牒编修的内容体例不断丰富、系统化，编修主体渐趋平民化。通过对谱牒编撰历史的回顾及对谱牒文本的分析，文章认为可以将支持国人不间断修谱的动因归纳为祖先崇拜和孝德思想，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现实需要，忧患意识和夷夏观念。谱牒编修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体现着宗族自适性，即宗族为了自身安全，趋利避害，调整自我特性以应对不断变革的制度。
〔关键词〕 谱牒 动因 宗族 自适性
1 引言
‘谱牒是记录族人世系生平、家族历史渊源的文献典籍，编修历史可以追溯到华夏民族始有文字记忆的商周时期。虽然谱牒的形态、功用、体例在历史上屡有变化，但由于伴随亲族存在，纵使灾害、战乱、王朝更迭，其编修也少有中断。这期间究竟是怎样的动力支撑国人坚持修谱?对此，我们有必要回溯谱牒编修历史，在谱牒的字里行间，探求谱牒编修这一行为和意识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和意向，亦即修谱的动因。
2 谱牒编修历史
谱牒随宗族产生，为宗族所有，研究谱牒必然不能回避宗族问题。宗族，按《白虎通义》解释，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族者，凑也，聚也。血缘和地缘要素加上“纪理族人”“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等功能要素，基本上勾勒出宗族的轮廓。钱杭进一步揭示了世系在宗族构建及宗族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决定宗族存在与否，支撑宗族架构的基本要素，既不是血缘关系，也不是组织和功能，而是世系关系”[1]。前宗族时代，有聚居而无世系;宗族定型后，因外部制度环境变革及自身世系规模变化，经历了不同阶段，但在漫长的发展史中，世系始终是一切宗族活动展开的基本依据，这些活动无不以实现宗族理想、功能为目的。这是梳理谱牒编修历史的依归。宗族由原始氏族发展而来，因缺乏足够的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我国商周以前还属于传说时代，至殷商始有文字可考，才得以对宗族情况进行粗略描述。当今学界普遍认为商代宗族已初步成形，但尚有氏族遗意。《册府元龟》称，“结绳之初，朴略茫昧，莫获而详。书契之后，辨姓授氏，可得而记。太昊之前，谱牒盖阙;帝鸿之后，世绪具存”[2]。据调查，我国个别少数民族至今仍有口传和结绳形式的“谱牒”[3]，但它们是否能够完全清晰地表达世系仍有争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谱牒由甲骨文写成。殷墟已出土的 15 万片甲骨中不仅有记述世系的对先公先王“周祭”“选祭”的卜辞，还有首见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 1506)这样的记录 11 世族人的甲骨家谱 [4]。这表明，殷商王室成员和显贵家族已有意地记录世系，虽大部分出于祭祀之需，且记述不够完整，但“已启谱牒的形式”[5]。周人代商，立子立嫡，衍生出完备的宗法，完全摆脱了氏族组织的痕迹。简单说来，宗法制以“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6] 原则认定宗子，以宗子统族人、以兄统弟。结合分封制，族权与政权、宗统与君统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合，血缘世系与政治、文化特权挂钩，封建子弟，世卿世禄。同时，周人建立了与之配套的文教制度。中央王朝有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其亲疏”，此职后为历朝沿袭，掌亲属，叙九族，另有小史“奠系世，辨昭穆”[7]。此处系世便是《史记》所取资的《帝系》《世本》等谱牒文本，落实到实物，则为已见于商末的青铜谱牒大量增加，出现如微氏家族“墙盘”一样的不单有世系，还有人物事迹的系谱。值得一提的是，世系“昭明德而废幽昏”[7]1865，后世所宣扬的谱牒教化功能在此时已见端倪，对先世称美而不称恶的记述原则，也被后世修谱者所取法。
春秋之世，周王朝借以维持整个宗族天下的礼乐开始崩塌，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宗法秩序遭到破坏。降及战国，血缘关系的疏远，对利益的追逐，使得诸侯间的相互攻伐频繁剧烈起来，严重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血缘宗法社会逐渐向地缘政治社会转变 [8]。秦汉一统，编户齐民，虽郡县与分封并行，历史不可阻挡地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平民社会。因封侯拜将崛起形成的世家大族成为一股新兴力量，持续地参与政治中。大宗法因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只能存在于儒者的讨论和理想中，但百世不迁的原则却成为中国宗族向往的状态，足以牢笼百代。宗族向小宗法过渡和发展，家族私修、专记自身世系的谱牒随之产生形成 [9]。曹魏政权为革除两汉以来察举制积累的弊端，笼络人才，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原则上以个人行状为主，家世次之，权分九品。入晋以后，转而不重才能，仅以家世门户为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几大姓氏集团即按照门户等级区分士庶的典型，以此进行利益再分配。至此，世系及记录世系的谱牒成为铨选、婚姻的依据。为保证真实性，此时谱牒以官修为主，多为通国谱和州郡谱，私修谱牒“亦上于官，有郎令掌之”[10]。谱牒作为族姓档案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凭证和管理作用，专门的谱牒之学蔚然兴起。九品中正制在隋末唐初几度兴废后，以唐太宗贞观初年为断限 [11]，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制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为寒门庶族敞开了政权大门。由于社会风俗的惯性仍以门望相尚，同时出于巩固皇族及关陇贵族利益的考虑，太宗朝开展了《氏族志》编修活动，通过“崇重今朝冠冕”，改变以往衡量族性等级的标准，“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12]。其后根据宗族政治势力盛衰，高宗、中宗朝递有编修，唐代成为最后一个官方编修谱牒的朝代。可以说，隋唐谱牒之风为南北朝余绪，但此时，因重世族的风尚，私家修谱随之兴盛。《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唐代谱牒绝大部分即属于私修性质。宋朝以文立国，科举制成熟完备，已如汪洙“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言，以寒素起家，由科第取朱紫的士人比比皆是，士庶的流动加速。原官修姓望氏族谱在唐季五代战火中散佚，伴随着世族豪门势力的衰亡，已无重修必要，取而代之的是士大夫阶层私修家谱，这种包括表、志、图、纪、例等内容的谱牒成为后世家谱的主流。社会安定、宗族繁衍、政府倡导是此时期谱牒兴盛的原因;欧阳修、苏洵等文坛宿老从事谱牒编修、体例创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则提升了谱牒的质量与数量。元代谱牒编修仍以私修为主，沿着宋朝私修家谱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不同的是元朝谱牒根据收族需要对宋代小宗法“五世则迁”原则有所调整，在世系关系上追溯更久远的年代。
明清时期，谱牒编修迎来了高潮，数量急剧增长，内容不断丰富，体例更加完善，宗旨更加明确。根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谱牒，这一阶段谱牒编修已经相当成熟，体例内容主要有诰敕、谱序、谱例、姓氏源流、列传、家训、坟地图等，渐至明中期出现的祠堂、祠产等宗族集体财产，以及与之有关的田产屋基买卖契约、官府判决书等也记录进来。同时，随着家族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规模宏大，往往汇集若干同姓宗族或支派的会通谱、统宗谱也出现了，不少谱牒在追溯先世时采用大宗法形式，将世系追溯到受姓之始，连绵不绝以至于当世。谱牒编修历史呈现两大规律：其一，内容体例的丰富化系统化。从最初零星简单的记录，发展为连贯翔实的记载，从只有世系著录，发展为列传、族规、家训等内容无所不包，全面记录家族的兴衰历史及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编修主体的平民化。根据政权与族权的关系，我国的宗族发展经历了周以前两权合一时期，秦汉至隋唐的两权分离时期，至第三期，宋元明清集权加强，家族完全受制于政府，与之对应，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贵族、世族、衿绅平民;与此关系嬗变相一致，谱牒的编修由官修为主转变为私修为主，从最初仅为王室贵族所有，渐次发展成为世族所有、为士大夫所有、为一般平民家族所有。
3 谱牒编修动因
3.1 祖先崇拜和孝德思想
祖先崇拜始自蒙昧时代的图腾崇拜和鬼神信仰。原始氏族画图腾以别部落，事鬼神以求福佑，神秘的自然力成为氏族成员共同的精神支柱，如商人尚鬼，每事必问。随着理性思维的发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找寻现实中的祖先并产生了崇拜的情感和仪式，从而“增强与维持同一宗族的团结性，期求本宗亲属的繁殖和福祉”[13]。在此过程中奇迹传说被保存或虚构，后世帝王无不将受姓源流推究到远古帝系乃至神话人物，以此赋予政权神圣感和合法性;现在所能见到的很多谱牒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将源头追溯至上古受姓之始，以崇隆家族历史。商代祭祀占卜而留下的大量甲骨谱牒，商周颂美先祖的青铜谱牒以及《诗经》 《尚书》等先秦典籍中很多篇章就是在这样一种朴素且真挚的祖先崇拜之情中记录下来。
近乎宗教情感的祖先崇拜在西周宗法完善后衍生出孝德思想，具有了宗法性和道德性。孝德思想为儒家接受和发扬，提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14]。如李泽厚所言，孔子不是把作为宗教三要素的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 - 伦理和社会人生中 [15]，这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孝”在历史生活中的最终落脚点不在“天”和“地”，而在“民”和“行”，祖先崇拜、孝心孝德被消解在肌肤之亲、日用之间。孝为立国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无不循道而行;谱牒作为对先祖的追念和对血脉的记录，其编修就具有了尽孝的意义，“不修谱谓之不孝”“人家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类似之言常见于谱牒家规。
3.2 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远古时期，虽无完备的史学理论，却已注重史料保存和历史编纂，较其他民族更早地进入了成文历史时代。“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16]。以之为滥觞，整个中国历史都有一以贯之的史官制度，并形成了以藏往知来为目的的史官文化——“史以明政教，彰世变，非专为存人也”“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17]。历史意识使得中国人自觉地把历史作为一种必需品来持续书写更新。在商周至南北朝时期，政权与族权或多或少地重合，家族世系的历史书写自有国家层面进行。隋唐以后，这种官方行为渐趋消失。而史书编录有严格标准，苟非功勋显著则正史略而不录，“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于是宗族开始自行保存本族历史。文化自觉与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谱牒编修内容、体例和功能。谱牒不仅记载世系，也记载重要人物的嘉言懿行，串联整个家族的发展轨迹。宋元时期即有人将谱牒比拟为正史，得到普遍认同。如程氏宗谱所叙，“家之有谱，无异国之有史也，而亦与史异者，盖史则扬清激浊，褒贬綦严，而谱则沿流溯源，搜罗殆遍，非琐也”[18];亦如欧阳氏谱序所言，“谱则以记生死，序昭穆，知尊卑，别亲疏，以传教于后昆也，故谱为一族不可无犹史为一国不可少矣”[19]。他们均以修史之意志进行谱牒编修，并同正史一样突出了嘉显惧废的教化功能。当然，有历史意识并不等同于有史识、史德，也并非所有家族在编修谱牒时，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维护历史真实性。如萧江家族谱牒曾误以汉人萧望之为先世，史学家欧阳修在编修自己家族谱牒时采取了隐讳手法;有些宗族编修谱牒时会采用美化，甚至是造假、捏造事实的手段来提升家族名望，虚构家族历史，如章学诚讥评的“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20]。
3.3 现实需要
现实需要是谱牒编修的直接动力。郑樵曾指出，唐以上谱牒一用于选举，一用于婚嫁，宋以后二用俱废 [21]。谱牒编修历史的梳理过程中实际上也伏藏着功能嬗变这一暗线，其变化与宗族同外在制度环境关系演进相关。周代以前贵族作为政权支柱，其存在即是政权的存在;宋元以前统治者依靠世族进行政治治理，世族甚至对君主有某种抗衡力量。在这两个时期，宗族在政权中的自然参与度极高，身份特权关系王侯嗣位、官吏铨选，连婚姻也多在等级内进行。这种现实需要推动了依姓望高低排列、体现等级次序的谱牒编修，用以管理族人。宋元以后，族权再无力抗衡皇权。皇族以外，普通宗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逐渐与血缘身份相剥离，家族兴衰加剧。这一时期私家谱牒的兴盛，不单是新兴士大夫阶层发思古之幽情，更是对恢复宗法制讨论的回应和尝试，以求构建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世家”。即张载所谓“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因此，“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22]。通过谱牒编修，世系确认，来确保宗族荣辱与共、福祸同担。同时，通过写入谱牒内的族规、家训等对族人进行适应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教育。明清之后，宗族演变出祠堂族长制，在皇权允许下，从事民间自治，实行自教养。谱牒亦成为宗族管理权力的现实保障和精神象征，有宗有族，有谱有人，族人若是违反族规或不服管理，将被剥夺入祠、上谱的权利，谱牒无疑是族权维护的利器。但为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教化、惩戒功能，多是谱牒研究者后来赋予的，对于普通族人来说，其内容的重要性，远不及编撰族谱活动所体现的宗族一体化及其他象征意义 [23]。谱牒的编修需要全族老少同心协力参与，持续编修谱牒也使族人不断回顾历史，谱成之后进行热闹庄重的散谱，这些“集义”过程，通过仪式深入族人内心，从而生发族人的道德感和存在感，增强宗族凝聚力。所谓“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24]，谱牒编修恰合乎了儒家的礼制思想，由外而内，化性起伪，习与性成，用实际行动落实情感。
3.4 忧患意识和夷夏观念
促使宗族不断修谱的另一直接动因是贯穿于整个宗族存在过程之中的忧患意识。宗族本身是一个动态稳定的社群，世系规模不断扩大，进行分房或是迁徙，每隔一段时间人口发生变化。以三十年为一代，“人世生育婚嫁没葬等事琐迹纷，在三十年中尚能朗然于心”[25]。三十年后，老者弥老，新者方生，人事代谢，若不修谱，则老一辈的资料无所稽，新一辈无所归，宗族也有涣散之虞。故此，宗族会自觉启动修谱计划，如黄冈宋氏家族谱牒分别于 1860 年、1887 年、1915 年二修、三修和四修，前后间隔不超过三十年。若说上述忧患仅源于宗族内部变化的话，那么当外部环境发生大动荡时，这种忧患意识将被放大，进而衍生出对家国民族的忧患。它是《春秋》“大一统”“谨夷夏之防” 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国家战乱、社会动荡或是王朝更迭之后，宗族会尽力克服困难着手谱牒编修，以收合族人。从历史上来看，南北朝谱牒的兴盛很大原因就在于此，“自五胡乱华，百宗荡析，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台之子孙，混为一区，不可遽知，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所以贵于世也欤”[26]。元朝华夷杂处和严苛的政治统治，同样导致了修谱之风的盛行。放眼近现代，列强环伺，天朝上国的迷梦破碎，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此时的“夷夏”发展为西方和东方文明、先进的欧美民族和落后的中华民族，夷夏之防也就演变为爱国保种、救亡图存的运动，催生了大量谱牒。如胡氏宗谱所写，“当此群雄角逐、虎视眈眈、争相吞噬之恶世界，若一群之内势如散沙，无道以为立国合群之要素，相维相系，相友相助，互保生存以抵抗外来之侵略，将见强邻狡启，封疆日削，国且不国，种姓焉托……年来吾华民族从事修谱者项背相望，大都激于敬之忱，人穷反本，久蛰思奋意者，民族复兴之朕兆乎”[27];续修于 1944 年的戴氏宗谱也表明了相似用意，“今者时局日非，强邻逼处。吾乡之族无巨细，咸亟亟以修谱为务，盖谱所以联家族合群志也，国势之盛衰强弱，必视乎家族之团结坚固与否”[28]。
4 宗族的自适性
宗族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不同阶段，但均为专制制度下的继续。狭义的宗法制虽在战国后消灭，却影响了宗族几千年的发展。宗族为争取生存空间，趋利避害，调整自我特性以应对不断变革的制度。这种类似于生物或程序的、能修正自身特性以适应对象动态变化或扰动的特性，就是自适性。虽然它无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但不能否认正是因为这种自适性，宗族才得以生存。谱牒编修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或可作为此自适性的客观表现。宗族发展史上，唐宋之间为一大变革，宋以前有世族，宋以后宗族开始平民化。宋代理学诞生，其核心的伦理道德强调三纲五常，因对维护以拟制血亲形式形成的君臣子民“家天下”有积极作用，很快成为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家族在编修家谱时，也就自觉地宣扬和实践这些思想。同时，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实践中，又被宗族在“齐家”之后加上“化乡”，在整个社会建立起一种包括士大夫在内的自律性秩序 [29]。通过谱牒编修收入的圣谕、族规，庄严其事，既用正面例子鼓励族人向善，也对违反族规的行为作出惩罚，“愿吾族父兄者朝夕讲明此义，使妇孺共闻知，其上遵国法，下守家规，循循于规范之中同归良善”[30]。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家族自身的荣誉、稳定和安全，顺从现实政治环境。
辛亥革命，帝制解体，对宗族而言可算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思潮传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相继开展，启迪国人重新思考传统。宗族制度对人的个性压制和在文化上的保守僵化，受到猛烈批判。在今天看来，这种批判因对宗族基本规范的误解而略有过界，在当时对宗族具有颠覆性影响。在国家对待宗族的问题上，有主张改造宗族，将人的团结力从宗族扩展到国族者 [31] ;有承认宗族合法性，改革其宗法性，借助家族推行县政、地方自治和社会建设者 [32]。而宗族自有想法，周氏家族称“晚近人心浮薄，厌故喜新，稗贩欧西糟粕，竞以摧毁家族制度为能”，黄氏宗族认为“事变纷纭，政事日出，方今共和成立，皆以收族保种为言，诚以族大则其势甚大，他族不得而侵之，种强则其权自强，异种不得而夺之，故虽议共和，我大汉一族与满族、蒙族、回族、藏族不相侵害，要自以收族为长”[33]。总之，认为家族主义将进于国家主义。当然，有不少宗族积极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改良，如彭氏宗族主动革除旧社会的种种不良规定，声明“奠定民族基础以适应时代文明，以扫除偏狭之观念、陈腐之习惯”“天下为公渐及大同世界”[34]。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以宗法家族代表封建“四权”之一的族权，在根据地采取“建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改革旧式继承制度、铲除宗族经济基础”等措施，摧毁宗族制度，建立社会新秩序 [35]。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宗族或持观望态度，“戊子岁阖族倡议五修，均表同情，是于己丑岁付之于梓矣，至庚寅辍停者，适时务之涣新，散而弗聚，聚而弗能，此政治改革之所致也”[36] ;或主动适应新社会，变更纪年，革除封建思想。但随后的极“左”思潮，对宗族及谱牒不加辨析，一概斥为封建糟粕，使得大陆宗族基本停止了活动。上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政策环境的放松，潜伏的宗族意识再次浮现，最终掀起了一场编修家谱、建立宗祠、开展联宗的热潮。在这场活动中，宗族自觉地同新时代精神相结合，努力摆脱传统宗族活动给人的不良印象，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树立了遵守法令、建设家乡等新思想。有观点认为，当生产力极大发展，且人作为家族成员的意识被作为国家公民的意识完全代替时，传统宗族关系就会自然消失。这无疑需要很长时间。只要农村生产力没有完全解放，聚族而居的大结构没有改变，人们的宗族亲情意识没有消失，宗族也就不会消失。不过在后宗族时代，有世系而无聚居。未来宗族可能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实现异地异时的宗族活动，谱牒编修也将从传统的、集体的、乡村社会的配套仪式变成个人的、存在于城市和网络空间的孤立的仪式 [37]。谱牒在新时期的形式与内容将更加丰富，超越传统谱牒，发挥对宗族历史和亲人生活的记录作用。届时人们编修谱牒的动因将会更加纯粹，即出于历史文化的需要和自身归属的追寻。
5 结语
宗族能在中国存续千年直到如今，有其合理性。包括谱牒编修在内的宗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互助精神和亲情认同，以及对自身历史感、归属感和道德感的追求，不仅是宗族文化，也是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宝贵财富，它植根于中国历史传统和当代社会之中。谱牒编修由来已久，并将持续下去，其动因可以归结为精神需求和现实需要。在当今社会，谱牒编修将会增添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历史记忆诉求，谱牒本身也将体现现代人伦思想和对社会功能的挖掘。针对这一情况，图情档等文献机构在收集古籍家谱的同时，应积极开发馆藏家谱资源，提供咨询和利用服务，从而参与到家庭、家族、社会的记忆建构活动中，实现从馆藏小文本向社会大文本的拓展。(来稿时间：2018 年 7 月)
参考文献：
1. 钱杭 . 宗族的世系学研究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14.
2. 王钦若 , 等 . 册府元龟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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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全海 . 殷商刻辞甲骨与档案之辨析——以《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 1506 片甲骨为例 [J]. 档案学研究， 2009(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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