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史学家对西方近现代历史知识的形态及其生产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利奥塔在他的那本极具影响力的《后现代的状况——关于(当代)知识的报告》书中提出，“我们关于过去的历史大叙事崩溃了”。这本后现代主义的奠基性著作认为：正是这个“元叙事”的崩溃，才推动后现代主义运动兴起，并使西方史学致力于探究历史知识的 “合法性的危机”问题。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场对西方历史知识、书写范式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批判性反思。无论是“语义学转向”还是“后现代转向”实际上都是库恩所描述的“范式转型”的现象。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近现代史学的自大和自信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它宣称，我们(西方社会)的经验被组织起来的每一种学术或话语(包括历史知识)的结构都是通过一些排他性的行为被构造出来，并得以保持的。这种观点帮助西方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反思那个时代西方历史知识的形态和认识模式。其中，赛义德对“东方”观念及东方学的解构是最为著名的。
作为一种力图超越近现代历史思维局限性的思维形态，后现代主义批评后者追求思维的整齐划一，忽视差异性和压制其他文化形式和理论范式。它揭示了现代主义者宣称其知识体系具有客观性的假象，试图把近现代历史观念还原到其具体的历史位置，并揭示其作为一个时代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如贝利所批判，“一些思想建构是特定社会和特定时期所独有的”。在这种视域下，作为近现代历史知识的基础的许多观念，诸如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性以及进步趋势等都遭到颠覆性的批判。
解构主义哲学为批判性地重构西方历史思维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它主张在评价一种理论时应当关注这种理论是否不适当地排除了其他理论范式，压制了边缘文化，或者用一元吞并多元。它主张对他者持开放态度，并批判排斥差异的思想模式。后现代主义呼吁承认与普遍理性相对的区域理性的正当性，包括不排除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分期理论以外的其他分期模式。后现代主义对近现代历史知识的解构，是当代西方历史研究转型的前奏。新世纪以来，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又为历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研究问题，助推了西方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世界史的编撰采用什么模式
贝利在谈到当代西方史学时写道：“现在所有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历史学家，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点。”进入新世纪以后，全球史作为一个新的书写模式，其基本设定和概念体系，越来越成为受到关注的前沿问题。撰写全球史需要解决，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组织安排对历史事件和进程的描述这一问题。
从晚近西方出版的几本极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中可以梳理出几种模式。贝利的获得英国享有盛誉的“沃夫森图书奖”的《近代世界的诞生》一书，“探究同时性……注重对照……在比较的同时挖掘那些潜藏的关联性影响”。书写是横向的，并以空间为重心。霍布斯鲍姆的书则是 “纵向的”，以时间作为立足点。他们都宣称试图把横向和纵向维度相结合。约翰·罗伯茨(J.M. Roberts)《20 世纪，1901—2000》关注“将故事凝结在一起的普遍性内容”，“挑出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在没有预设程式和重大观点导向的前提下，将其整合成为一部连绵不断的叙事史”。这本被称为纪念碑式的巨著，对 20世纪重大事件和潮流进行了令人惊叹的描述。例如西方统治地位的衰落，后殖民化浪潮后一个城市化的全球文明的出现，伊斯兰教的复兴，亚洲和拉美充满活力和自信的新型国家的出现，以及妇女获得平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世界人口的近四倍的增长，等等。这本书追问“不论好坏，每个时代哪些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本受到很大关注的著作是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他把自己的路径称之为“第三种路径”，即“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用一种突出整体统一性的模式加以呈现”，也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同时结合了“普遍性之趋势与偏重地方性”。
全球视野的世界史书写，大多借鉴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尤其是文明比较的方法对人类各区域历史进行审视，从研究“历时性”转到研究“同时性”，汤因比和斯宾格勒最早运用这种方法。比较文明和跨文化研究为编撰新的注重历史整体关联性的历史书写提供了方法，正如洛赫尔多年前就认为“只有使用文化比较方式的通史著作才是令人满意的”。斯特恩斯的《世界文明：全球经历》是一本多次再版的多卷本著作。作者声称以比较的方法把不同文明的特征与全球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叙述，注重文明比较，并去判断一个社会的新局面同其他地方的相似情形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模式结构。当代很多世界史著作，都频繁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例如，对奴隶制和封建制这样人类历史上较为广泛的制度形式进行比较性的描述。新的世界史书写的另一个方法是采用结构主义方法。例如，斯特恩斯的书在进行历史分期时，就以世界版图的变化、各文明间出现的新型交往的模式，以及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等为准绳。
在历史书写中如何摆脱地方性视角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过后现代主义者、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语义学的批判家和结构主义者等的批判，尤其是赛伊德对西方学术界所构建起来的关于东方的知识的意识形态偏见进行的揭露，西方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西方历史知识所蕴含的地域性偏见，比如欧洲中心主义。巴拉克勒夫很早就指出，“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眼光，就不能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因此，如何在历史书写中摆脱地方性视域，就成为新世纪以来的许多西方史家所关注的问题。贝利曾批评说，迄今为此的所有历史学家通常都专注于‘西方的兴起’这个视角，而他认为应当看到“早期现代世界全球化的多中心本质”以及“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多中心起源”。
明确地宣示自己的立场是减弱地域偏见的一种方法。《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的作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就称，要采用“中立性”或“全球性视角”，通过对撰史者 “认知相对性的有意识的把握”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或其他自我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在这本书的许多地方的确体现了这种努力。例如在对“19世纪”这个关键词的理解上，作者就澄清说，19世纪是“一个独立而难以命名的时代”，无论是将其命名为“晚期近代”、“近代”或“现代”都存在很大争议。他注意到，从某种角度，“19世纪，仅仅开始于西方”，因为在地球其他地方，如穆斯林地区、中国等采用的是不同的历法和纪年。欧洲视为19世纪开始的1800年的1月1日，在其他地区则是一年的2月或8 月的某一天。
诸多尝试编写不带偏见的世界史的学者所采用的一个方法是从社会学的路径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这种方法似乎有效，因为社会学本身是横跨各种社会，在比较中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定义的。在《克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念》一书中，洛赫尔曾指出“只有使用文化比较方式的通史著作才是令人满意的”。施特恩斯的《世界文明：全球经历》在描述“封建制”时也是采纳此种路径。他把封建定义为是从地方性政治向中央集权制社会组织过渡的一种早期形式，认为它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地区间缺少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央政权的软弱，以及缺少共同的政治价值体系和发展运作官僚体制的经验。在历史书写中，如何注意各地区历史现象的差异性，以及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概念的局限性——概念总是难以充分概括丰富而差异极大的现象——从而使我们的研究不被禁锢于某一种范式和概念体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斯特恩斯的著作中，他就对“文明”的定义有意模糊，以显示出一种中立的价值尺度。全球史学家们在编撰历史著述时对许多词汇和关键概念的界定和运用都退向更中性、外延更宽泛的领域，并试图在概括全球文明更广泛的历史现象的基础上抽象。例如，斯特恩斯使用“精英”而不是 “统治阶级”。于尔根在其书中对基本概念和词语含义的详细讨论，成了他摆脱“偏见”的方法。
如何协调传统历史书写方式与新的研究路径
新世纪以来，西方历史研究的新潮流是强调跨国的视角、比较的路径，以及对社会交往的网络和空间、海洋、边疆和其他跨国空间等的研究，那么，如何把这种新的路径与传统书写模式相结合呢?如果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具有局限性，那么在强调跨国的视角和比较的路径的新范式中，国别史又如何撰写呢?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大多对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背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广阔背景重视不够。所以早在20世纪90年代，怎样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樊篱就成为包括《美国历史》杂志等西方期刊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一个通行的作法就是从跨国史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一个国家的历史，重视研究外来的影响对一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包括诸如跨越国界的经济与社会交往、思想的流转，跨国人群、非国家行为体，以及一国在全球性网络中的地位和把国家连接在一起的纽带，等等。德国的跨民族史学和法国史学会鼓励研究跨国联系和交往就是对这种研究模式的强调。
此外，在全球视野下的世界史书写中，又如何平衡对各民族文明史和全球历史发展的描述呢?斯特恩斯的《世界文明：全球经历》的做法是根据全球交往的性质和程度来划分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同时从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检视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文明、重要社会，据此平衡对世界主要文明发展的描述和对全球联系及其结果的分析比较。
如何重新界定历史研究的空间
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学者意识到，不能只从一国，而是要从与世界和他国的联系中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因此，跨区域和全球性的联系机制和渠道的建立，世界如何逐渐联为一体，贸易体系、政治体系的维持是如何实现的，以及更加具体的，诸如古代连接东西的丝绸之路、海洋和边疆对人类的交往的意义等，就成为他们的关注重点。历史研究的领域开始漂移了。
历史研究的空间正在经历重新界定。除国家以外，哪些领域、人类社会单位或空间，需要我们加强研究?人类历史经验的哪些层面又需要重新审视呢?晚近西方历史研究不再把世界看作是划分为自我封闭的，互相区别的和具有内部统一性的社会所组成的空间。相反，世界及其历史被认为表现为人类出于各种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空间不断进行重构。国家的疆域和更大的区域也不再被看作是固化的，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变迁的。传统世界历史观念强调文化的独特性、认同的排他性，以及单个社会经历的特殊性，这些看来都有些过时了。
研究空间的重构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该书把“边疆”作为一个重要领域加以研究。“边疆”这个人类社群联系交往的空间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这一章竟有130页之多。在作者的描述中，边疆不仅是一个社会的边缘地带，也是人类交往的中间地带。不同文明和区块、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帝国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和碰撞，交换资源(包括货物)，人群相互融合。边疆的定义还得到进一步延伸，边疆也是自然空间，人类群居点和周边自然环境的生态空间。
原来被认为是空寂的，没有人类文明建构的海洋、山区、荒原、河流、道路、贸易路线等也成了研究的重要载体。对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南中国海和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兴趣就反映了这种变迁。其他人类交往和联系的前沿，一些以前不入流的地域空间，如港口、港口城市、殖民城市(如河内)、非殖民城市(如汉口)、帝国城市(如伦敦)等都得到甚至比单个国家还要多的描述。这些地点在新的研究范式中是区域交往的节点。新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对移民及其社会认同、文化杂交空间如澳门等的研究，也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研究空间的重新定义。
哪些变化具有全球意义或者构成人类历史的主线
当历史学从研究“历时性”转到也重视研究“同时性”后，我们是否还需要找到一条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在扬弃了以欧洲文明的发展为主线来编撰历史后，又可以以什么为主线呢?实际上，在当代全球史(世界史)的看似去中心化和反对整齐划一和模式化的书写中，“了解历史的广泛模式”仍是潜藏在撰写者思维深处的。在对世界史的“全景”的理解问题上，不少的著作就增加了不少以前所忽略的社会生活层面。于尔根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以“全景”为题的第二卷就反映了这种变化。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总是需要抽象出某种历史演变的结构。由于关注点的不同，不同的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或历史演化的结构的理解是不同的。例如，贝利认为是现代世界的诞生;拉杜里和伊懋可把注意力转向生态环境和气候变迁;另一些学者仍然认为现代化(工业化)进程重要;但更多的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或者说不同文明之间联系的加强，互动和共生的程度可以视为一条主线，并借以帮助我们组织世界史的编写。
贝利的关于1780—1914年世界历史的书，重点描述的是政治体制、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业化)、帝国与国家这些人类社会组织，以及土著民族的毁灭、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全球化。贝利的书所探究的中心问题其实是传统史观所称之为的“现代化”，但他不用“现代化”这个概念，而是用较为中性的“现代世界的诞生”这个词。因为旧的概念把现代化视为现代性从西方向全球扩散的过程。贝利的书所包含的全球视野也十分明显。例如作者用“全球背景下的科学”，而不是17 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这样的术语。贝利把西方政治制度看作是例外，而不是应该如此。第八章的小节标题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的出现：西方例外论”。第一章题为“旧体制与 ‘早期全球化’”，其中的第四小节题为“新政治模式的先驱”。
在很多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缓慢的，因此似乎不能成为一条主线。实际上，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环境的变迁、区域贸易路线的改变、重大战争的结局、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变革等都可能是一条贯穿线索。戴蒙德的那本名著对人类历史就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察。在他对人类命运的描述和梳理中，粮食生产的传播、人种的扩散、病菌的演化和流行、文字的传播、两个半球的碰撞等成为重点。他探究的重心是“历史进程的地区差异”。
微观研究如何体现新的视角和路径
在全球视角流行的氛围中，微观研究又如何适应时代潮流呢?微观史学是对一个细心界定的研究单位，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很小的事件、社区或者个人的详尽而深入的研究。微观史学不满传统史学对社会结构、文化制度、政治运动和重要人物等的压倒性兴趣，以及忽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微观史学认为，社会科学的概括抽象经不起小范围的细致研究成果的考验，因此转而研究社会中的微小单位，尤其是小人物，特别是那些被视为是异端或者另类的人物。微观史学的先驱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 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中的麦诺齐奥就是这样的人物。微观史学以缩小研究范围，显微镜般的视角对文献资料进行深入探究为特征，“系统地去中心化”，关注个人生活经历，以及那些在宏观史学研究中含混不清的内容。冰岛陆克雅克微观史学研究中心就为此收集了晚近150年间的大量私人资料。
曼格鲁森把微观史学称之为“历史研究的个体化”，它研究小的社会单位、在其中生活的个人，通过缩小观察的尺度，去揭示在特定社会处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影响以及与社会规范的差异。西蒙把微观史学与“历史人类学”等同。斯泽迦托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微观史学，后者以意大利流派为代表，前者囊括那些对宏观研究不满而采用微观研究路径的学者。
微观研究是否应当涉及宏观分析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苏托曼等学者认为，微观史学所关注的“活生生的经历”具有私人性质，不适宜用分析性定义和分类方法去处理，而且个人经历与情感交织在一起。焦万尼·勒维等历史学家则认为微观史学研究虽然是研究特殊的和个性化的案例，但还是要考察这些特殊的个人、事件或者单位的社会意义，包括其特殊的背景。在赛德曼眼中，微观史学所描述的那些个人仍然被各种外在的因素，以及一个延续的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制约。奎多鲁杰尔(Guido Ruggiero)等认为，微观史学应该通过研究个体的生活经历来识别社会中更大的结构性变迁，因此在克服社会史的抽象化和不关注个人的倾向时，不能忽视对制约历史事件的更宏大的结构性因素的考察。在金兹伯格和博利眼中，微观史研究向两方面延伸：一方面在规模上日趋缩小，由此在很多研究中对真实生活的重建可以达到其他历史书写无法想象的程度;在另一方面，它也探究活生生的、小范围的生活经历所反映出的无形的结构。曼格鲁森也主张把 “活生生的经历”与宏观结构的探究结合起来。很多微观史研究也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历史研究之间的互动感兴趣。
曼格鲁森主张，微观史学要重建那些影响个人行为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社会交往的网络，把个体化的研究与更大的整体性视野相联系，或者说把研究置于背景中。这就是说，微观史研究也应考察更大的画面和背景，或者说探究小单位与大单位的联系;让自己的视野超越诸如小村庄之类的狭小空间，看看对这个微观画面的审视会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更宏大的世界。查尔斯·梯利认为微观史学的后半段研究应该与“大结构、大进程、大规模比较”类似，因为世界各地的人类活动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南美洲渔获量的减少会意味着北大西洋鱼类价格的上升，以及此区域渔民收入的增加。
拉杜里的《蒙塔尤》提供了一个微观研究的榜样。他研究法国南部一个仅有300人的小山村，从一滴水中、一个小社区以及社会的一个“细胞”——家庭(拉丁语“多姆斯”)中窥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大小权力，国王、教会等如何伸展到这个小山村，影响这里外表看似宁静的生活。在深入研究构成这个小山村的“原子”——家庭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的同时，拉杜里也探究这个小山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例如，它与附近朗克多克地区法国占领军的关系，本堂神甫克莱格与教会尤其是卡尔松宗教裁判所的关系，其与其他社区例如泰罗尼亚通过羊群转场的接触。在对蒙塔尤的信仰世界的探索中，拉杜里揭示了天主教生死观、来自东方或许是印度的关于死后灵魂复生和转世观念，对蒙塔尤居民的影响。拉杜里发现了蒙塔尤社区信仰的多种来源和重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对广阔背景或者说“宏大叙事”的探究是人类思维的一个重要兴趣点，因此不应当忽视在个别人、单个事件或单个村社的探究中，发现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及其本身的更宽泛的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微观史学，应当有“以小见大”，即“小地方，大问题” 的研究路径。
结语
在当代西方史学研究中，历史知识的边界得到了很大拓展，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研究问题被提了出来。在新范式的实践者看来，世界历史不是相互隔绝的区域和国家等政治实体的杂存，而是在跨区域的联系和交往中才成为了整体，所以跨国空间发生的人类经验、联系与交往，以及与全人类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包括体现了这种联系的微观层次上的现象，应当受到合适的关注。新的历史书写已经非常理论化了，而且它深深植根于比较的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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