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长期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为全党同志学习治国理政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他领导财经工作方法的真谛。本文主要针对陈云综合平衡思想进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核心论文发表范文。
[摘要]陈云综合平衡思想方法体系不仅包括财政、信贷、物质、外汇方面的总量平衡，而且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以及当前实际与长远目标和它们之间的结构平衡，还包括计划协调与市场协调、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等手段协调。陈云综合平衡思想方法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陈云综合平衡思想方法揭示了经济事物综合平衡运动的规律和要求，创新发展了我们党经济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综合平衡,平衡规律,总量平衡,结构平衡,手段协调
在陈云诞辰110周年之际，缅怀陈云，学习陈云，深深地感到：陈云在领导财经工作中贯用的综合平衡思想方法，深刻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当时、目前和以后我们做好财经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综合平衡是克服财经困难的法宝
新中国诞生初期，我们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全国经过多年战争破坏，百废待举，物价飞涨。一方面，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要继续西南解放战争，消灭反革命残余势力。在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陈云受党中央委托，统帅全国财经工作，进行了三次重大“战役”：一是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二是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三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三次重大“战役”彻底结束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巩固了人民政权，使国家经济转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为什么陈云能够在建国前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驾驭全局，成功应对各种严峻挑战?我们深入研究陈云思想和实践，不难看到陈云遵循和运用综合平衡规律，紧紧抓住了综合平衡这个法宝。
1 战争与建设的平衡
针对战争与建设的关系问题，陈云的基本思想是：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或有重大战事情况下，战争与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战争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没有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建设的发展;但是，战争的胜利一定要有建设的支持，没有后方建设的支持，前方战争是不可能打胜仗的。这是综合平衡规律在战争与建设之间的体现。1949年8月，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必须充分保障对前方的物资供应;另外，解放区人口达到四亿九千万人，全国除台湾、西藏、西康、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进人了战后恢复建设阶段，需要克服长期战争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及时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吃、穿、用和建设物资问题。这两方面任务都是硬任务。只有战争的胜利，解放区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只有解放区政权得到巩同，前方战争才能得到有效保障。陈云统观全局、运筹帷幄，提出了“财政经济基本统一管理”的工作方针…，要求所有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必须提高自觉性，树立整体思想，具有全局观念，尽可能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陈云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在确保作战经费和六百多万脱产人员必要费用的同时，大力组织非参战人员自力更生，发动解放区群众开展生产运动，开源节流，发展经济。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即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好局面。正当经济形势出现好转的时候，中国又迎来了抗美援朝的艰难岁月。在这一新形势下，陈云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财政经济方针;“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要求一切服从战争，首先应以财力物力保证战争的胜利，其次是保证围内市场的稳定，最后才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陈云统筹财经问题，在战争与建设之间，在前方与后方，牢牢把握当时条件下两者的内在一致性，深刻揭示两者具有的同样重要性和同样性质，互动互援，在财政经济上既保证前方战争顺利推进，又使新中国建设顺利开展。
2 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平衡
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陈云的基本思想是：在经济建设中，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时、因地、因事、因人的不同，两种作用可以不同，但不能偏废。这是综合平衡规律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间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物价、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供应，陈云特别注重两个作用。一方面，陈云提出了政府统一管理的财政经济政策，集中力量战胜私人投机资本，树立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遵循经济规律，用价格手段控制市场物价，用市场手段解决问题，发挥各方面积极性。1949年11月18日，陈云根据当时上海、北京、天津等重要城市市场混乱、奸商抢买拒卖、哄抬物价的情况，在政务院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要渡过目前难关，必须有物质准备，必须开源节流、发行公债;提出了“多产、少用，多收(税)、多借(公债)”的方针，并且深入细致地指导各地工作。要求各地在计算物价平衡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必须估计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的影响，以便各自规定既符合全国又符合当地的价格。由于措施得力，这次物价涨风在11月22日左右得到基本控制，物价恢复了平稳;投资商则因资金失灵纷纷破产。陈云在组织打击奸商的同时，主张容许私营商业获得正当的利润，在价格政策、农副产品收购分工、进出口等方面兼顾私营商业的利益，发展城乡交流，促进农副业生产。陈云还积极倡导内部贸易自由，深刻指出：禁止粮食自由贸易，农民的粮食在当地不能卖到高价，而城市因粮食贵、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这种封锁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动人民、还是对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都是有害的。此外，陈云提出了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三主三辅)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构想。陈云指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一构想，在当时条件下，突破了前苏联经济模式的严重影响，是非常富有创见性的。在现代经济建设中，既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也需要发挥市场作用，政府与市场互动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两个作用比一个作用更有效、更强。 3 城市与农村的平衡
针对城市与农村关系问题，陈云的基本思想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建设需要以农村为基础，农村发展需要以城市为动力。这是综合平衡规律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问题很多，农村问题也很多。在城市方面，敌人封锁问题、工厂搬家问题、粮食问题、棉花问题、运输问题、工业生产问题和金融问题等;在农村方面，公粮税收问题和农业生产问题、救济灾民问题和剿匪问题等。帝国主义者和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梦想大陆发生粮食危机。陈云针对当时情况，紧紧扣住牛鼻子的两个孔：粮食和纱布。掌握粮食以稳定市场，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并且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要求做财经工作的同志，用全局观点代替本位主义，树立整体思想，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集中财力以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了做好增税工作，陈云要求各大城市及各县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三是妥善处理城市暂时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的关系，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城市许多工厂搬走了事。四是根据实际情况审查和修改税则，减轻税款负担，克服征收公粮中的畸轻畸重现象。五是组织纱布等物资下乡，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六是合理安排城乡公债发行比例。七是增产、节支、清仓、核实，发动党政军民、企业个人，增加生产，提倡节约，清理仓库，核实编制。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克服了当时城市和农村发展中的主要困难，把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大棋局走活了，充分体现了陈云善于应用综合平衡规律，妥善处理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问题。
4 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平衡
在公私关系问题上，陈云的基本思想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合理安排，妥善处理先进与落后、地区之间、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是综合平衡规律在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体现。1948年8月，陈云在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大会上就指出：“私有资本是中国新民族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1956年1月，陈云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公私合营后，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小商小贩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不要轻率合并。”1956年9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及时纠正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做法。”陈云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容纳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发挥个体经济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有步骤、有区别地采取不同形式，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并且有计划地使之从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必要的，是符合我们国家性质和全国人民愿望的。在陈云的指导和组织下，中国成功实现了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造，同时避免了工农业减产、商业萎缩、市场萧条、工人失业等不良后果，使农业生产增长了79%，使原来的私营工业产值增加了一倍多，使原来的私营商业零售额增长了20%。陈云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容许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对私人资本实行利用、限制和某些改造的政策和措施，达到了改造资产阶级并利用其文化、技术的目的，达到了既发挥私营商业作用又对他们进行改造的目的，这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是一个创举。
二、综合平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陈云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计划与市场、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当前实际与长远目标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综合平衡的思想方法体系，着力于改善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防止和纠正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经济在平衡稳定中健康发展。表1试图概述陈云综合平衡思想方法体系。
1 总量平衡
陈云综合平衡思想首先和主要指的是总量平衡，包括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平衡和它们之间的平衡。总量平衡和主要结构平衡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这其中，各种物资产品的供求平衡虽然属于结构平衡，但这里讲的是与总量平衡相关的物资平衡，是主要产品的供求平衡，因而也属于总量平衡。总量平衡的实质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陈云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1957年1月，陈云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总量平衡的基本要求和政策措施。陈云指出：“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陈云强调：第一，必须搞好国家财政收支和信贷平衡，财政和信贷要有所结余。第二，要优先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吃饭是第一位的，建设是第二位的。第三，消费品的供应必须与社会购买力相适应。第四，基本建设计划必须前后平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陈云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应用这些政策和措施，比较妥当地克服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陈云还在经济建设与人口的关系上，积极支持和倡导节制生育、减缓人口增长速度。
2 结构平衡
陈云综合平衡思想也包括主要结构平衡。主要结构有：三次产业结构、区域发展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陈云关于结构平衡的基本思想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便总量上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结构比例失衡，特别是重大比例关系出现失衡，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也是难以持续的。陈云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中的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环节之间，客观要求都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而且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是不同的。陈云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的思想，充分体现了综合平衡规律对经济结构的比例要求。陈云在强调按比例安排产业结构过程中，始终把农业放在突出地位。系统提出了以“农、轻、重”为序的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政策。为什么陈云几十年一直强调“农、轻、重”安排，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农业大国，饭碗必须揣在自己的手里。否则，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3 计划与市场平衡手段的综合运用
陈云在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基础上，特别对政府的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综合运用有更深入的见解，提出了“鸟笼”理论，强调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光有计划不行，光靠市场也不行，两者必须有机结合、综合运用，经济才能稳定健康发展。陈云是最早鲜明地从计划与市场的高度，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并且由此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主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56年7月，陈云就指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陈云非常重视市场经济规律，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对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它所起的作用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没有破坏性。我们能够自觉地应用价值规律，用它来刺激增加更多的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适应人民需要。20世纪70年代末，陈云针对中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会造成很多弊端，还必须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陈云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工作中扩大市场作用、尊重价值规律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重视。他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百货商店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为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没有见过。今后还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剂的作用。同时，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当然，笼子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一个省或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限于国内，也可跨国跨洲。陈云的这些观点，对当时条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市场调节、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市场和政府不能分割;要发挥政府与市场各自优势，既要通过市场调整搞活微观经济，又要通过国家计划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引导。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4 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平衡手段的综合运用
陈云综合平衡思想包括自力更生手段与利用外资手段的综合运用。在内外关系方面，要积极地清醒地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为建设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服务。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云关注世界格局的激剧变化，敏锐地看到了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大势，针对中美关系解冻、资本主义世界资金由于经济危机寻找出路的机会，提出了“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要大胆利用外资”，“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这些观点在当时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陈云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现状，一方面，强调利用外资的必要性：“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另一方面，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1979年，中央下定决心，要上宝钢工程。陈云经过调研，反复思考并指出：宝钢关系太大，不能拿来练兵，还是要立足国外。陈云最终决定按照有关部门的意见，进口全套设备，买下全套技术资料。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陈云并未把宝钢问题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抓住典型进行分析，深入阐述国情与建设规模、利用外资与国内配套、大项目与一般项目、引进项目与引进技术、速度与效益、新建与挖潜、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等辩证关系。陈云指出：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一定要有分析、有选择。利用和引进都不是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巩固和扩大自力更生能力。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中国经济特区创建和大发展时期。陈云始终关注和支持特区事业发展，始终关注和支持中央推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并以他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始终坚持“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的思想和稳健态度，对于经济特区在初创时期的探索和建设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党和国家办特区“总的目的是更有效地吸引外来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加快四化建设”。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进入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波动，引起人们思想混乱，不仅涉及特区，而且涉及改革开放。陈云密切配合邓小平，以他脚踏实地的稳健作风和邓小平勇于开辟战略目标的胆识魄力相结合，形成中国决策集体的重要特点。
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常态，我们要深刻领会陈云关于内外关系方面的核心思想，积极地清醒地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为建设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服务。
三、综合平衡思想的深远意义
陈云综合平衡思想方法内涵既丰富又深刻，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处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处理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理论，揭示了经济事物综合平衡运动的规律和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事物既与其内部构成有机联系，又与外部环境形成互动关系，客观存在事物矛盾运动和事物变化相互制衡的力量，促进事物总是处于“从不平衡到平衡、从平衡到再平衡”这样不断递进运动，形成各种各样运动着的平衡状态。经济综合平衡是客观世界的一种存在状态，经济必须在平衡稳定中求发展。
1 深刻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综合平衡在思想上要求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强调经济政策要以客观现实为基础，提倡用90%以上的时间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在方法上根据实际条件择善而从之，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反对“一刀切”。这种以现实为基础的思想，以解决问题为标准的方法，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根本要求。 综合平衡是陈云在财经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多数人比较容易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过于相信自己，过于崇拜权威，过于迷信书本，主观意愿与客观实际自觉或不自觉地相脱离。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具体的思想方法，才能比较好地坚持实事求是。陈云从根本上把实事求是融化为综合平衡经济思想方法，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坚持调查研究，坚持把理想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主观臆断，反对片面化，反对一切形式的空想和蛮干，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当前实际与长远目标、城市与农村、集体经济与私营经济等各种关系。在经济工作中，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搞好综合平衡;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能体现实事求是，经济才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
陈云领导全国财经工作，把历史唯物主义融化在综合平衡的思想方法之中，正确研判中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辩证对待发展速度快与慢的关系。
(1)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
综合平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只有适应生产力，才能实现综合平衡。
首先，要把保护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陈云指出：吃饭生存是第一首要的事情，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粮食问题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3]。“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高指标和“共产风”等做法，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陈云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陈云认为经过几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并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各项经济制度初步建立，经济关系初步理顺，正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往前走的时候，而不应“冒进”。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恢复了合理的比例，调整了生产关系，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曲折过程，从反面和正面证明了陈云思想方法的正确性。
其次，经济体制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经济组织结构和关联要以现实生产力水平为基础，充分考虑实际能力、客观物质力量和可支配的资源、环境条件，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积极性。陈云针对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基本矛盾，强调共和国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放在首要地位，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的都应该支持：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营”政策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与中国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实基础。
最后，各种经济组织要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中国是“大国小生产”，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发展基础比较落后，只有尊重客观形势和事实，才能制定出符合规律的方针路线，我们才能尽可能地少走弯路。陈云针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稳步前进的一系列政策观点，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2)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原则
综合平衡把人民群众作为平衡的主体，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陈云认为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最明白平衡的道理、平衡的方法。解决问题、战胜困难、实现平衡发展，需要依靠人民群众。“大跃进”时期，安徽是一个搞“大跃进”比较积极的省份，也是后来农村形势极为困难的地区。安徽农民自发采取包产到户的做法，增加了粮食生产。陈云非常重视安徽农民的这种首创精神，经过调研后认为，安徽包产到户责任田对粮食增产是有利的。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态度，陈云多次向毛泽东陈述，支持包产到户，将调动广大农民恢复农业生产积极性作为调整政策的根本思路，强调把动员群众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
综合平衡还特别强调要综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根本上形成相容机制，既能各得其所，又能形成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陈云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这个大国大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要害是财权和事权，随着基本经济制度变化和经济发展，这种关系处于一种动态过程。因此，要坚持“既要集中统一，又要分级管理”;“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针对商业利润分成问题，陈云提出：“中国之大，几百万商业利润也要经过中央批准是不正常的”。针对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而又资金匮乏的大国，陈云强调：在中央经济权力适当下放以后要更加关注发挥中央在经济建设方面统筹安排的独有功能，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经济权威作为基础。为了防止“一放就乱”，陈云还设计了监督措施，始终强调综合平衡。
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央与地方经济权限是不断调整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与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发展战略、国际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有关。我们今天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这是不得不察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需要向陈云学习的思想工作方法。
(3)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
综合平衡包括经济与政治的平衡;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中有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关系经济的全局。陈云十分重视对经济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强调经济工作者一定要有坚强的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反对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1951年4月4日，陈云就指出：“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学政治不是简单地读本本，还要研究哲学，了解天下大事，增强全局观念，具有战略眼光，提高责任意识，改进工作方法。经济中有政治。经济是基础，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基础不稳，政治等上层建筑都立不住。比如，开国时稳定物价对稳定人心、稳定政治、巩固新政权具有关键作用。陈云认为关注民生，解决人民生活困难问题，必须从政治高度认识。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陈云还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量化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他指出：“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容易产生事务主义”。但是，陈云反对离开经济这个基础去搞空头政治。他指出：“那么，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七分经济，三分政治”，反映了陈云在领导财经工作中的辨证思维和原则。
改革开放过程中，针对“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现象，陈云深刻地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_3一。审视当前社会，贫富差距严重，确实有部分人钻了改革的空子，财富来历不明，唯利是图，严重腐蚀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按照陈云坚持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在进行建设时，要增强社会责任，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守法意识，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反对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反对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
3 深刻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要求
(1)体现了改革与发展的规律要求
综合平衡是改革与发展的平衡;改革为了发展，发展需要改革;改革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发展既要积极，又要稳妥。陈云早在1956年9月八大期间，就提出了支持改革、发挥市场作用的主张;强调市场和改革从来就不是目的，不能一味地强调任何时候都要进行改革。发展才是硬道理，宏观经济问题(调整)和组织结构问题(整顿)，在有些情况下比改革更为重要。陈云指出：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积极稳妥推进。比如，在工业生产上，陈云认为我们国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将同时存在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在农业生产上，中国商品粮食主产区应该针对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习惯的不同，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增产高产办法。在农村改革方面，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激发了农民极大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人民生活改善了，这是二十多年少有的好现象。在经济特区发展问题上，陈云认为特区是一个新事物，要大力支持特区发展，同时指出发行特区货币要慎重。陈云深刻透视中国经济社会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
(2)体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规律要求
综合平衡是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有助于生产。在消费方面，首先要考虑粮食问题。陈云指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陈云反复深入调查研究，认为解决粮食供销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私商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关系。陈云强调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必须优先保证人民最低限量的物质需求，生产所需应在其次，基本建设则应放在第三位。陈云认为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在中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助的办法好。这是保障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已经出现高房价、高物价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做到：一是可以容许在市场多样化发展中有一部分高价市场，通过“高价一高税费”进行调节。二是大力建设或购置用于以中低收入人群为用户的廉租房和保障性用房。三是需要更加好好地学习陈云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切为人民群众的民本思想，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政策。
(3)体现了速度与质量的规律要求
综合平衡是速度与质量的平衡;搞经济建设有时候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关键在经济效益，有效益的慢其实是快，无效益的快其实是慢。陈云指出：“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教训”。“大跃进”口号喊得再响也变不成粮食，而包产到户适合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觉悟水平，能够多产粮食，这才是实在的。三年“大跃进”的结果不仅没有“跃进”，反而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这个教训是深刻的。陈云针对冶金部提出大规模设想提出异议，并指出：“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国外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
陈云指出：
“注意了数量，忽视了质量，对‘多快好省’没有完整的理解”。陈云还指出：“商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在某些商品质量下降的情况下，提倡优质优价，实际上是降低物价”。这些观点是深刻的，体现了经济规律，体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陈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综合平衡，坚持循序稳步前进，显得更加客观，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智慧，更加稳健，更加符合事物运动本身的客观规律。
四、结语
综合平衡是陈云领导财经工作方法的真谛。陈云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大家，是处理麻烦问题的能手。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平衡的形势，我们需要向陈云学习。表2试图概述陈云综合平衡思想方法内涵。
建国前夕，毛泽东从东北将陈云请回中央主持经济工作。共和国成立之初，陈云成功领导了“稳定物价、统购统销、调整工商业”三大“战役”。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陈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政策和措施，为克服“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做出了不朽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改革开放后，陈云深入思考引进外资、对外开放、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为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遭遇的严重困难，着力宏观调控，促进改革开放和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综合平衡。毛泽东还深情地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他很怀念陈云，在“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不能够忘记，永远不能够再干了。毛泽东还指出：“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就不讲话”。 邓小平对陈云的经济思想也有高度评价。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病毒眯问朴刖榻萄怠贰５诵∑街赋觯�“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中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大阶段：前三十年以计划为主导，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导向。回顾、反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中国发展里程中，如能持续按照陈云思想方法搞建设，在建设中把握节奏，在改革中把握发展，在发展中把握平衡，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形成有机互动，我们的国家会发展得更快、更好。陈云20世纪50-80年代所指出的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有不少至今仍然存在，因而使人感到其分析仍然切中时弊;他所提出的改革措施，有不少至今还没有完成，因而使人感到其主张仍然切合时宜。陈云是我们党和国家既懂革命、又懂建设的伟人：陈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综合平衡思想方法，是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法宝，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历史走得很快，中国经济规模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综合平衡规律不会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东方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越来越难区分，但普世价值是清楚的，国家利益是明确的，发展规律是肯定的。规律和真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常态，正在发生重要的趋势性变化：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结构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发展模式由粗放式转为精细化。从根本上看，这种演化是综合平衡的运动过程，反映了平衡规律的作用和要求，体现了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精神，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体征更成熟的阶段演化。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演化是比较艰巨的、长期的，是在国内外复杂的不平衡形势下进行的，变数增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一些问题相互交织和叠加，经济运行仍然是“紧运行”。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一方面，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显现，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破坏、贫富差距现象严重。另一方面，还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如系统性风险等。在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城市与农村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质量与速度关系、创新与监管关系，如何做好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如何根据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的变化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防范系统性风险，如何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等，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适应新常态，应对新挑战，把握新机遇，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综合平衡规律，认真学习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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