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到现在都有一些游记散文，旅游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项活动，很多人在旅游结束之后也会发表一些游记，现在如此，古代也一样。本文是一篇社会学期刊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中国30年代域外游记中的欧洲形象。
摘 要：中国20世纪30年代，游记散文风靡一时，占据各大小报刊、杂志重要版面，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阅读对象。这些描写外邦城域的游记无异为囿于一地、识见受限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探索异域文明的大门，也揭示了欧洲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印象。本文以朱自清的《欧游杂记》、王统照的《欧游散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郑振铎的《欧行日记》为例，来探讨欧洲这个文化“他者”所构筑的形象。
关键词：欧洲形象,游记,他者,想象
一、游记背景
在谈及游记这种文体的特殊性时尹德翔说过：“游记是旅行者离开本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体验另一种文化空间的记录，是旅行者主体文化与所达地客体文化互相比较和交流的物，它不只讲述了旅行者私人的事实，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社会性的文化反应。”[1]把游记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的对象，通过研究旅行者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媒介，可以更好地认识游记作品本身。
中国20世纪30年代涌现了许多游记，1927年到1937年间，正值国民党定都南京不久，中央和地方政府保留了输送公费留学生的政策，每年向美、英法和西欧各国派遣留学生约有100人。留学人数与日俱增。随着留学人数增多，域外游记也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关于欧洲见闻的游记，在当时层出不穷，蔚为壮观―单独成册出版的就有刘海粟的《欧游随笔》(1933年)，朱自清的《欧游杂记》(1934年)、《伦敦杂记》，郑振铎的《欧行日记》(1934年)，王统照的《欧游散记》(1937年)，刘思慕的《欧游漫忆》(1935年)，邹韬奋的《萍踪寄语》(1934-1935)等多部作品。算起来，国内有226种域外游记或游记集在此期间得以出版[2]。而这些游记中描述的欧洲形象，又给予作者们如何的启发及镜像投射?下面将具体阐述。
二、第一面镜像――自然的宝藏，艺术的都城
欧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浓郁艺术气息无不吸引着来自东方的旅客。作者们捕捉大自然优美的风景，将人生与大自然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朱自清的《欧游杂记》就描写了包括威尼斯、佛罗伦萨在内的十座城市的风光，赞叹了瑞士的卢参湖、仿佛梦境一样的威尼斯群岛。王统照笔下的荷兰渔村河面上“风轻轻地吹，阳光赖赖地挪动，岸上行人与牧场中的女孩子也一例是缓缓地走，缓缓地抚摸着牛羊。……我与杨君对坐在甲板的木橙子上，除掉‘真美!’‘好看!’的简单口语外，都不想说什么话”[3]。这一切的一切，有着“九月晴光耀着微黄色海面”的美丽，以至于他认为眼前浮现出一个“童话样的世界”。
这些游欧作者在亲近自然风光中抒发了自己浪漫的情怀。除了对自然风光的感慨外，他们也对历史文化实物，如宫殿城垣、雕像教堂、博物馆以及当地建筑风格等精神文化进行描写，从而引发对历史的追忆。作者们笔下的欧洲，是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集合，处处散发着艺术气息。在《巴黎》中，朱自清对巴黎一些闻名的古宫、博物馆等作了印象式的介绍，比如著名的曾经充满路易十六与王后低头受戮的血腥的刚果方场，埋葬着伏尔泰、雨果、卢梭左拉的国葬院，收藏废弃武器和战利品的伤兵养老院、罗丹博物馆等。在历史中穿梭，朱自清含英咀华，着力将每处名胜背后的历史文化精神传达给读者。例如在介绍歌剧院时介绍了罗特的作品《舞群》的特色以及它出名是因为舞姿太生动，开幕前的那个夜晚被一个宗教狂人倒了一瓶墨水。在描写艺术之都巴黎，他更是形容巴黎人身上都长着“一两根雅骨”，因为“公园里、大街上，有的是喷泉，有的是雕像，博物院处处是，展览会常常开;他们几乎像呼吸空气一样呼吸着艺术气，自然而然就雅起来了”[4]。
郑振铎在《欧行日记》中回复妻子让他尽快去伦敦的信件中曾说：“我在法国并不是无事留恋着，实在是要看些法国的，或者可以说是巴黎的艺术和名胜。”[5]
从他们对巴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对欧洲文化的倾慕之情，但他与朱自清每观一处名迹都能引出一段历史掌故或名人故事不同，郑振铎并不写历史掌故，而是随机表达对中国同类事物的看法。比如他在逛完卢森堡博物馆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宫殿给我的印象很好，不必说建筑之华丽，即内部之装饰，器具之陈设，也都异常华贵，且多是个时代有名艺术家的设计或动手去做的。这使他不禁成了一座绚烂辉煌的帝王之居，而且是与法国之艺术文化有关的博物馆。我看过清宫，我游过中海、南海，那一个房子有布置得如此的华美名贵，如此的和谐绚丽。中国的帝王，那一个是知道享用物质的荣华的?秦始皇，隋炀帝，陈后主，唐明皇，只有这几个人是知道，然而他们是终于‘烟销灰灭’了，他们的苦心经营的成绩，是随之而边变而为颓垣废瓦了。”[5]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曾有过灿烂的古老的中国文化在欧、美近现代文明面前露出了尴尬的姿态：“一方面，行游者总是面对着自己不熟悉的文化，要求自己做出判断、做出选择;另一方面，他者的文化又总是牵引他们回到自己的文化，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做出比较、做出判断。”[6]所以，当中国知识分子踏足于欧美的土地，便会产生强烈的反差和矛盾心理：他们对这里的艺术和人文成果产生倾慕，同时也背负沉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体现在他们对科学、民主、自由的向往与沉思中。
三、第二面镜像――文明的典范与自由的向度
都市一直是现代文明的集中地，与自然风光独厚、历史悠久以及闪烁着人文精神光芒的西方相比，游记作者们描绘最多的是发达的科学、便捷的交通、开明的教育。
邹韬奋在《萍踪寄语》中《瑕瑜互见的法国》一文中曾书：“在法国凡事在五千户以上的城市，都可由电车达到;在数小时内可使全国军队集中;巴黎的报纸在本日的午后即可布满全国;本国的信件，无论何处，当天可以达到;巴黎本市的快信，一小时内可以达到。巴黎的交通工具，除汽车、电车及公共汽车外，地道车的办法，据说被公认为全世界地道车中的第一。”[7]表现了对文明世界交通便捷的赞美，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像欧洲国家一样渐渐发展起来。 王统照在《欧游散记》中这样描写英国的建筑学校：“你如果不到课堂中去，那么你会觉得到了一所完全的大建筑工厂。石工、铁工、木工、塑造工、砖工……无论是教师与学生，都穿工人的衣服，手指上沾有各样的色彩，脸上的汗时时下滴，而他们却兴高采烈地去做各人应做的工作。这所学校分类详细，且重实践，强调技术的授给。”对于在这里学习的学生，王统照强调：“没有过二十岁的青年，然而他们比起我们来是已经尝试到实在科学的兴趣，与获得有用的知识。他们能熟练地转运各种机器，他们能分析建筑上的各种材料的性质，他们有适用的数理的练习，与理化的实验，――他们能了解物质与人生的重要关系，他们的脑与手能为人类造出安适的居室，而合乎科学的精神与卫生的方法。”然后笔锋一转，又议起了中国的青年，称其“死读书，记些历史上的陈旧事，以及什么什么的人生，主义，脑子中装满了名词，却少有人作科学上的实地工作，比较起来，我们不还是在那老圈子中实行科举式的教育，与新八股的课程?”[8]对于欧洲国家已经让学生动手掌握技术而中国的青少年却依旧背着之乎者也这样的差距，王统照进行了反思。
面对不同的文明，作者们在比较中发现本民族与欧洲文明的差距。而这其中，作为参照的他者文化是不请自来的。“在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劣势认证深深地渗透于行旅、学旅、商旅的活动。他们原有文化中的危机，通过他们的行游者对异域文化的观察、比较而得到更深入、更明白的确认”[9]。作者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其实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他们在这异国的土地上发现了他们所渴望的一切：发达的科学技术、民主、法制以及自由和个性。而这种典雅而自由的“现代化”生活在30年代的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四、第三面镜像――自卑心理与“中国病象”
行走在文明城市的知识分子们，同样地感受到了自己的中国身份在这些国家生存的不易与遭受到的不公，而那些在欧洲生活的中国人的尴尬处境，也被纳入这些游记作家的审美视野和敏感思维中。
郑振铎一行人在法国马赛要登岸之际有这样一段经历：作者一行人到头等舱取护照，检察官对于中国人，虽然比别人也并不多问，但却用长形的印章在‘允许上岸’印章之后加盖了一行话。那长形的印章上写着：“宣誓到法国后不靠做工的薪水为生活。”因为当时中国人在欧的著名职业，一为洗衣，一为烧菜。印章只盖给中国人，别国人是没有的，这让郑振铎很气愤：“不能盖这个印章!如果非盖不可，我便宁可不上岸!”但最后仍然妥协了，对于这种耻辱，作者感言：“然而我终于忍受下去了!这是谁之罪呢?我很难过，很难过!”[10]
邹韬奋在《船上的民族意识》中记述了同行的中国人自带一把帆布靠椅却被一个外国老太婆诬蔑是偷了她的经历，并借同行的甲君之口呼吁道：“中国人都是做贼的吗?这样欺负中国人，我们都不必在国外做人了!这还了得!”这正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落后而导致中国人在外受到的凌辱。此外，漂洋过海来欧洲打工的中国人也在某种程度上遭遇着欧人的鄙视。在《在法的青田人》中，邹韬奋记述了一群来巴黎发洋财的浙江青田人，法国人一想到中国人，便以这班穷苦龌龊，过着非人生活的中国人作代表，因为他们住在巴黎里昂车站附近几条龌龊粗鄙的小巷，他们“合租一个大房间，中间摆一张小桌子，其余的地板上就是铺满着的地铺。穷苦和龌龊往往是结不解缘的好朋友，这班苦人儿生活的龌龊，衣服的褴褛，是无足怪的，于是这些地方的法国人都避之若蛇蝎，结果成了法国的‘唐人街’”[11]。对此邹韬奋认为正是因为外有敌寇入侵，国内混战不断，才使百姓不得不逃到海外谋生。中国百姓受尽他人侮辱以苟活，这一幕幕无疑唤醒了游记作者的民族意识，他们对此进行了猛烈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游记作者们对本民族国家的一种想象和建构，本尼迪克特如此：“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2]这里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繁荣昌盛的强烈渴望。
作者们所描绘的欧洲，实际上成为了一面立体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欧洲，也是对中国的一种投射“想象”。王一川认为：“中国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作家和诗人们总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欧洲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历史遗迹、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谐的氛围、雄伟的建筑，对中国知识分子触动很大。与当时一味追逐物质利益、一门心思相互倾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相比，那种环境优美、科技发达、艺术与文明并存的社会和谐图景，对于骨子里渴望公平、平等、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无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他们的旅外游记，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折射的是知识分子在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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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尹德翔.跨文化旅行研究对游记文学研究的启迪[J].中国图书评论，2005，(1).
〔2〕贾鸿雁.民国时期游记图书的出版[J].广西社会科学，2006，(1).
〔3〕王统照.欧游散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2.104.
〔4〕朱自清.欧游杂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2.62.
〔5〕郑振铎.欧行日记[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85，140.
〔6〕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5.
〔7〕邹韬奋.萍踪寄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竖版集团，2014.45.
〔8〕王统照.欧游散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2.67，73.
社会学论文发表期刊推荐《当代文坛》杂志创办于1982年，是全国创办较早的一个专业文艺理论、评论刊物。主编何开四，是我国知名钱学家、评论家，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学评论家协会主席，他为办好《当代文坛》花费了大量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