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是举世公认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大自然带来的灭顶之灾、种族斗争、外敌入侵造成的亡国之患，使不少的宾化形态由盛转衰，走向灭亡。本文是一篇时代青年教育杂志投稿的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美学审视三题。
摘 要：民族的生命力说到底来源于文化的生命力。从审美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审美精神不仅渗透在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领域，而且集中体现在汉字这一具有独特美学魅力的传播工具上，甚至在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进程中，都会积极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唤醒人性的自觉，推动文化的发展最终凝聚成中国文化的生命本质。
关键词：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生命本质,和谐统一,美学审视
而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其间虽然也无数次地出现过足以亡族灭种的巨大灾难，但其完整的文化形态却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文化产生了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抵御了无数天灾人祸而生生不息?本文拟从审美精神的视角，谈些管窥之见。
一、审美精神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生命本质
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浓重的轻功利、重精神，轻经验、重感悟的特点。不管是人们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极力推崇的“无为而治”，还是在宗教信仰中追求的天、地、人多种崇拜的有机统一，特别是被视为文化精华的“夭人和一”思想，都在凝聚了大量智慧的同时，体现出在具体感悟中升华精神，在融会贯通中追求尽善尽美的超越性。以这样的心态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万事万物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浑然一体、有机统一的生命形态。从春秋时期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到汉代董仲舒推崇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天地人和思想，再到唐代刘禹锡所说：“天，有行之大者也;人，动物之优者也。天之能，人故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耳”的说法，都十分明显地反映出人与自然天地和谐统一的思想。中国文化中，世间的一切事物“首先作为与人打交道起作用的东西展示出来。人在认识世界万物之先，早已与世界万物融合在一起，早已活动在世界万物之中”。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便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先天地相互关联着，具有一种与人为善，符合人性的对象化特征，使得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能从人与自然先天存在的应然和谐关系中得到宽慰，并在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的过程中获得审美愉悦。
意大利思想家维科认为，每个民族在幼年时期都先天地具有一种“诗性智慧”，使这一时期的人们在进行各种文化活动时都具有实用与审美不分的特点。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从古代西方哲学家留下来的大量对话里，从先秦诸子的思想记载中，看到现象与理性并存、感悟与哲思融会的大量美父，感受到先人思维中的“诗性智慧”的无比魅力。在由“诗性智慧”向哲学智慧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哲人们在保持着自然生化观的基础上，将以种族繁衍为目的的生存体验与对自然宇宙运行规律的宏观揣摩相结合，形成了天地自然与人相容共生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哲人眼里，“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原非有二”，均主体与客体是不能须臾分离的，主体既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又是吾人真性，即“真的自己”的体现。这样，人们在与宇宙万物接触过程中所形成的功利判断与审美判断也相融相通，不能分离。在中国哲人看来，提炼“智慧”的过程完全没有必要将其中原生态的“诗性”隐去，将人们获得“智慧”之前的生命感悟隐去，进而虚构出一个远离生活，远离形象，纯粹抽象的理性世界。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谈到自己由哲学研究转向艺术研究时就曾深有感受地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的，所以我认为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其实，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诗与哲学融合的文化氛围，不仅孕育了王国维、宗白华、钱钟书这样具有“诗性智慧”的近代宗师，还孕育了曹雪芹、郑板桥、朱熹、苏轼、王羲之、司马迁等一大批具有“诗性智慧”的古代艺术家。中国历史上尽管没有出现独立的美学学科，更没有专门的美学家，但是，翻开各个历史时期留存下来的文化典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前人对自然、人生，尤其是对各种艺术现象的思考与总结，形成了“情志”、“气运”、“形神”、“豪放”、“飘逸”、“心性”、“意境”等等具有中国特点的美学范畴，并从先秦一直贯通到现代，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源，也积淀成为中国文化的美学因子。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意识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审美属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千百年来与农业生产方式息息相关，融会贯通了各方面思想精华，最终凝聚为以儒、道、佛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意识形态。尽管这三家思想对世界的看法、生活观念和哲学立场上各有侧重，但是，在超越世俗，建立理想境界，共同追求审美精神的生成方面却是相似的。以作人为例，儒家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努力塑造完美的“君子”为己任，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君子的形象进行规范。认为君子不仅应该具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内在美德，而且在行为上还应该具有以“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为标志的简朴、合理的外在形式，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后来，儒家学说中对人的社会价值越发看重，对人的美学评价也越来越朝着有所作为的方向发展，提出“舍生取义”的“大丈夫”思想(孟子);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构成了儒家以追求人与社会和谐、对社会有所奉献的人生价值标准。而道家则以出世的态度努力创造一种“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的太极世界，明显带有对生命终极意义进行关照的特点。从思想形态的构成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精神是由儒、道、佛三家造就的。但是儒家比较重视人的伦理规范，佛家更加关注宇宙间的空茫虚无之境，其产生的美学效果凝重而又空灵，而道家的学说是最富有生命精神的，其精神气质莫不与艺术款款相合，在某种程度上说，道家学说对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庄子》论“道”侧重于感悟和体验，认为真正的“道”不应该远离人心，而应当对人心具有永恒的吸引力，人们经过各种努力趋于“道”的过程，就是向自己真实生命的复归过程。这种过程不是利益的获得，也不是道德的归宿，而是一种精神的升华。在这种升华中，人可以体味生命之乐，畅想未来之境，充分感受人与天地万物豁然贯通所产生的无限快慰。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其基本宗旨是教化人们经过“戒”、“定”、“慧”等修炼方法，达到解脱生死、佛我同一的极乐境界。这是一种“外去眼境，内净心尘，不与不取，不爱不慎，”根除情欲，让心灵光明洁净的美好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凝神遐思，妙语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的审美状态正好吻合。虽然儒、道、佛三家各自独立，甚至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与对抗，但是，其信仰中都不约而同地包含有“和”的思想，在追求美的问题上殊途而同归。这样一来，三种教派不仅能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共存，而且还能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增强着自身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还与其主要的传播形式汉字具有密切关系。从艺术形式上看，汉字是由最初的记录符号逐渐上升到书法艺术的，汉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象形艺术，具有音律、形象、意义三位一体的特征。从艺术思维上看，汉字不仅提供了一套社会交际系统，也提供了一套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独特的符号系统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汉字不仅是中国艺术之根，也是中国文化之根。从汉字的命名上看，汉字最早叫“文”，顾炎武说：“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而在古人眼里，“文者，象也。”是说汉字以“象”为本，“象”乃是汉字的根本。有“形”有“象”的汉字在人际交往、表情达意的同时，也间接地充当着人与自然的中介。在接触汉字时，人们观其形，玩其意，好像进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多彩世界，使人在有限的世界里感受到无限的情趣和意味，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审美精神。已故的美籍中国艺术史学家蒋黎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字有力的简化线条，是理想主义的。”可以说，早期的甲骨文字就开始与绘画分道扬镰，带有明显的抽象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中抽象的成分也越加浓重，笔画也由繁到简，最终导致了书法艺术的产生。而书法艺术之美，恰恰也就是在笔画结构的繁简搭配，形与意的似与不似，真与不真之间得到形象体现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现人格，创造意境，和其他艺术一样，尤接近于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构象美(和绘画雕塑的具象美相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艺术中那种追求源于自然又不同于自然的意象之美、韵味之美、境界之美，明显是在受到汉字的影响而得以广泛传播，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三、中国文化的发展里程
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里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社会转型，人文精神受到挑战的时候，社会上总会出现一种力量来呼唤人们的审美精神，美学也会挺身而出，表现出巨大的批判精神，清除弊端，为当时的社会注人新的精神力量，将文化推向一个新境界。如，20世纪初期的中国，西学东渐，新旧势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王国维、蔡元培等人还是选择了通过提高国民素质的办法来改造国民性。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以审美为主要内容，具有自由性和超功利、无利害的特点，可以帮助人们提升思想境界，抛弃腐朽没落。因此，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在教育，而是想唤起国民的自觉意识，以科学精神武装人们的思想，实质上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国又出现了一次美学高潮，以致带来了整个文化的全面复兴。在经过十年灾难之后，刚刚复苏的思想界人士首先想到的便是美学，意在让那些被政治运动折磨得麻木了的国人意识到人性的存在和尊严的重要。只有当美学站出来之后，人们才不再满足于回忆那段苦难的往事，开始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思考造成灾难原因的同时，也思考如何重新建立美好的生活秩序。在那段时间里，美学在恢复人们的生活希望，复苏人性的尊严，恢复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过审视，得出过各种论点和评价。比如，从政治的角度，封建王朝统治所形成的“皇权至上”、“文以载道”传统，人们会很自然地说中国文化“保守”;从经济的角度，目睹“旧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慢节奏，人们会很自然地说中国文化“落后”;从哲学的角度，不管是古代典籍文言表述的艰涩难懂，还是概念意义上的含糊不定，都难免使人们对中国文化望而生畏。应该说，这些评价和判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与复杂性，但却不能说明中国文化顽强生命力之所在。
康德当年将无目的、无利害作为美的事物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尽管学界对这种观点是否能够揭示美的本质有所质疑，但对其中反映出来的和谐思想却是一致公认的。因为，只有在和谐状态中，人们才可能不去计较自身的利益得失，忘掉功利目的，进人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在狭隘的政治环境和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尽管存在着不少劣根性，但是，不管是天、地、人和的宇宙观，还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的儒、道、佛三位一体，还是能将形与神、意与情、书与画完美结合到一起的汉字，都具有一种将多种因素交融统一，从各自的角度体现和谐的共同属性，并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存在，才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海纳百川的巨大包容性，并在相互融通和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使本来可能对立的因素变得相辅相成，在融会贯通中转化成新的文化因子，焕发出新的精神之光，最终凝聚并生成了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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