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很多人都对穹顶之下这部片子有所了解，其中也反应了我国现如今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了，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相当一部分措施来治理环境问题。本文是一篇散文选刊投稿范文，主要论述了从《穹顶之下》看“后殖民”。
摘要：《穹顶之下》将文化舞台上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抛出水面，也引发了我对“后殖民”问题的重新思考。中国出现的环境问题恰恰说明了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政治上的交涉外，更多的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关键词：穹顶之下,后殖民,文明
一般认为，1978年萨义德出版的《东方主义》开启了后殖民主义，时至今日，后殖民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甚至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滥觞。我们的反殖思想一般区分为殖民主义批评、新殖民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内部殖民主义批评等不同的阶段和类型。人们关注的侧重点逐步由政治、经济的殖民转移到文化殖民上来，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人们始终围绕着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的权力关系进行思考。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一旦被冠以国家、民族这样的限定词，就很难摆脱一种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人们往往陷于“阴谋论”的固定模式中，忽略了去考证中国在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中国是否应该主动地向现代文明靠近。
“恩克鲁玛、阿明等人侧重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角度的论述，而萨义德之后的后殖民主义侧重于文化角度的论述。”(1)萨义德曾说：“我所谓的文化，有两重意思。首先它指的是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术活动等。这些活动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2)任何的文化都不可能是真空存在的，不可能完全独立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之外，因此，在这里我取相对广义的文化的第二层含义进行论述。
2015年2月28日柴静的《穹顶之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短短24小时之内点击量破亿。她聚焦雾霾和空气污染，运用了大量实地调查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雾霾以及空气污染形成的一部分原因，并提出改进的策略。中国的发展与发展带来的问题第一次以这样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环境问题，生存问题让人忧心，但更为让人痛定思痛的却是中国的现状：缺少权力的制衡，法律不完善，问责不明确，情大于法等等。柴静在调查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的人性都一样”，如果缺少了约束机制，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也会出现不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人，因此，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的劣根性”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中国与美国的不同则在于美国有相关的部门可以及时处理这些违法问题，而中国却在立法――执法――守法的程序中步步削弱。换句话说，只要中国完善了法律过程，这些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
当然，至于解决办法，柴静仅仅很隐晦地提到了一些技术上的，法律上的，公民个人上的方法。当然，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可以缓解环境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楚，建立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接受西方的一些相对文明的制度(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会更有利于彻底解决环境问题，也会让中国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更进一步。
在法国萨伊的《论政府的干涉》中指出政府过多的干涉市场经济，不但不能有效地管理市场，反而会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损害生产者的利益。但是政府(包括西方)往往喜欢干涉市场经济，特别是工业，因为工业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无疑，这种做法对政府是有力的，也会为一些相对薄弱的民族工业提供生存的土壤，但是却会产生垄断企业，“专利或垄断继之而起，消费者给付这些特权的代价，而享受特权的人获得全部的利益。”(3)而那些垄断企业的管理者通过国家赋予的权力，达到权与钱的双重满足，所以他们极力维护这种权力。报道中的一些企业，因为国家的买单使得这个企业缺少市场的活力，既不能有效提高产品的质量，又不能降低产品的价格，他们将所有的垄断利益囊括进自己的口袋，让政府补偿损失的同时又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利益，影响了市场的运行，带给社会不尽的灾害。当柴静问及为什么不参考别人的意见时，其负责人信誓旦旦地称外行人不懂。其实并非不懂，相关的专家很多，只是权力到了口中就不想吐出来了。因此，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打破垄断，彻底开放市场，实行市场经济。当然，中国需要拿出当年美国打破行业垄断的气度，放弃以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策略，因为主与辅的度很难拿捏，处理过程中难免不会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化问题，最终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
孟德斯鸠在《论政治自由》中提及英格兰政制，说道“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4)他阐述了国家机构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法律不完善，执法主体模糊，法律监管力度不强，公民钻法律漏洞的现象，以及国家机构与市场主体复杂的权力关系使得监管不力等，不能仅仅从人性上找原因，而要从权力背后进行思考。当柴静问及唐山当地官员为什么那种设备不完善，有很大安全隐患的钢铁厂不被查封时，官员既无奈又很隐晦地表达出其中权力与金钱关系的制衡导致执法中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含蓄地表达了执法的不容易。这就是中国现在执法过程中的无奈，也终究造成了问题的无限放大。因此，实现权力的制衡至关重要。当然，不是哪个国家权力制衡的实现都是一蹴而就的。在英国，12世纪的时候私有财产者开始反对君主的侵犯，1215年，《大宪章》才为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国王鼓吹的“君权神授”和“个人君主政体”与英国国民的矛盾激化，爆发了1688年～1689年的光荣革命，到1628年才形成《权利请愿书》。1689年的《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强化了其政治成果。理性政治、共和政治的原则一步步形成，最终实现了现在的权利制衡。从英国的经验来看，中国也要一步步改进，一步步通过分权来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三权分立也好，君主立宪也罢，我们需要认识到权力制衡是文明的标志，同样也是势不可挡。
《穹顶之下》引发了中国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大讨论，也引起了许多外媒的参与讨论，这体现了中国公民对政治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怀。而后政府也积极采取行动，通过各种渠道缓解环境问题，例如完善法律，弥补法律漏洞;组织人们积极开展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让人们深刻了解环境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等等。“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5)环境问题不仅是国家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国家要明白公民的地位和作用，公民要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双向的努力才会达到完美的平衡。
不管是制度，还是法律，在文化的这个大舞台上，他们与政治、经济、社会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并没有像许多后殖民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强制性地将文明灌输到中国，而是在文明自身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不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迫使中国抛弃传统的国家观念，逐步地、自觉地、有意识地像西方学习，也只有真正学习到西方的现代文明，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赵稀方：《后殖民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2页
[2]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1版，P2～P4
[3]萨伊：《论政府的干涉》，《大学精神档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62页
[4]孟德斯鸠：《论政治自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75页
相关期刊简介：《散文选刊》1984年10月创刊，河南省文联主办。编辑部人员编制22人，其中高级职称1人，1984年至2003年历任主编为丁琳、卞光兴、王剑冰。《散文选刊》期印数：1984年10月创刊当年发行逾5万册，1988年发行逾9万册，2000年逾8万册，最近几年一直在10万册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