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绘画人类学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人类学家蔡元培、岑家梧、林惠祥等着名学者在研究中已经涉及世界范围内的绘画艺术，并开中国绘画人类学本土化研究之先河。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绘画人类学在母体学科艺术人类学的旗帜之下开始孕育并逐步恢复与发展。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绘画艺术与绘画行为进行研究，中国绘画人类学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就，绘画人类学的研究议题与研究视野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2017年，庄孔韶在《绘画人类学的学理、解读与实践》一文中首次提出“绘画人类学”的学科名称[1]，标志着中国绘画人类学从自发的研究实践走向自觉的学科建设时代。
一、中国绘画人类学的多元研究路径
根据学者的学科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旨趣的不同，可以大致将目前中国的绘画人类学研究分为考古人类学路径、文化人类学路径、美术学路径、民俗学路径、图像人类学路径与历史人类学路径等六大类。
(一)考古人类学路径
考古人类学路径的绘画人类学研究主要是指结合考古学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早期人类所创制的岩画、壁画等绘画形式进行研究，强调在对岩画等遗址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具有人类学倾向的研究与解读。这一路径的绘画人类学研究团队主要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的张亚莎及其培养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考古与岩画方向的博士如黄亚琪、牟孝梅等为核心。如黄亚琪的《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研究》(2012)将人类学符号学理论用于岩画图像符号的阐释，探讨了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中的形式、意义以及创作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从文化遗产观念上，对左江岩画的保护进行了探索[2]。牟孝梅的《贞丰红岩岩画研究》(2015)借用人类学、考古学、美术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贵州贞丰红岩的岩画这一绘画类别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绘画人类学介入美术考古研究的典型代表[3]。
(二)文化人类学路径
选择文化人类学路径进入绘画这一艺术门类进行研究的有庄孔韶的“绘画人类学”研究团队，以及人类学家王建民及其弟子刘冬梅、冯莎等人组成的艺术人类学的绘画研究团队。文化人类学路径的绘画人类学是当下中国绘画人类学研究的主流。王建民提倡人类学本位的艺术研究，长期致力于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对文化人类学路径的绘画人类学研究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他指导的弟子多以绘画艺术和画家群体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完成扎实的绘画民族志作品，在绘画人类学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刘冬梅的《造像的法度与创造力：西藏昌都嘎玛乡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2011)，以西藏唐卡画师为研究对象，运用艺术的四重组织模式对画师的艺术实践进行研究，探讨了画师如何在佛教造像的法度约束之下发挥个体能动性与创造力等问题，是人类学民族绘画研究的成功案例[4]。冯莎的《艺术在别处：作为“穿越者”的中国旅法艺术家》(2011)以里昂和巴黎作为田野地点，以中国旅法艺术家、画廊经纪人以及艺术爱好者为调查对象，呈现了他们的生活世界、创作形态、职业境遇和身价策略，探讨其与艺术史叙事、社会文化语境、艺术场体系的关联与互动，为海外中国艺术人类学绘画个案研究[5]。
(三)美术学路径
美术学路径的绘画人类学研究主要出现在部分高校美术学专业研究群体中，具有美术学的学科背景。为了解决美术学自身研究的困境，拓宽美术学的研究视野，一些美术学研究者转向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寻求理论支持，或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开展对绘画艺术的个案研究及画家群体的研究。如，戚明的《当代西藏画家群体研究：以西藏画派为例》(2009)，王先明的《继承与流变：改革开放以来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2016)，荣树云《社会转型中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2017)，苏玛娅的《巴基斯坦当代版画的文化关怀：以三位版画家为个案的研究》(2018)，胡蓓芮的《改革开放初期(1976-1985)湖北山水画家研究》(2020)等。
(四)民俗学路径
民俗学路径的绘画人类学研究，主要立足于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角度，将绘画作品视作民俗文化，并多从传承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郭红彦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统传承模式及其当代思考》(2005)，马佳的《新年画运动与“民众”的身份确认问题研究》(2010)，贾爱娟的《“物”的超越与升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生命”解读 》(2014)，王才俊的《滑县木版年画传承研究》(2016)，于倩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的传承研究》(2018)等。
(五)图像人类学路径
图像人类学路径的绘画人类学研究，运用艺术研究中的图像学、文献学与人类学的理论相结合的综合方法对绘画作品进行解读，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宗教绘画的研究上。肖海明的《真武图像研究》一书中在国内首倡并将这种方法命名为“图像人类学”方法[7]，继而在《妈祖图像研究》中运用并发展了这一研究方法。黄建福的《盘瑶神像画研究：以广西金秀县道江村古堡屯盘瑶神像画为例》(2008)运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对盘瑶神像画的绘制情况、盘瑶神像画的一般特征及内容、使用情况、目的和社会作用、源流、审美意识与艺术风格特征等进行了全面而立体的考察[8]。
二、绘画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探析
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是一门学科得以存在与立足的前提和基础，“绘画人类学”这一概念已于2017年在中国出现，在当下开展绘画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虽然作为学科名称的“绘画人类学”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但从上文可知，人类学的绘画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初，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其他学科名目之下中国绘画人类学呈现出急遽发展的态势，并出现了至少六种可辨的研究路径，这为绘画人类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有的论及绘画人类学的文章里，庄孔韶首次提出“绘画人类学”的学科名称，具有开创之功，总结并提炼了绘画人类学研究定位6个要点，初步廓清了绘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为后续的绘画人类学研究指明了任务和方向;在学科定位上，他更愿意将绘画人类学看做是人类学与画家合作进行探索的行动实验，无意对绘画人类学做一个边界清晰的学科定位。薛其龙对绘画人类学在西方的研究历程、在中国的研究实践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并在庄孔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将对绘画图像的研究、画家的创作思维、画家的创作实践、技术与审美的关系、绘画作品的生产及流通五个方面作为绘画人类学的研究要点;在学科定位的认识上，则将绘画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看做是动态的过程，从人类学的“一颗棋子”到艺术人类学的“一面旗帜”再到未来成为单独学科，但就当下来说他更倾向于将绘画人类学做为艺术人类学底下的一个研究方向[9]。庄孔韶与薛其龙对绘画人类学研究主题与研究内容的界定基本上是限定于文化人类学路径之上，但笔者认为在绘画人类学发展初期，其他五种绘画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对于开拓绘画人类学的视野与建构绘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也十分必要。另外，在学科定位问题上，由于绘画门类艺术的独立性与独特性以及中国绘画人类学的多样研究路径与多元学科背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应将绘画人类学建成一门基于多元研究方法之上的人类学分支学科，而这就需要首先界定绘画人类学与美术人类学的关系，绘画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关系以及人类学与绘画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庄孔韶绘画人类学的学理、解读与实践一一一个 研究团队的行动实验(1999~2017年)J]思想战线。2017(3): 1-9.
[2]黄亚琪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12.
《中国绘画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发展探析》来源：《美与时代》，作者：曹秀利,蒲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