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交相辉映，多元一体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格局。民族美术拥有自身的多样性，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美术创作也逐渐趋向繁荣，对于民族内的文化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族美术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现实写照，而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发挥民族美术创作的特色优势并进一步创新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民族美术创作掠影
“民族美术创作”是指以民族地区地域风貌、生产生活、民族精神等为题材进行创作的美术样式。通过不同时代美术家的作品内涵诠释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变化，反映中国的社会变迁。也正因民族美术内容特点最为鲜明，其美术作品在中国美术史，尤其是现当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中国古代画史中可以看出民族美术创作并非是近现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从“髡顶高鼻”的游牧民族出现在6世纪的绘画里开始，民族题材就零散地出现在各个朝代的美术作品中。如唐代《步辇图》中在唐太宗面前的少数民族使臣禄东赞;《番马图》《卓歇图》中描绘的北方少数民族宏大的生活场面;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中对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古代美术史上也不乏少数民族画家，如隋代契丹人杨契丹，北齐粟特人曹仲达，隋唐吐火罗人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唐末契丹人胡瓌和其子胡虔，元代回鹘人高克恭以及清代正白旗人唐岱等，其作品多以表现少数民族的题材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前，边疆抗战战略价值的凸显，促成了民族地区美术写生创作的滥觞。一批著名艺术家如张大千、吴作人、叶浅予、关山月、庞薰琹、司徒乔、董希文等人走进民族地区进行写生创作，往往表现出对少数民族人文风物的好奇与陌生之感。这一阶段“无论是油画、版画，还是中国画、雕塑等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语言方式”并“以朴素的探访心理和情感在描绘西部少数民族生活场景”[1]，创作了如韩乐然《拉卜楞寺前歌舞》《向着光明前进的藏民》(1945)，吴作人《藏女负水》(1946)及董希文《哈萨克牧羊女》(1948)等优秀美术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的新生活、新建设、新变化以及新精神面貌成为民族美术的重点表现对象。叶浅予工笔重彩画《全国各民族大团结》(1952)以及赵望云、刘泽文、戈韦等人以“展现大团结”为主题的创作，展现了各民族团结一心;袁运甫宣传画《祖国万岁》(1956)以及黄均、刘旷、何孔德、程十发等人以“拥护新政权”为主题的创作，表达了边疆民族对新中国国家领袖的热爱和对国家政治、北京首都的关心与关注;蒙古族画家桑吉雅年年画《牛羊兴旺》(1950)以及旺亲拉西、黄永玉、艾中信、朱乃正、王克庆、曹春生等人以“赞美新生活”为主题的创作，表现了少数民族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喜悦激动之情以及歌颂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阿鸽版画《彝寨喜迎新社员》(1976)以及李少言、牛文、宋忠元、金牛木呷等以“表达互助情”为主题的创作，表现各民族之间越来越密切的民族互助交融交流;黄胄中国画《高原子弟兵》(1962)以及陈嘉言、林聆、丹增、光绍天、列阳、顾祝君、朱理存等同样以“表达互助情”为主题的创作。这一阶段的作品体现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2]表达了艺术家纯真而热烈的心灵与情感。改革开放后，民族美术创作成为许多艺术家释放向往自然的、纯朴的心灵力量的载体。如陈丹青《西藏组画》(1980)，周春芽《藏族新一代》(1980)以及靳尚宜、哈孜•艾买提、李伯安、韦尔申、妥木斯、刘秉江、李焕民、徐匡、韩书力等人的作品体现出艺术家对艺术的“现代性”保持警觉和反思，他们通过民族美术创作找到了心灵安放的永恒家园，不断尝试艺术风格、创作手段实验，并开始深层次挖掘和表现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民俗风情和宗教信仰，成为民族精神的忠实守望者。
二、新时代民族美术创作的表现
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地区和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达到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及时代的巨变为民族美术创作提供全新的题材与表现内容，为民族美术创作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地域广阔性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西藏的唐卡画、五彩经幡、石头经文等;新疆的艾得莱丝、维吾尔舞蹈、木卡姆艺术、清真寺等;广西的瑶苗刺绣、宝石画、三月三、盘王节等;宁夏的贺兰皮影、回族口弦等;内蒙古的皮画、固阳麦秆画、那达慕大会等皆承载着民族历史文脉与民族精神，这本身就为民族美术创作的题材、形象、色彩及韵味提供了宽广的选择范围，促成新一轮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民族美术创作高潮。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变化与发展最能在各民族同胞“精气神”上展现出来，民族美术创作正是抓住这一要点呈现了许多经典之作。例如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金奖作品许海刚《亮宝节上的人们》以藏族重大节日亮宝节为主题，描绘站在斜坡上的一大群着盛装、挂珠宝的藏族同胞，营造出一种高耸向上热闹的节庆场面。画面中人物有的面带微笑，有的捂嘴惊叹，有的窃窃称赞，似乎都被眼前的盛景深深吸引，他们的表情幸福满足，衣着光鲜亮丽，生活富裕安定，成为反映新时代藏族人民幸福生活的缩影。又如第13届全国美展金奖作品颉元芳作品《远方》，以一望无垠的草原为背景，采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红、黄、蓝为主色调;不拘泥于细节的刻画、敦厚朴实沉稳的形体、幸福祥和的面部表情以及深情注视着远方的动态让人物形象如雕像般矗立于画面正中，营造出一种具有凝重感、力量感和永恒感的视觉画面，不仅将蒙古族人深沉内敛、坚强勇敢、诚挚醇厚的民族精神和美好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还将蒙古族同胞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感悟描绘得惟妙惟肖。再如第10届“民族百花奖”金奖作品石建兵的《笙之交响》以湘西苗家男子吹笙舞蹈为描绘对象，用中国红为背景色烘托银灰色的人物和白色的芦笙，色彩对比强烈，红色大色块营造出广阔的空间，黑色粗细线条表现出紧凑热闹的场景，使画面疏密有序、藏露有别，富有节奏韵律，充满视觉张力。单纯、简洁的画面中表现出表演者们沉浸在词、曲、舞的尽情演绎之中，在带给观赏者节日欢愉快感的同时彰显了新时代苗族同胞的火热的生活和洋溢的激情。
三、新时代民族美术创作的特色优势
不管在任何时期，“民族区域和民族生活，始终是中国美术界热情关注、倾心创作的题材，这种热情持续不断，从未消解”[3]。我国各民族有着各不相同的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景观，这给予了民族美术创作具有人民性和生产生活实践性的生命力。在现代化建设繁荣的今天，很多地方的生产生活、人文景观都出现同质化现象，而我国民族地区在差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原生态保护之下仍旧保持着多样性，民族美术作品之所以能带给观众前所未有、与众不同的体验，关键在于民族美术创作所具有的特色优势。民族题材美术作品自觉表现民族精神。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这些特点注定了其美术创作本身就自带民族风情;而且，民族美术创作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创新，与社会大环境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能满足各个社会发展时期对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从本质上讲，民族美术创作中民族精神的光芒，不管在任何时代，都能从侧面体现出本民族的思想状况和内心追求，折射出民族风情背后特有的民族精神。当前，国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保护并挖掘民族精神，而民族美术创作完全可以通过描绘某一民族的性格、心理、信仰等来再现民族精神，尤其是以合理的题材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形式，不断地提炼出民族自信、民族自豪的精神面貌，这无疑成了当前民族美术创作最突出的特色优势所在。民族美术荟萃各民族艺术，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民族美术的发展繁荣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各民族进行多元互鉴，才能取得迅速发展。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也都是在与其他文化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如在辽、宋、金时期战争不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尤其是辽金政权与宋朝的政治关系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但是并没有影响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互鉴。在原本应该只是表现辽金民族边地游牧色彩的美术创作中，却出现了带有鲜明汉文化色彩的风格。可见，民族美术可以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主流文化进行结合，对于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特色优势。作为当代美术创作者，关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他们的生存状况、文化信仰、节日庆典、服饰建筑等淋漓尽致地展示在美术作品中来传播、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如今美术作品通过新媒体渠道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民族地区信息的重要载体，而优秀的民族题材美术作品能让人更直观地了解其地域特色，这使得美术创作成为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重要视觉文化窗口。如在尼玛泽仁的“新藏画”中，就包含了丰富的藏族绘画构图形式以及藏族唐卡绘画的风格特点，其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优势十分明显。[4]民族美术创作可以将最原始的传统文化叙述出来，以静止的画面再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而得以永久保存。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美术创作紧贴时代脉搏，并随着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而出现创作高潮，呈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美术作品。新时代民族美术创作也迎来历史发展机遇。依靠民族美术工作者的自觉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的有效推动之下，民族美术创作立足于本民族，放眼于全世界，从而步入主流美术创作体系之中，使民族美术创作在新时代发展中再次书写辉煌。
参考文献
[1][2]黄宗贤.再访“异域”与自我的重构——少数民族题材在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价值新论[J].美术与设计，2014(4):75-76.
[3]黄宗贤.新中国西部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扫描[J].美术，2010(1):78.
[4]钱柏英，陈俊杰.刍议少数民族艺术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J].营销界，2019(48):135-136.
《新时代民族美术创作的优势与历史机遇》来源：《美术》，作者：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