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的发展是文化发展和对于在历史研究上的一个主要方面，不同时期的历史所呈现的现象是不同的，以下是对于抗日战争时的历史教学模式。
摘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教育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举措,制定了推进边疆民族教育的方针,增设了边疆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相继颁布了关于教育督导、教材编译方面的章程等等。再加之大量西迁高校和文化机构所营造的独特文化氛围的影响或直接推动,西部边疆民族教育遂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绥远省边疆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抗日战争,绥远历史,历史文化,历史类论文
一、绥远省政府对国民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针的实施
193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推进边疆教育方案》,确定了实行边疆教育的方针及各级教育中心的目标。其具体内容是:
推荐期刊：《历史研究》主要发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各种专业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刊登史学研究动态、读史札记和史学著作评论等。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是《历史研究》编辑部同仁始终坚持不懈的办刊方针和不断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
(1)“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进其发展,为一定之方针”;
(2)“边疆教育之设施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抗战建国纲领,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第六章之规定,为边疆各级教育实施之标准”;(3)“边疆教育得适应当地特殊环境及其生活习惯,设法推进,但其他语言生活习惯相同之边民,如汉、回子弟所如之学校,除学校设备得酌量适应宗教生活外,其余均照内地普通学校办理”;
(4)“初等教育应以公民训练与语文训练职业训练并重,并养成其卫生习惯(5)“中等教育应照中学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各规程之规定,但特别注意生活技能之训练及国家民族意识之养成”;(6)“高等教育应以养成国家建设之各项专门人才为目的”;(7)“社会教育使人民了解国家民族意义,认识国际情况,并具备近代科学常识,增进智能及养成其优良之生活习惯 (8)“边疆教育经费,应逐年增拨义教及社教经费,各以中央补助义社教全部经费百分之五十,补助边区各省”。
其他规定有培养边疆教育师资、编译边疆教科图书、推进边疆学校教育、推进边疆社会教育等项。例如,在教科书的编译方面,要求“初级及中级小学教科书,以国语语文编订为原则”。在推进边疆学校教育方面,规定“初等教育以小学为主,分固定式及流动式两种,以适应边疆之环境”。有规定:“小学以地方设立为原则,得由中央酌予补助,但教育部为实验及辅导边区初等教育起见,得在边疆适当地点,酌设边疆实验小学。”还明确规定,边疆民族地区的中小学都要招收当地各民族的学生人学,等等。
1941年11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实施纲领》,被认为是推进边疆“最重要之边疆典则”。这个实施纲领的“目标”部分除与《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基本相同外,对实施边疆民族教育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蒙疆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一律施以边地教育”。其实施步骤要求“先从调查研究人手,于实施前,办理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及宣传劝学等项工作,侠民情融洽,即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个实施纲领又规定,边疆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补习教育、特种教育等六类。至此,边疆教育有了比较统一的实施方针。
在抗战期间,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绥远省政府努力推进本省教育的发展,为大量失业失学人员接受教育提供了可能。开办了六类不同形式的教育。
(一)初等教育
绥远省在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后,各小学停办。1939年,省教育厅着手推行战时教育,首先请准教育部拨款恢复五原县隆兴长中心小学,委派原省立第三小学校长郭永令为校长。后教育厅又恢复五原、临河、安北、东胜四县局之县立小学各一所川。翌年,教育厅在绥西各县设置乡村小学40所,“其校数分配按五原11校,临河10校、安北5校,东胜6校,清水河、固阳各4校。筹设过程中因清水河、固阳两县未能依照原分配校数建校,特又从固阳划出两校改设在包头,由清水河划出两校设于萨拉齐、托克托县。到1941年,省政府“先后共成立省立中心小学5校,计五原2校,临河、安北、东胜各1校1941年,省政府“在后套地区之米仓、临河、五原、安北、狼山、晏江及陕坝七县市开始实施国民教育”,“河西地区之东胜及包头、萨县、托克托、清水河四个沦陷县份与姚力民及达拉特旗组训处仍推行义务教育”。当时,省教育厅在绥西境内推行的蒙旗初等教育,也按照义务教育办法办理。因此,到1942年各蒙旗小学已发展到27所,学生约达658人。其中,伊盟准噶尔旗有小学11所,学生303人;达拉特旗小学2所,学生40人;郡王旗小学2所;札萨克旗小学3所,学生67人,杭锦旗小学1所;鄂托克旗小学2所,学生32人;乌审旗小学4所,学生105人,达尔雇特部小学1所,学生20人;乌盟乌拉特前旗小学1所,学生38人;乌拉特后旗小学1所,学生53人。实施国民教育的县每乡设中心小学一所,每三个保选择一保设保国民学校一所,到1945年抗战胜利,“已有中心国民学校92所,国民学校102所。经教育部及省教育厅的努力,在绥远省未沦陷区,主要是绥西地区成立的小学,为战时许多适龄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了条件,为边地教育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二)中等教育
抗战之前绥远中等教育已有发展,设有国立绥远中学、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土默特中学、包头政治分校。至察北事变,绥包失陷后停办。1939年9月,“教育部为救济蒙旗失学青年,呈行政院核准,于绥远伊克昭蒙设立国立伊蒙中学,派经天禄为校长,校址借札萨克旗格勒登庙。翌年夏,以班级渐增,移至郡王旗栽生召”民国)三十三年度经教育部核准,又增设高中部及师范部,准招高中一年级及简师一年级新生各一班。
1939年6月12日,经教育部核准,在当时绥远省战时省会所在地,正式成立国立绥远中学。由时任省教育厅长阎伟兼任校长,聘请原归绥中学训育主任李衰任教导主任。学生大部分来自绥远沦陷地区,亦招收不少河套当地学生,同时还有一部分来自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和东三省的流亡学生。当时学生300多人,由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其中初三1个班,初二1个班,初一分为甲乙丙丁4个班,还有一个补习班。教师大多是从日本占领区逃出来的,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如北大、清华、南开、山西大学等。1941年,国立绥远中学由陕坝迁移到米仓县三道桥梅令庙,同年暑期学校增设简易师范一班。绥远省立师范学校于1943年8月在陕坝筹建成立,9月下半月开学授课,学校设在陕坝国立绥远中学旧址,由原归绥师范学校校长刘汉出任校长,嗣由张淑良继之。本年“招收简易师范班1班,学生50人,并办理短期师资进修班两班,学生88人”。1944年“增设简易师范班两班,仍办师资进修班两班,嗣因部令设置正式师范班,故实际增设简易师范班1班,普通师范班1班,连前共有3班,学生150人:师资进修则照预定计划完成”。这些中学及师范学校的建立为小学毕业生的深造及边地师资的充实提供了条件,培养了一批边地建设人才。
(三)高等教育
绥远省政府为培养建设边地的专门性人才,选举考送了一批专科学生,“(民国)三十年暑期代西北技艺专科学校考送学生,共计五名。又保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一名”。“(民国)三十三年奉教育部先后令伤,保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各专科学生五人,国立边疆学校师范专修科学生三人,均分别遵照规定数额予以报送。此外并代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招考学生十人。绥远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注重,选派专科学生到省外深造,促进本省高等专业性人才增加,为本省将来教育事业的复兴,建设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四)社会教育
为提高边地人民文化知识水准,本省各县原来大都设有民众教育馆,负责推行社教。惟限于财力人力,工作未能普遍。“当此抗战时期,推行社教异常重要,本年春间为适应事实需要,由教育厅呈准教育部于原有民众教育馆外,另设置社教推行员55人,年支薪律、办公费共洋21 240元。专办民众识字教育,通俗讲演,化妆讲演,出版壁报,实施生活指导,卫生指导,组织民众协助地方政府训练壮丁,灌输抗战知识等事宜。其人数分配,在沦陷区域每县各派3人,其他各县3人或5人不等,此项人员由三月份起分别派定,先后陆续出发工作。
(民国)三十年度,绥远省政府关于社会教育方面:..(1)发动知识分子扩广民众教育;(2)筹办巡回教育工作队;(3)筹办电化教育;(4)督伤各级小学校兼办社教;(5)筹设民众体育场;(6)整顿各县民众教育馆”。
“(民国)三十三年度之教育施政计划,关于社会教育方面,包括充实各县市民众教育馆,推行国民体育,设置乡镇书报阅览室等三部分,结果大致尚能按照预定计划逐步完成”。社会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广大民众思想解放,促进知识水平的提升,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之积极投身到抗战的伟大事业中。然由于抗战时期各项经费的紧缺,社会教育未达到预期效果。
(五)补习教育
绥远省教育厅在1941年为救济失学青年及收容战地员生起见,“呈准主席筹设省立补习学校共收学生六十人”。另外,为补充民众应用知识,传授实用技术,增加生产能力,“特于(民国)三十二年在陕坝成立职业补习学校一所。分服装、工业,对学生给以职业补习教育。(民国)三十三年办理农业及职工补习班四班,计招收农业补习学生一百八十四人,职工补习学生一百三十八人。共补习学生三百二十二人”。补习教育的开展,收拢了一大批青年人员,经过各种职业补习教育,为残酷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急需人才,服务了绥远地区的抗战事业。
(六)特种教育
绥远省自1937年秋间沦陷后,原有中等学校学生大都分散,陷于失学境地。省政府为培植抗战力量计,培养边地党务政治干部,“经秘密派人前往已沦陷各县,设法招致热血青年。陆续集合于河曲一带,其有他处青年学生流亡绥远省者亦一律收容,施以训练。并各就其志愿派往敌区担任情报宣传工作;或派在北路军各部队中担任政训工作,其有志愿升学者,即予保送。此项青年之培植,前后总计达二百余人之多”。此类特种教育,严格意义上属于军事教育,他为军队培养了一批有知识的军事人员,积极投身抗战,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二、绥远省政府教育机构的进一步完备
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曾设有蒙藏教育司管理蒙藏及其他边疆教育,但因蒙藏委员会、中央政治学校等机构随后也介人民族教育事业,兴办学校,以致“各自为政,不相统帅,事权不一,方针各异,流弊滋甚”。有鉴于此,国民政府逐渐加强了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为促进民族教育的兴办,1939年,国民政府实行“管教养卫合一”、“政教合一”和“三位一体”的“新县制”,规定县长为县政府负责教育行政的长官:县教育局一律改为教育科。由于战争的影响及绥远省政府内部实施教育的具体问题,绥远省政府于1942年6月在河套地区实施“新县制”。
1940年,国民政府制定了《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暂行办法》,根据民族分布,划归为蒙、藏、回和西南4区,推行教育视导制。规定民族地区得分区设置督导员,进行督学视察。绥远省府教育厅在抗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原本设督学二人,专负视察全省教育之责。现在省府合署办公,各厅原有组织,已大更变,督学尚未设置,值此抗战时期,各县局教育工作之促进与指导,至为重要,为督察周详计,特请准教育部设置教育视察员六人,年支经费共洋三千六百元,分驻五原、临河、安北、东胜、清水河、固阳六县局,专办视察督导各该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县局教育、行政教育事宜”。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公布了《边远区域劝学暂行办法》,规定边疆民族地区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聘请当地负责政教人员或地方热心民族教育人士担任劝学员,劝导地方兴办教育。其规定的劝学员职责有:关于边远区域教育法令之解答及宜传事项;关于地方政教人士之联络及劝导兴学事项;关于地方经费来源之调查及劝募事项;关于地方学龄儿童之调查及劝导事项;关于学生待遇之考查及建议事项;关于当地师资之调查报告事项;关于主管机关委办事项;关于其他有关劝学事项。按照上述规定,绥远省有关各县都聘请有劝学员约有18人,劝导区域有分别在达拉特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准噶尔旗、郡王旗、札萨克旗、乌拉特前旗及乌拉特后旗。
1941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边地教育视导应特别注意的事项》,规定督导员视导学务应特别注意的事项有:边教行政、国立各边校状况、边地环境调查、边地文物搜集等。根据上述规定,绥远省有关地区各县均聘请有督学人员,定期视导各教育部门的学务。同年,根据教育部要求设立边疆教育委员会以及公布的《边疆教育委员会章程》。绥远省边地教育委员会于同年8月I日成立,设主任委员播秀仁担任,当然委员苗英、金荤沂担任,委员9人。边地教育委员会成员都是各教育机构、各学校校长的负责人,这些人员在教育界工作多年,具有较为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
抗战时期,绥远省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对西部现代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绥远省政府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法令及章程,相继成立了各种教育行政机构,设立了各项制度,挑选在教育工作中有突出成绩的人负责各项事宜,推动了本省内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战时教育的延续,教育人才的培养莫定了基础。在绥远省的民族教育史和民族政策上都具有进步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战时绥远省政府推行的学校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绥远省政府在未沦陷地区创办了一批学校,但是由于教育经费投人不足,受过教育的人口总数依然很少,相对于其广襄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而言,学校数量仍是相当魔乏,教学质量也普遍不高。主要原因:
I.在政治方面,从国民政府具体到教育部在抗战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看,其对边疆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但由于绥远省政府在推进边疆教育时,大多采取强迫的行政手段;学校条件一般都非常差,有的仅具形式,有的旋办旋停;战前长期实行的歧视和分化少数民族的政策虽在战时有所缓和,政府也确实有意改善当地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但毕竟是积重难返。
2.经济方面,战时绥远省政府各项开支都很大,且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之土豪劣绅横行,匪患严重,当地人民生活异常穷苦,本省生产陷于困境,造成人不敷出,对教育的投人严重不足;再者中央财政的补助也因战争的持续扩大日渐减少。对地方的教育投人越来越有限。这从战时绥远省岁出教育经费数及占总岁出百分比统计表可看出,1941年,岁出教育经费146 685,占总岁出百分比2.10;1942年,岁出教育经费832 888,占总岁出百分比11. 02; 1943年,岁出教育经费477 244,占总岁出百分比2. 35 ;1944年,岁出教育经费1 018 661,占总岁出百分比3.79;这组数据中除了1942年教育经费支出略高外,其余几年支出在全国各省中都处于最低点。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推行学校教育自然会遇到诸多困难,而当地不少儿童还未成年就得担负家庭重担而无法上学,高质量的师资和学校设备更是难以保证。
3.在文化方面,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前,西部少数民族同胞长期被排斥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对学校教育缺乏了解,虽然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其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但他们却往往视上学为畏途;学校所开课程及使用的教材都搬用内地的一套,并用汉语教学,严重脱离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实际,所以,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达到实施教育计划的预期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