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一些战争及合作对现在一些地区的发展都是有一定影响的，各个地区也都有其不同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本文是一篇历史研究杂志投稿的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河南农民协会的启蒙与发展。
【摘 要】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河南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具备了充分的发展条件，历经了从启蒙到衰退的四个时期后自然消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苏维埃政权所代替。
【关键词】国共合作,河南,农民协会
国共合作后，中共北方区委对河南高度重视，把河南工作放在北方五省的首位，李大钊提出：“在估量革命动力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份”。他还指出：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可以形成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大大加速中国革命的步伐。加之河南省内中共和国民二军建立的统一战线所带来的有利局势、河南省国民党党部的成立并开展工作以及全国农民协会章程的颁布，为河南省的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提出“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能够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5月，“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震动中州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驻豫国民二军在李大钊、王若飞等同志的争取下，倾向革命，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在王若飞等同志领导下，河南各地中共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工人运动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打破了“二七”罢工失败以来的沉寂局面。这年夏天，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广东军人代表回到河南”[1]，积极传播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
中共河南党组织领导人王若飞等同志抓紧这一有利的时机，根据党的“四大”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和广东农民运动的基本经验，分别在郑县、荥阳县、蜜县、信阳县进行农运试点，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5年6月，中共特派员王若飞派共产党员萧人鹄、戴培元、唐世奎等十数名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到郑县、荥阳县、密县一带开展农民运动，萧人鹄是广州黄埔军校二期学生，他“用广东省农会特别专员名义，从事工作很得农民的信仰”[2]。中央为加强对河南农民运动的领导，又派从苏联回国的胡伦到河南，王若飞决定由胡伦到荥阳成立党小组，任组长，同时党组织又派豫丰沙厂工会负责人张丙戊等由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到荥阳同萧人鹄、戴培元等一起搞农民运动。
他们先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国民二军的名义，沿铁路地方做调查工作，在郑县、荥阳县、蜜县境内，找些老贫农或进步青年，调查农民的土地占有、苛捐杂税等政治经济生活情况。然后深入农村，访问贫苦农民与敢于斗争的人，同他们谈话;或与进步青年谈话，得到赞许之后，安下住处，组织宣传队宣传新文化，反对旧礼教，破除迷信，教唱《打倒列强》歌、《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告同胞》、《农工歌》等革命歌曲，《打倒列强》歌唱道“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铲除军阀，铲除军阀!农民协会万岁!农民协会万岁!齐欢唱，齐欢唱!打倒劣绅!打倒劣绅!铲除讼棍!铲除讼棍!农民协会万岁!农民协会万岁!齐欢唱，齐欢唱!减少杂差!减少杂差!反对预征!反对预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协会万岁!齐欢唱，齐欢唱!实行协作，实行协作!改良生活，改良生活!农民协会万岁!农民协会万岁!齐欢唱，齐欢唱!”[3]《农工歌》的歌词是：“青的山，绿的水，灿烂的河山!美的衣，鲜的食，玲珑的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全世界，农工们，联合起来啊!”[4]。通过教唱革命歌曲的形式，把四里八乡的农民聚集起来，讲解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号召农民向工人阶级学习，组织起来，和工人阶级一起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铲除军阀、平均地权，进而组织农民协会。“每到一个村，先唱革命歌曲，或放唱片，吸引群众，等群众多了就讲当地农民的痛苦生活、穷苦原因，指出只有起来反抗压迫、剥削，抗捐抗税，争取百姓当家作主，才能解除痛苦。但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单干不行，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大家齐心闹革命，才能成功”[5]。萧人鹄、戴培元、胡伦、霍云甫、唐士奎、刘精墨等同志到荥阳县水磨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时，住在一个窑洞里，单独起火做饭。他们“蓬发短服，艰苦卓绝”地活动两个月多月，终于在1925年7月底和8月中旬，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村级农民协会――水磨村农民协会和第一个区级农民协会――水磨区农民协会。很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6]他们还成立农民夜校，识字班，把农民协会设在那里，一方面教会员识字、学文化;一方面讲解《向导周报》、《中国工人》、《农民报》上发表的革命书信、中共决议、宣言、农协的决定等等内容。《新青年》上季刊的文章，是对农民协会会员宣讲的重要内容。通过讲解，让他们明白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及救国救民的目的和办法。同时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成立起妇女会，建立了县村党支部，为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共产党员王克新、周兴育在信阳主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8月18日，领导建立了柳林镇农民协会，“地址假柳林镇之柳林区立小学校，到会农民约达六百名以上，且大门布置美丽，会场设备辉煌，农民对之有无上的兴趣与奇讶。会场之中，除普通设备外，并悬挂有名[各]代表团体赠送致贺之喜联、喜帐、喜票等赠品”[7]。1925年9月8日，董伯村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该村小学操场召开，信阳国民党市党部，京汉、陇海铁路两工会，信仰人力车夫工会，厨业工会等，均有代表前往参加庆贺。会议当场推定周冠英等12人为执行委员，签名入会者有1700多人。会议还公开宣布了成立宣言， “亲爱的农友们!我们受有产阶级之压迫，一天在很热的太阳底下做工，或大雨淋淋的底下做工。我们所受的痛苦，世界上还有谁比我们更厉害呢?农友们，我们也是人呵，为什么我们这样的痛苦，不工作的人到反安乐呢?我们不是少一只耳、少一个眼睛，不过没有团体罢了。你们看广东的农民，有了团体，还有谁敢欺负他们!我们若有了团体，也是一样的。农友们，赶快组织起来，组织在集中统一旗帜之下，以寻找我们的生路。本会在此成立之日，敢郑重地宣言，我们有客观条件之压迫，逼成我们的自卫组织，所以农民协会，不啻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愿将在炎(热)天下的汗珠，和冷风吹面的热泪，灌溉保障我们的农民协会，使之发荣[芽]滋长，落成扩大，而(为)普遍的集中组织”，[8]号召农民加入农民协会。 1925年10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豫陕区委成立，“中共豫陕区委的建立是在党的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确定的;此次会议于十月十日闭幕后，参加会议的王若飞等同志回到河南，遂按会议精神，在原有工作干部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中、下旬即组建了中共豫陕区委”[9]，机关设在郑州。书记王若飞，委员黄万平、李求实、李震瀛、彭泽湘等。中共豫陕区委是我党早期的五个地方区委(北方区委、江浙区委、两粤区委、湖南区委、豫陕区委)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河南建立的统管豫陕两省的党组织。同年11月下旬，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不久，反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为了独霸全国，开始将其势力伸展到津、京、沪、鲁、苏、皖地区，同河南的国民党矛盾加剧。奉系军阀充当帝国主义走狗，镇压人民群众，已成为全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国民军宣布对奉作战。中共中央亦发表了《反奉宣言》，根据中央指示，中共豫陕区委也发表了《关于国内战争宣言》，在随后支援反奉战争的革命斗争中，中共豫陕区委领导的各级党组织逐步得到健全，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到1926年1月，中共豫陕区委迁往开封，已在河南建立起郑州、开封、信阳、卫辉、杞县、焦作6个地委，彰德、洛阳等近10个特别支委，党员已有700多人。
通过郑、荥阳、密、信阳四县试点，积累了农运经验，点燃了河南农村的革命烈火。在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在河南大地上开展起来，农民协会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在荥阳县，萧人鹄同志亲自领导成立起农民自卫军第一大队，这是全省最早的农民武装。一部分红枪会也接受了改造，集体加入农会。也有一部分会员，明在红枪会，暗在农会。例如水磨区村农协会负责人之一张桂林同志的叔父、哥哥都是红会会员。农会会员基本上是贫苦农民、自耕农、乡村教师、也有小地主、开明士绅。在郑县，先后在城厢区二村，人和区的上庄村、南岗村，永康区的刘庄村、东五里堡、西五里堡等村成立村级农民协会，“然后由城厢、永康、人和三村农民协会成立区农协会，并选举职员等”，“农民当此战争方兴之际，而能决然兴起，较之奉系军阀之下被压迫群众，继直系军阀下之人民爱国机关如上海总工会竞始终严被封紧，乃有天壤之别也”[10]。在郑州南十里佛儿岗的旧历双十节庙会上，国民党郑州市党部，“派宣传员八人，分立八处，散布画报、传单，并讲演农民与农会，及农民当推倒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诸问题，闻者莫不鼓舞欲起云”[11]。在密县，也先后成立了20个村级农民协会和1个区级农民协会。三县农民协会人数达两万多人。农民协会提倡妇女解放，废除童养媳，禁赌禁娼，维持社会治安，抵抗土匪骚扰，抗捐抗税，斗争土豪劣绅，承办流氓讼棍，驱逐外国传教士，拆毁庙宇，使千年死气沉沉的农村出现了勃勃生机。在这一带农村中，农民协会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胡伦、戴培元被农民称之谓“太上县长”，足见农民协会威势之大。
为推动河南和北方农民运动的发展，李大钊、王若飞等曾多次到郑荥密地区视察农民协会。特别是李大钊同志，根据对荥阳和密县的周沟、王庄、卢村、水磨、贾峪、柳沟、赵庄、塔岗等村农民协会及农民政治经济状况的调查，于1925年12月发表了《土地与农民》这篇光辉文章，指出：“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及雇工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组织农民协会”。文章盛赞：“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这篇文章的发表对郑荥密地区和河南全省的农民协会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给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到1925年底，荥阳县的农民协会“有七区六十八村之组织，县协亦成立最早，工作时间较他县略久”，郑县“有二区五村之组织，”“密县有一区二十村之组织”。
此后，按照中共豫陕区委的指示，萧人鹄又以广州国民政府河南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由荥阳到杞县，指导开展豫东农民运动。他到杞县后，即与共产党员张海峰、吴芝圃一起到县南付集，与杞县特支研究确定以县南为据点，筹建并发展农民协会。到1925年12月底，先后建立起3个区级农民协会，分别是付集区、何寨区和由十里岗、葛岗、莲花坡等村联合起来的一个区级农民协会。旋即参照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以此三个区为基础，于1926年1月23日在杞县城内礼堂举行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0多人，来宾有陇海铁路工会、中国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河南青年协社、河南学生联合会以及睢县西陵寺农民协会的代表等。此外，大会还收到广东省农民协会澎湃、罗绮园、阮啸仙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林伯渠等亲笔写来的贺信，信中称杞县农民协会为华北农民树立起第一个农民自谋解放的革命旗帜，并对此表示热烈的赞扬和祝贺。会议通过了县农民协会章程、成立农民自卫团和支援睢县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等议案，选出了执行机构，并推举张海峰为主席，孔寅初为秘书长，何心榕为武装部长。此后不久，农民自卫团县团部亦宣告成立。至1926年3月，发展到“区协会成立十二区，村协会成立者八十余村，会员八万人。”[12]
杞县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对以后信阳、许昌、睢县等地农民协会的成立，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全省各地农民协会迅速发展起来。至1926年3月，信阳“成立十区协会，会员约五万余人”，[13]许昌“农协组织，纯以红枪会为中心，(即红枪会变成农民协会)。成立四区，会员约三万五千人”，[14]睢县“在杞县东邻，杞县农运发展时，所有宣传品，曾寄到该县临杞各村。因此该县大受影响，杞县县协成立后，该县杜土楼杜某(国民党同志)，派人前来请求杞县县协派人往睢县工作，结果在土楼一带，成立一区，九村，加入会内约一万六千人，(会员在红会者约一万人)。该区负责人，均为国民党同志，颇努力工作，并大有扩充到全县之势”，[15]河北(安阳、修武、汲县)“安阳(彰德)方面，有南北两区农民协会之组织，修武(焦作)方面，已有一区五村的组织。汲县(卫辉)亦着手活动”[16]，郑县“有二区五村之组织，负责者系郑州市党部”[17]，长葛“该县附邻许昌，而许昌第三区之石固，有一部分属长葛县辖。在许工作负责同志，曾往长葛各村宣传，结果有一区八村之组织”[18]，另外在高汉、陇海两支铁路沿线附近的淮阳、临颖、西平、确山、商城、新乡、通许、遂平、固始、南阳、陕县、商丘、汤阴、汜水、巩县、禹县、罗山，都派有同志进行联络通讯，“俱有发展工作之需要与可能”[19]。 1925年6、7月至1926年3月，在革命形势有利的形势下，“九个月时间内先后在十多个县开展了农民运动，建立了荥阳、信阳、杞县、许昌四个县农民协会，以及密县、长葛、睢县、修武(焦作)、彰德、郑州、汲县、洛阳、开封等地四十一个区农民协会，二百多个村(或乡)农民协会，会员达二十万以上，加入农民自卫团者约六万余人”[20]。
正当河南农民协会蓬勃发展之际，北方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吴佩孚在反奉战争中东山再起，“联奉反冯”，将反奉战争变成了吴(佩孚)张(作霖)联合反国民军的战争。吴佩孚在进攻河南时，利用农民急于赶走国民军，以摆脱繁重苛捐杂税所带来痛苦的幼稚心理，“提出河南亡省，打倒老陕等口号，并允许彼若到豫，一切苛捐杂税，概行免除，同时收买红枪会首领，允许编成正式军队，实行自卫，而以共同打倒老陕为条件，所以一般红枪会、疯狂似的，帮助吴佩孚”，“吴佩孚之攻豫，其制胜之方，一则利用陈文钊、王为蔚、田维勤各师，一则利用河南之红枪会。而红枪会分两种：一为张志公、憨玉琨旧部，一为当地之民团”[21]，结果岳维峻所部国民二军兵败西退，沿途遭到枪会武装的拦截，死伤严重，“集于铁道线上，忽聚忽散，陕军人少则与战而夺其枪，陕军人众则各返其宅，陕军所至之乡镇，有埋井夷灶，以示不供应者，有捕得奸掠之兵而瘗之者”，[22]最终完全失败，鄂军入豫。此前，河南各地“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信阳一带，每石田纳税捐一元至三元;河南北部，每亩有的一元以上，豫东豫西杂税额，总超过三部以上，各地钱粮，又预征到十八年，农民血汗所得，简直全被剥削”[23]。吴佩孚重新占领河南后，在他的血腥的镇压和统治下，“苛捐杂税，不独毫无减少，还要变本加厉，钱粮继续预征;下令出示解散红枪会，不听则屠杀之，(被杀者已有五六县);钱粮税捐一概征取现洋，以致银行钞票大跌，农民直受影响;豫省驻军约四十万，比国民军时代，还要加多负担”[24]，一般的贫农、佃农在兵祸、匪祸以及地主的剥削、劣绅的敲诈勒索下，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佩孚还取消一切群众组织和活动，残酷镇压革命，使河南的农民运动遭受严重摧残，一部分农协组织被压垮，一部分农协组织发生动摇，全省农协很快减少了19个区农协、150多个村农协和约12万农协会员。在郑荥密地区，农民协会被封闭，农民运动负责人罗思维、唐世奎等被捕入狱，优秀的农运工作者戴培元、王忠秀等人在洛阳被杀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吴佩孚的反动统治下，河南的农民运动被迫由公开发展，转入秘密活动，农民协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秘密发展期。
河南是北伐必经的重要地之一，坚持和发展这里的农民运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1926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文件就明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指出：“不仅是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会议决定“与五一节日在广东召集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农民大会的意义更为重大，望各地已有农协组织之地，迅速发展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立刻准备代表和搜集到会讨论材料(北伐路线必经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为重要)”。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亦明确指出：“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会议对豫陕区提出了工作要求：“立刻建立党的秘密基地。立刻建立工会农会秘密组织，加紧注意农运工作。”[25]因此，中共豫陕区委在军阀统治的困难条件下，根据河南的特殊情形，制定了坚持和发展河南农民运动的策略和措施。
首先，时值毛泽东同志在广州组织领导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伊始，毛泽东同志在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议，“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案。”[26]为了培养农运人才，河南省从邓县、杞县、信阳、许昌、唐河、商城等地选派28名农运骨干，(注：河南省原派28名，后从黄埔军校转来2名河南籍学员，中途病退一名。毕业时，河南学员是29人)于3月底抵达广东，4月份进行入学试验，从5月3日在番禺学宫开学，进行政策理论学习，军事训练，赴韶州、海丰实习和针对各地农民实际问题的研究，同时又派代表出席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全面了解广东农运的经验。至9月11日举行毕业考试后，陆续回到原籍，大部分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负责创办地方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他们深入农村，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
在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和统治下，中共豫陕区委、开封地委、郑州地委等机关先后瘫痪，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被迫由城市转移到乡村，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国民党在河南的各级党部也被取缔，农民协会被封闭。而从事农运的同志，越发感觉农运若无集中统一的指导机关，将要导致工作分歧，进行不便。1926年4月，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开展农民运动有了明确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总结实践经验，1926年4月18日至20日，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省会开封秘密召开。到会的有信阳、杞县、许昌、荥阳、长葛、睢县、密县、安阳、修武、郾城、汲县等15个县的农民协会代表及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河南省总工会团体代表共57人，其中共产党员17人，国民党员40人。大会听取了各地代表的报告，选举了以萧人鹄为委员长的农协执行委员会。大会分析了河南农民状况，确定了河南农运方向，即改造枪会，以红枪会为掩护，秘密恢复、巩固农会，发展农运;针对河南各地农运的不同情况，作出了不同的部署和要求，并讨论了将来北伐军进军河南时，沿线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通过了省《农协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农民自卫团自治大纲》，以及《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宣言指出了农民所遭受的无尽痛苦“或因遭罹炮弹而妻离子散，或因失去重要农具――如牲口车辆等――而破产失业，沦为乞丐，流为兵匪，以增加国内的战乱与纷扰，这都是我们一般农民的普通现象”;分析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是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造成的，并且这可怕的痛苦还是一天天有加无已”;号召农友：“不必畏惧，更不必犹疑，大家起来，一直奋斗，从万死一生中杀出一条血路啊!”、“领导我们全省穷苦农民的集中团体――河南省农民协会――已经成立了。我们一面当然要很坚固的团结在省农民协会之下，一面更要扩大我们的联合战线，联合全国农民与我们农民利害相同的工人阶级，更进而与世界农工阶级谋一大联合，向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官僚等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目前的要求，免除目前的痛苦，得到最后的解放”。[27] 河南省农民协会的成立，是河南农民运动发展的光辉里程碑，加强了对河南农民运动的领导，对于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河南的农民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会后，中共豫陕区委通过省农协向13个县派出了农运特派员。他们深入农村，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同时考察情况，总结经验，帮助各地恢复、整顿原有的农协组织，同时，争取和改造红枪会加入农民协会。经过艰苦复杂的工作和斗争，全省各地农民协会都有了恢复和发展。信阳县第一区协会内，有柳林、王家店、中山铺等处七村协会，约计会员七千人。第二区在杨家庙一带，内有五村，会员约六千人。第三区在平昌一带，内有四村，会员约五千五百人。第四区为当谷山潭家河等处，内有六村，会员约六千五百人。第五区在董柏村一带，内有四村，会员约三千五百人。县西县东，正着手活动，预料六月底至少当增加二区。该县共计恢复六区，三十一村，会员共约三万五千人。该县红枪会，对于从前的宣传，表示接受。由该县协会负责改编为农民自卫团，加入者约万余人，以第二、三区人数为最多。编为南北二团，南团四千，北团六千。许昌县第一区(在灵头沟)有十六村，会员约一万三千人;第二区(在杜寨)有二十四村，会员一万三千五百人;第三区(在石国镇)有十一村，会员一万二千人;第四区，(在县东五女店)有七村，会员有五千五百人;总计全县现有四区，五十八村，会员五万三千人。会员在农民自卫团者，有二万五千人(红枪会改编)，内有步枪八百只。荥阳县水磨区，内有四区(村)，会员约两千余人。蟠龙区，内有六村，会员约有五千余人。双楼郭区，内有七村，会员约六千余人。其他如双庙、贾峪、桐树王、徐(须)水镇等区，正设法恢复。杞县第一区(原为苏邢区)有何寨、邢口、潘屯、时寨五村协，会员约七千人。第二区(原为付集区)有付集、安庄、赵村、萧屯、草寺、李店六村协，会员约七千五百人。第三区(原为西十里铺区)由刘庄、葛岗、陶寨、十里铺等七村协，会员约八千人。第四区(原为原寨区)有李楼等五村协，会员约六千人。第五区(原为贤区)有大王庙、冷铺等五村协，会员约六千五百人。第七区(原为起集区)有起集、谢坳、桥庙等六村协，会员约八千人。其他各区，正着手恢复。总计有工作者为七区，三十八村，会员约五万人。该县红枪会甚多，其中非常复杂，几乎各村都有。对于红会，杞县按照自卫组织大纲实行编制，进行训练。但由于发生红会和驻军大冲突，农会会员被屠杀，村庄被烧毁，惨状为从来所未有。红会及农民多逃亡往山东、江苏边界避难。协会工作，因此次事变，异常吃紧。另外，睢县、蜜县、彰德、修武、汲县、郾城、洛阳、长葛、开封等地的农民协会都有所恢复和发展。到同年六月初，整个河南省的农民协会有4个县农协、32个区农协、238个村农协，会员约有27万人，内有农民自卫团约10万人。从县、区、乡农民协会成立的数量和协会会员人数来看，河南在全国来说均名列前茅。
河南的农民运动触犯了吴佩孚的统治，1926年5月上旬吴指使豫督寇英杰在农运活跃的豫东通许、杞县、睢县地区实行血腥镇压。中共杞县县委、县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自卫军与红枪会相配合，奋起抵抗，顽强战斗;邻近各县及安徽蚌埠的红枪会也赶来支援。但终因组织松懈，缺乏战斗经验而失败，农民被杀七、八千人，村庄被毁无数。但是，广大农民历经磨难，在教育、影响下已经觉悟了“农民并不铁釜，反而更加奋斗，更加勇往;他们在死亡枕藉中，没有一点畏惧，没有一点灰心，他们高呼着‘前进呀!打败了，到广东去!’的口号”，[28]继续战斗。对于豫东地区农民的英勇斗争，当年八月广州出版的《农民运动》杂志曾给与高度评价，指出“他们的精神，真值得我们佩服!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必定要有了这一种自信的精神，这样的奋斗的决心，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29]
1926年5月，西安国民军被讨赤联军刘振华部包围以后，豫陕两地中共组织联系中断。七月，广东国民政府举师北伐，位于北伐线上的河南需要加强领导，以组织力量支援北伐战争。因此，中共中央于8月将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集中领导河南的工作。豫区委基本上是原豫陕区委的领导成员，汪泽楷、张景曾、王克新、萧人鹄、胡伦等为委员，汪泽楷任书记。豫区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全省农民运动的领导。河南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纷纷要求联合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和自己的武装，拿起武器，打倒吴佩孚。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做出了《农民运动议决案》和《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农民运动议决案》在谈到农民协会组织时指出：“如果各乡镇已有连庄会、守望社……等真正农民群众代表利益的组织，而又不易变更，则不必一定强制改为农民协会形式，且容许其加入县农民协会;惟全县农民的组织，仍统一于一个县农民协会”，“我们此时农民运动的口号是‘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因此，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如单提出雇农组织或佃农的组织)，不能明确地指出有若干亩田地者不能加入(因为不易定出一个适当标准)，只能比较概括地指出以下之两种人，不准加入农民协会：一、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二、重利盘剥者。”
“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中，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民运动指导的核心”。[30]《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指出：“红枪会不仅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并且是发展农民协会必须注意的工作。在红枪会最发达的河南、山东、直隶各省，农民运动与红枪会运动，尚不能十分划清楚，惟应注意使农会成为整个的农民组织，红枪会成为农民武装组织。在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在河南、山东现实的特殊情形，真正农民的红枪会，与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土匪利用的红枪会，均是反对张宗昌和吴佩孚的。我们自然要使它结成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联合战线，同时须巩固农民真正的组织”。[31]党中央的决议，使河南农民运动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豫区委根据中央的两个议决案精神，进一步分析了河南农民运动的形势，认为河南农民运动和全国一样，农民暴动即将形成，应扩大农民运动的革命战线，既要“巩固农民真正的组织”，又要“结成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联合战线”。 为了促成这一联合战线的建立，促成河南农民暴动的形势，豫区委决定尽快建立河南省农民自卫团总部，加强对红枪会的领导，发展农民自卫武装。豫区委首先以革命工作开展较好的杞县为基点，进行筹备工作。在共产党员萧人鹄、王克新、张海峰等的努力下，1926年秋，杞县的农村已建立了15个党支部，有党员近百名。县农协建立后，区、村农协普遍建立，枪会组织大都与农协建立了联系或成为农协的自卫武装。据统计，全县农协有1.6万人的农民自卫武装。共产党组织在信阳、汝南、确山一带也广泛地开展联络工作，建立跨地区的别动队组织。
这时，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1926年7月1日发出《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革命军总共八个军，约十万人，除后方留守部队外，先后分三路向北进攻。7月20日占领长沙，8月12日占领岳州，拿下湖南。随后夺取汀泗桥、贺胜桥，9月兵临武昌城下，10月攻取武汉。1926年底，北伐军把吴佩孚残余势力驱逐出武胜关(湖北、河南交界)以外，不久兵锋直抵豫南信阳县的柳林一带。自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湘中各县农民协会迅猛发展，长沙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8月21日期代行该省农民协会职权，统一和加强了全省农民运动的领导。到11月初，在该省七十五个县中，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占五十多个县，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二十八个县，成立县农协筹备处的有二十个县，设立通讯处的有七个县，还有长沙近郊及株萍路特别区农会，总计该省共有区农民协会四百六十二个，乡农民协会六千八百个，会员达一百三十余万人。在湖北，1926年7月末，该省农会会员只有七万两千人;北伐军进入武汉后，农民运动迅速的开展，各地农民协会的组织普遍的建立了起来，到1927年3月初，农会会员已达八十万人，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3月4日，在武昌召开了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江西，北伐军入境后，仅一个月时间(一九二六年十月到十一月)，农民学会会员从六千二百七十多人增加到五万人。1927年2月，在南昌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时，会员更猛增至三十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五十四县，农民自卫军也已建立。
在这种形势下，河南的农民运动出现了新局面――开始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26年9月18日，河南农民自卫武装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信阳、郾城、许昌、长葛、杞县、睢阳、洛阳、虞城等地的代表。他们中间有农民协会的代表，有农民自卫武装的代表，也有各地枪会的代表。大会成立了河南省农民自卫团总部，通过了自卫团章程和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河南农民自卫武装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和继续坚持注重红枪会运动、发展农运、巩固农协的政策。河南省农民自卫团总部成立后，成为全省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机关。在大会精神指导下，杞县、睢县、虞城、许昌、信阳等县建立了办事处，作为联络和指挥中心。
1927年初，河南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豫北，威逼郑汴，妄图占领河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3月，北伐军即将进军河南，河南农民运动愈加显得重要。根据毛泽东同志倡议，将原准备举办的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添召了河南等省学员300名。与此同时，为了动员河南人民响应北伐，支援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中央农民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河南省农民协会研究决定，召开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1927年3月16日至21日，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45个县的武装农民代表69人出席大会，代表着河南40余万武装农民。公推中央执行委员王法勤、于树德，中央农民部秘书陈克文，中央农民运动委员邓演达、河南省执行委员刘莪菁，河南省农民协会代表郭安宇及农民代表汪慕�U、周逊五等7人，共13人为主席团。并由主席团公推王法勤为总主席。到会有：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总政治部、各军政治部、总工会、省农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河南开封市党部、江苏省党部、直隶省党部、河南各军驻汉办公处等50余团体，及各机关代表、中央农民讲习所学生800余人[32]。毛泽东同志也热情参加了大会，并与18日在大会上作了湖南农民状况报告(即当月发表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正确对待和加强农民运动的意见，对河南如何“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响应北伐军北上”等作了明确指示。[33]大会通过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反对奉鲁军阀议决案》、《发展河南农民协会组织议决案》和《统一河南武装农民阻止议决案》等11个议案和4份通电。《发展河南农民协会组织议决案》指出：“现在我们河南在杞县、睢县、荥阳、彰德、信阳等十几县都已经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但是第一因为我们的组织还小，第二我们的组织没有很好的联络，第三我们进步的自卫团体，如红会、黄会、天门会等未能和农民协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团结为一体，所以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够脱离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剥削与压迫。所以，我们以后只有几种河南全省各县进步的红会、黄会、天门会等武装农民和所有被压迫的农民，都站在农民协会旗帜底下，一致团结起来，扩大我们农民的组织，增加我们革命的力量，一齐向我们的敌人进攻，这才是河南农民真正的唯一的出路，因此我们应当打破分门别户的思想，打破地方界限和家族界限的观念，只要是同我们一样的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都应该一致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各县进步的觉悟的红会、黄会、天门会，也一样是农民群众的革命团体，既然都是同性质同目的的革命团体，我们不应该互相分离，减削我们的力量，进步的觉悟的红会、黄会、天门会应该与农民协会打成一片……所以大会由下列的决议：农民协会是我们农民反抗敌人的大本营，所以我们的武装便是大本营的先锋队。我们农民自卫的团体，应该尽量发展农民协会的组织，农民协会的发展，便是我们农民势力的扩大，我们要用我们的武装，拥护我们的农民协会。我们应请求河南省党部迅速分派大批指导人员，协助我们在乡间组织农民协会。”[34]大会选举产生了河南省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萧人鹄任委员长。会议要求在豫东、豫西、豫南、豫北、豫中各择一适当地点，建立联合办事处，领导各地武装农民联合行动。在“农民协会指导之下，成立大规模的农民自卫军组织”，“豫东太康、通许、睢县一带，豫中许昌、长葛一带，豫南信阳、确山一带，豫西洛阳、登封一带，都先后有三万、五万或十几万武装农民所组织的联合办事处成立。全河南农民直接参加国民革命战线的，不下十五万，连带影响所及的，更不可数了”[35]。 中共豫区区委还领导建立河南全省红枪会联合总部，使其组织各地具有革命倾向的红枪会共同进行反抗军阀政府的斗争。1927年初，该联合总部发表《告汴民书》，号召开封城内被压迫的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与乡间的农民并肩战斗，打倒军阀。[36]此时，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活跃在黄河以北的天门会，已发展到直南(河北省南部)、豫北和晋东南的二十余县，人数约有三十万，声势浩大。曾一度大败晋军，并与奉军展开三次大的战争，力阻其南下。河南省农民协会主席萧人鹄同志前往豫北慰劳，同该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反奉。“河南省党部得知该会与奉军在磁州一带作战，即派省农协党团书记萧人鹄往河北慰劳……往返四五次，终得会见老团师。该会对于国民党北伐及其主义，虽然不明真相，脑筋中装了许多谣传，但经吾人解释，彼等云：‘彼等皆是为救百姓，除暴安良，宗旨相同，愿听国民党指挥反奉，合作到底……’并委派两全权外交代表来汉与国民政府接洽合作条件，政府完全容纳。”
由于新策略的实施，农民群众中的各种革命力量纷纷聚集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旗帜下，向革命大联合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时期，原有的农民协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在豫南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农民协会更是蓬勃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春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终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37]在直系军阀残余势力盘踞的区域内，农运工作继续秘密的或半公开地进行，在国民革命军已控制的地区及军阀统治较薄弱的地方，农运工作则由秘密转向公开。到1927年春，在政治形势比较有利的信(阳)南、罗(山)南、商(城)南、息县、光山及光(山)、麻(城)、黄(安)3县边界地区，各级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普遍发展起来。在整个豫南地区成立县级农民协会3个(信阳、商城、息县);区、乡级农会遍及豫南各县，参加农会的会员激增，受农会领导的群众更多(许多地方规定每回派一人加入农会，在会的农民往往代表数人)，仅商城一县即达8万余人;在人口稀少，农民居住最偏僻、分散的光、麻、黄边区受农会领导的群众就有3万余人。约计在农民协会发展最盛时期，豫南地区加入农会及受农会领导的群众不下50万人。[38]在确山，红枪会遍布全县，确山籍党团员马尚德(杨靖宇的本名)、张耀昶、张家铎等首先把红枪会的主要首领徐耀才、张立山争取过来，接着对其红枪会加以整顿改造，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并在各乡村建立了农民协会，由农协和自卫军组织农民开展斗争。[39]1927年2月15日，在辛庄召开确山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推选马尚德为县农民协会会长，张家铎、张耀昶、张立山、徐耀才等十一人为县农协执行委员，通过了县农民协会章程。农协会员发展到万余人。在红枪会的名义掩护下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的，达万余人。在商城，1927年1月，在刘再山、漆耕甫等人组织下，和区水竹园农民协会成立。[40]3月底，乐、和两区的牛食畈、东岳庙、白沙河、佛堂坳、汤家汇、葛藤山、王家畈、麻河、南溪等地农民协会相继建立，在商城北部，由袁汉民、陈慕尧、陈兴山等，先后在平区武家桥、墩子堰、南司、杨家堰、易家冲等地建立了农民协会或小组。4月9日，商城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和区斑竹园成立，周汉卿任委员长，徐润亭副委员长，秘书罗世宁，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41]全县8个区97个乡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会会员发展到1万余人，在新县，1926年底，吴焕先、桂步蟾等在箭厂河的曹门、泗店的王楼等地建立了第一批农民协会。1926年冬，箭厂河地区纷纷组建农民协会。拥有1个乡农民协会，12个村农民协会，会员达230余人，受农协领导的群众1100余人。泗店、田铺一带建立了乘马区四乡、六乡、七乡农民协会，会员达1500人，受农协领导的群众7500人。1927年夏，箭厂河地区乡农民协会发展到8个，村农民协会49个，会员3400人，受农协领导的群众1.5万人;泗店、田铺一带农协会员发展到4500余人，受农协领导的群众达2万之众。[42]在桐柏，民国16年(1927年)2月，东部固县镇的黄发顺等3人建立农民协会，并建立一批农协小组。民国16年春，农民协会发展很快，各地农民协会都有多少不等的自卫武装，办得最活跃的农协会是桐柏(固县)农民协会，下辖月河、吴成、大河、固县、毛集等15个农民协会，拥有农民自卫武装。民国16年(1927年)5月，在中共桐柏特支(固县)的领导下，扩大并建立健全了黄畈、固县、石头畈、月河以及毛集地区的农民协会。[43]在息县，1926年底中共第一个息县党小组成立后，党小组成员王鸿业、谷正芳分工做农运工作。1927年2月，中共息县支部建立后，把包信地区作为发展农协会的重点。5月，中共息县党支部以国民党县党部筹委会的名义，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20日，县农民协会成立，下设包信、长陵、临河3个区农协会，会员发展到1万余人。[44]在光山，1927年4月1日，殷区支部领导人杜彦威、殷仲环的主持下，殷区农民协会在小岳畈正式成立，主席熊古如，区农会内设秘书和调富、武装等委员。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员熊全甫、汪光元、熊先春、熊德春、熊德成、吴恒顺、吴恒富、殷明先、钱海如、陈赶年、钱运彬、何积极分子岳宗千、熊成敏、詹道德、罗明升等人的带动下，东岳庙、火神庙、殷湾、大朱湾、李庄、刘林冲、周洼、黄洼、黄湾、钱湾、岳畈、罗北冲、田洼等15个乡村，也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全区有农协会员1500多人。4月中旬，张侠生在“干蛋会”的基础上，组织光山西北区农民协会在张胡店正式建立，主席熊兴官，西北区农民协会受中共孙铁铺支部领导，接受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指导，下属南谢湾、谢套、邹大湾、邓小湾、下张楼、张胡店等10个乡村农民协会，拥会员逾千人(户)。光山南部千斤地区的余店、杨高山、王洼，柴山保地区的王湾、北胡家、杷棚，卡房地区的胡河、姜楼等乡村，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佩戴红、白、兰三色的标志，后改为红色佩戴，称为“赤化带”。此外，在遂平、西平、正阳、唐河、临颍、郾城、淮阳等县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农民协会或农民自卫军。1927年4月底，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河南有组织的农民已发展到一百万。[45]河南省的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虽然在组织程度、运动规模和斗争深度方面，远不及粤、湘、鄂等省，但是它与南方的革命相呼应，严重威胁着北洋军阀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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