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戎论是西晋陈留圉人江统的一部政治论著，鉴于当时游牧民族大量内迁杂居，后齐万年等在边关作乱的情况，提出“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的主张。本文是一篇历史学论文范文，文章题目是由江统《徙戎论》看汉魏六朝民族策略的得失。
摘 要：江统的徙戎主张，思想上渊源于羁縻之策，历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张，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的一些特征。内迁有利于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认同感与向心力，外徙不利于交流沟通，更不利于长治久安。内迁之患的原因，在于御之无方。实行德政、普及教化、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江统,徙戎论,民族
江统《徙戎论》作于氐、羌侵扰之时，目的是防微杜渐，避免四夷乱华，所以思想难免有所偏颇。但他历数殷周以来的民族策略，分析其得失，对于处理民族关系还是有所助益的。而且江统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民族策略的一些特征，有助于更好地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所以本文拟以《徙戎论》为中心，对汉魏六朝的民族策略略作分析，以期有裨于当下。
一、江统《徙戎论》的历史渊源
江统的徙戎主张，思想上渊源于羁縻之策，历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张，如东汉段�G《复上言东羌事》就以赵充国、马援内迁先零、西羌，始服终叛为例，认为“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鲁恭《上疏谏击匈奴》以戎狄“蹲夷踞肆”，生活习俗不同，诬之为“四方异气”，“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也反对华夷杂居。邓艾《又陈羌胡事》以“崇廉耻”“塞奸宄”为名，主张“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傅玄《水旱上便宜五事疏》以胡夷之心“不与华同”，反对“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认为“此必为害之势”。郭钦《上豫防匈奴疏》亦认为内迁戎狄一旦有变，危害巨深，主张“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以上诸人反对内迁，主张外徙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是担心戎狄“始服终叛”，二是戎狄“蹲夷踞肆”等习俗性情礼义，迥异与华夏。而“始服终叛”恰恰在于，“蹲夷踞肆”等习俗性情礼义的差别所产生的偏见。这实际上是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戎狄生活于僻远寒荒之地，以游牧渔猎为生，又处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所以在安土重迁以农耕为生者看来，就难免有些偏见。如刘安《上书谏伐南越》、乐恢《上书谏征匈奴》、蔡邕《难夏育伐鲜卑议》等，都主张对戎狄不予理睬，其理由就是其地不可居，其民难教化，所谓“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得地不可耕农，得民不可冠带”。 三者所说的“其地”“其民”云云，实际上就是游牧渔猎与农耕的差别。
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不同的习俗观念，人的性情自然有所不同。对于这一性情的差异，江统概括为“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实际上，早在江统之前，侯应、宗意、臧宫、邓艾等就已对此进行过分析，如宗意《上疏请不许南单于北徙》认为戎狄“强者为雄，弱即屈服”，是因为“简贱礼义，无有上下”。侯应《对问罢边备事状》认为夷狄“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臧宫《与马武上书请灭匈奴》认为匈奴“穷则稽首，安则侵盗”，乃因“贪利，无有礼信”。邓艾《上言宜割右贤王刘豹部为二国》认为戎狄“强则侵暴，弱则内附”缘于“不以义亲”，这些分析都集中于戎狄没礼义，难以驯化。基于这一认识，羁縻之策被认为是最好的策略。羁縻之策源于《尚书・禹贡》“荒服”，所谓荒服，王肃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1](p202)陆瑁《谏亲征公孙渊疏》揭示了羁縻之策与荒服之间的内在联系：“臣闻圣王之御远夷，羁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谓之荒服，言慌惚无常，不可保也。”羁縻之策源于难以维持持久的统属关系，故而扬雄将其解释为“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并将其归因于“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上书谏勿许单于朝》)。而班固分析羁縻之策的产生，则更多地强调了地域习俗的差异，并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地解释，即“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汉书》卷94下《匈奴传赞》)。江统《徙戎论》的思想渊源，实在于此。
二、内迁与外徙的利弊
江统由羁縻之策提出外徙，又由外徙而反对招诱安抚，认为这种做法无疑引狼入室，招致更大更多的危害，显然与事实不符。《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九真、交�n二郡叛乱，张乔为交�n刺史，开示慰诱，并皆降散。祝良为九真太守，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由是岭外复平。汉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王雄对鲜卑轲比能抚以恩信，以致“比能数款塞，诣州奉贡献”。可见招降是御敌的重要方法，成本低，损失少，最值得推广采用。迁徙纳降，也可为我所用，《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载南单于上言：“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侯，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兵共击北匈奴。可见纳降内迁之后，民族之间不但可以和睦相处，还可以相互帮助共同御敌。
实际上内迁是削弱异己力量、化解异己势力的常用手段，也是增强文化认同，巩固统治的有效途径。《尚书・毕命》载周公迁殷顽民于洛，“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1](p522)通过内迁感化，最终使殷人认同了周人的统治。《汉书》卷八十五载徐淮夷自武乙衰敝，渐居中土，后虽有为寇作乱，至秦并六国，淮、泗夷却皆散为民户，融入了华夏。汉武帝因东越险阻反复，迁其民于江淮间，避免了后世为患。内迁杂居，日久生情，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载呼尤徽自觉抵制叛乱，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晋书》卷一百零八《慕容�@传》载鲜卑魏初入居辽西，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西晋初，慕容�@以朝廷不许其征伐宇文部为寇，最终却能以“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主动来降。可见，华夷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与隔阂，更没有不可教化的本性的恶，所有的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习俗观念的差异。这些差异与不同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得以弥合，各以所长吸引对方，弥补不足，最终在相互学习中促进发展，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认同感与向心力。相反，华夷别处，不利于交流沟通，将戎狄外徙，只能加深隔阂，造成对立，更不利于长治久安。正如陈寅恪所说，内迁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要把戎狄迁出去，是反其道而行，几乎无此可能。[2](p71)而江统以为外徙之后，有要塞可防，可以减少危害，也与事实不符。陈琳《为曹洪与魏太子书》认为戎狄“不义而强”，原因就在于“凭阻恃远”。戎狄凭借险阻僻远，入侵时反而没有了后顾之忧。事实也是如此，犬戎杀攻破镐京，戎翟攻伐周襄王，皆由外而至。汉初匈奴强悍，“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扬雄《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可见边塞险要并不能杜绝戎狄之患，塞外戎狄所造成的危害也并不比内迁之患小。戎狄外迁有了凭借，势力更加强大，威胁也会更大。所以在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之后，韩昌张猛仍要与之结盟，以防其北去后难以约束。大宛就曾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不肯与汉宝马。前�Y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自知绝远，汉兵不能至，后卒畔逆。可见远斥戎狄，反而给了戎狄一个发展壮大的机会，无疑于放虎归山，助长了嚣张气焰，更加能以驯服。 三、内迁之乱的原因及反思
内迁之后，戎狄之患的原因，并不在“内迁”，而在于御之无方。在《徙戎论》里，江统自己也有所分析，一个是值世丧乱，所谓乘隙而起;一个是举措失当，由怨而起。如江统所说“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若 “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则终为祸患。再加上发调无度，使其死亡散流，故多逆乱。江统既已看到了戎狄为患的原因，却仍归罪于内迁，主张外徙戎狄，则不能不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在作怪。但凡偏见歧视，必然引起祸患。班彪、班勇、陈龟、阮种、范晔等人，都对内迁四夷之乱做出过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官吏之失，以及豪右黠人的欺压。官吏之失多在征发无度，豪右欺凌多因言语习俗之差异。所以班彪言内迁羌胡之乱，乃因其“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勒姐、当煎之乱，即因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又加之“迫促发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故至于乱。内附西域匈奴之乱，亦多由此。班勇《西域议》以王莽征求无厌，胡夷背叛为例，指出鄯善、车师等西域诸国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陈龟《拜度辽将军临行上疏》认为匈奴攻营杀吏，祸起“牧守不良”“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因此建议“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埽除更始”，以期消弭祸患。然而这个问题一直到西晋仍然存在，阮种《泰始七年举贤良对策》分析夷虏之乱，其因在于“边吏扰习”，即“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侵侮”“讨戮”激起民乱，“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
奇怪的是既已认识到了绥御之失，却仍有很多人归咎于内迁，赞成外徙之策，个中原因，除了固有的偏见之外，历次的叛乱似乎也为此提供了佐证，虽然这些叛乱的真正原因在于御之无方。但也无可否认内迁确也引发或加重了一些危害，如苻坚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宠育鲜卑、羌、羯。及鲜卑慕容垂、羌虏姚苌叛乱，苻坚身死丧国，终被其害。在五胡十六国的乱局中，无论内迁外徙，种族间的疑虑排斥，甚至征战杀戮，都是难以避免的。但也正因为大规模的迁徙流动，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突出的表现是戎狄政权也开始以华夏自居，在对待其他种族时也持华夷有别的观点，其主张和江统等人并无二致。如北魏张伦、杨椿，都以蠕蠕为夷狄，自称华夏。杨椿《上书谏内徙蠕蠕降户》自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认为“徙在中夏，而生后患”，反对将其内徙。张伦《谏遣使报蠕蠕表》亦言未灭蠕蠕，是因为“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而“夷狄无亲，疏之则怨，狎之则侮”，应实行“来既莫逆，去又不追”的羁縻之策。《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传上》载苻融反对将匈奴置于塞内，曰“匈奴为患，其兴自古。比虏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处之于内地，见其弱矣，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义”。《苻坚传下》还载苻融反对吕光伐西域，以为“虚�m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鲜卑、氐等不但自言“中国”，还以外族为夷狄，其对待外族的态度及方略，完全继承了华夷之别的传统，实则是文化上自觉认同的表现。也可见异族之间，虽难免有偏见歧视，甚至对立排斥，但只要不断交往，即使出现冲突碰撞，也会逐渐显现出认同融合的痕迹。
实现民族融合，加强民族交往的途径，最为直接的外在的方法就是迁徙。迁徙也是巩固统治常用的手段，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书》卷四十三《娄敬传》载刘邦听从刘敬建议“徙齐诸田，楚昭�p屈�p景，燕�p赵�p韩�p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以此为“强本弱末之术”。《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弋仲传》亦载姚弋仲向石季龙建言 “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聪扰眩�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至于战争中作为战利品的人口迁徙，更是司空见惯。可见内徙乃是战胜一方常用的手段，也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依靠强力迁徙的做法，处置不当往往引起反叛，见前文所述。
相较于强力迁徙，怀柔之策更为有效，更值得推广。《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西部都尉郑纯、蜀郡太守王追、张翕，为政清廉，施以恩德，诸蛮夷深受感化。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王追兴建学校，“渐迁其俗”。张翕卒后，夷人为之起坟祭祀，迎张翕之子为太守，“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可见德政感化比迁徙更有凝聚力，更有利于统治。而要实行德政，首要的是让其安居乐业，享受到安稳幸福的生活。其次还要不断提高其文化水平，促进社会向更高的文明阶段发展，这样才能增强其向心力与认同感。如《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鲜卑轲比能部受汉人“教作兵器铠�J，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终致建安中内附上贡献。《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锡光为交�n，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九真徼外蛮里张游深受感化，率种人慕化内属。
教化的普及是增强文化认同，弥合民族隔阂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发利鹿孤传》载史�痹�讽谏利鹿孤：“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南凉鲜卑能意识到以硕儒训胄子，推广教育的重要性，当是从自身受儒家感化得出的经验。《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载文翁化蜀的事迹，也很好地证明了教化的重要性。文翁为改变蜀地的蛮夷之风，选郡县小吏进京受学，又广修学官，招纳子弟，由是蜀地大化，形成了爱好文雅的风气，堪称以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典型案例。推广教育，从文化制度上消除叛乱隐患，增强文化凝聚力与向心力，政治统治才能相对稳定。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论》认为，南蛮西南夷之所以相对稳定，在于“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归结于性情的不同，显然忽略了教化的力量。其实西北看似强悍的戎狄，在汉文化的熏染之下，也在自觉地推广教育。如《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传》载匈奴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传上》羯人石勒“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载鲜卑慕容�“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传上》载氐族苻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弘儒教之风，每月亲临太学，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各个民族皆自觉地接受儒学，弘扬儒学，这正是华夏文明历经动荡流离，绝而复兴，绵延兴盛的原因，也是众民族虽时有反叛动乱，而最终融合共存，形成紧密共同体的原因。
促进民族融合的另一个途径是，建立长久有效的受拥护的管理体制。如果说在对待内迁还是外徙的问题上存在争议的话。那么，在如何管理内附归化的异族上，更是千差万别，往往随机处置，没有章法。以实行德政而言，常常随着主政者的离任而结束，安定团结的局面也随之打破。在交往过程中还时常伴随着种种的歧视与防范，如《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高后时禁止与南粤交易金铁田器;马、牛、羊，只予牡，毋与牝。以致南粤王赵佗更号自立，侵扰边境。《后汉书》卷三十七《丁鸿传》载：“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将蛮夷排除在举孝廉人选之外。《南齐书》卷五十八《蛮东南夷传》载南齐世祖拒绝了芮芮王所求医工等物，河南王拾寅子易度，尝求星书，也被拒绝。而王融《上疏请给虏书》却主张赐北魏鲜卑以副书，认为汉家礼仪可以改变其野蛮之俗，并使其内部分崩离析，趁此可一举消灭，又实在过于幼稚天真。
在具体制度的建设上更是粗疏随机，缺乏持续长久的建设性体系。就对匈奴的管理而言，《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说呼韩邪来朝，有如列侯，又言“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前一种观点与事实不符，后一种观点不知所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下》明载呼韩邪来朝“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所谓待之以客礼，王而不臣。韩昌张猛与匈奴的盟约也仅仅说：“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以对等的身份互不侵犯，互保和平，看不到臣属关系，更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按乌珠留单于所言当时的条约为“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为防止匈奴纳降西域诸国，哀帝时乃造设四条，规定中国人、乌孙、乌桓、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者降匈奴，皆不得受。王莽更是擅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导致攻伐不止。东汉对南匈奴的管制才有所加强，《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形成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元正朝贺，拜祠陵庙等惯例。后为防南北匈奴勾结，始置度辽营，以监察二部。建安中，曹操又将其分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总体上这些措施都过粗疏，既没有为其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更缺乏对其内部事务的全面参与。
对于西域的管理连像匈奴那样的条约也没有，主要通过设置校尉、都护、戊己校尉、宜禾都尉等官职进行管理。校尉、都护等主要是军事管理，防止叛乱侵犯，并“给使外国者”，为出使者保驾护航，提供资助。宜禾都尉负责屯田，屯田也是为了节省转运军需物资的费用，为驻军提供后勤保障。可见对于西域的管辖主要是军事管制，以维护统属关系而已。对于羌、鲜卑、乌桓等，亦以校尉统领，《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载班彪上言：“旧制：益州部署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实际上，所置校尉主要是“以明威防”，并没能真正“理其怨结”，“问所疾苦”。而且于徭役赋税等，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大体维持稳定而已。只有南部蛮夷稍有规则，《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夷为寇，击破之后，为置吏司。《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载“宋时因晋于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孝武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馀无杂调。……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可见，即使在对蛮夷实施了有效管辖，蛮夷仍享有一定的特权，并不是完全使其顺服。《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载梁商之言：“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以“依其俗”、“忍小过”为统领之道， 以“无常法”代替建立长效管理体制，使对四夷的管理陷入随机无序的境地，不利于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 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陈寅恪：《徙戎问题》，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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