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和束胸都是历史上对女性的一种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习俗也都被撤销了。19世纪末，延续中国千年的女性缠足陋俗受到批判，天足运动拉开了解放女性双脚的序幕，女性的身体解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是一篇历史论文发表期刊投稿的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民国时期“天乳运动”的探析。
摘 要：民初女界盛行束胸，这一现象的出现既缘于女性追求摩登时尚和性别平等，又掺杂了传统的审美、道德观念。“新”与“旧”，“传统”与“时尚”之间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有社会人士从生理健康尤其是种族存亡的角度对这一风气加以批判，广州政府则率先掀起了禁革女子束胸的“天乳运动”。这场运动颇有成效，束胸之风日渐式微，“健康美”的审美观念开始兴起，西式胸罩也引入中国，变成亦中亦西的改良内衣。运动中尚有性别话语、国族精神和政党意图的交织纷陈，种种可见民国时期女性解放的多面性。
关键词：“天乳运动”,女性解放,身体史
降至民国初期，女界缠足之风有所止，却又掀起了一股束胸之风。社会各界基于不同立场对女子束胸加以反对，官方继而出台了禁止女子束胸的提案，一场“天乳运动”由此展开。当代学界对“天乳运动”的产生背景、官方应对策略及社会反响有所考察，[1]但束胸之习与“平胸美”之风为何最先在民国都市女学堂中流行?又如何能在女界之中风行流传?“天乳运动”之成效又能否仅用“艰难”二字便可概括?对以上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尽可能再现“天乳运动”的历史，也能透视出民国时期女性解放的真实境况。
一、“天乳运动”之由来
若追溯中国古代，女子多用抹胸，并不刻意束缚。但到了民国初年，城市女学堂中率先掀起“平胸美”的热潮，女子束胸的力道顿时加剧，女学堂的学生甚至还发明了名曰“小半臂”的紧身背心。如李寓一在《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南北各大都会之装饰》中所述：“近日妇女不缠足而缠胸，此亦陋习，青年女子，用一种背心将胸部紧束，其意盖恐乳部露出。”“小半臂”这类束胸的紧身背心发明后，“其始用之者，仅属一般上流妇女”，[2]于是束胸一度甚至成为区分城市女性和“村下婆”的标志。之后，束胸之习渐由都市学堂蔓延至社会各界，前行后效，相习成风，“几已普及全国妇女之各阶级矣”。[3]
束胸之风愈演愈烈，不少社会人士从生理卫生尤其是种族健康的角度指出其弊端。1915 年，《妇女杂志》创刊号中刊登上海私立城东女学师范毕业生、时任舍监沈维桢之文。沈指出，女子缚乳之害甚于缠足，“旧弊仅伤人之足，今弊更伤人之胸及肺。伤足为人身之害犹小，伤胸及肺为人身之害更大而深也。”即便幸运者自身无恙，但若将来生育子女，更可能成为“弱国灭种之因”，“虽有乳汁必不畅旺，胎儿身体必不健全，甚至传染肺病，流毒骨髓。虽有神医亦难救治吁”。[4]之后不断有人撰文批评束胸之害，有认为束胸勒乳影响饮食、消化、养育和呼吸，[5]有将束胸的危害归纳为呼吸不便，有碍育儿，不合自然，工作不便，夏日苦热五样[6]。最具影响的批评来自于胡适和张竞生两位留洋归来的博士。1921年8月，胡适给安庆青年会做一演讲，“因为美观起见，并不问卫生与否……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7]250-251。1926年12月，张竞生在上海《新文化》创刊号发表《裸体研究》一文，文中对妇女束胸口诛笔伐：“把美的奶部用内窄衣压束到平胸才为美丽!这样使女人变为男人，而使男人不会见奶部而冲动，虽说礼教的成功，但其结果的恶劣则不堪言说，这不但丑的，而且不卫生，女人因此不能行腹肺呼吸，而因此多罹肺痨而死亡。又压奶者常缺奶汁喂养所生的子女，其影响于种族甚大。”[8]
1927年7月，广州市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于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禁革女子束胸的提案。朱家骅在提案中痛斥束胸对于女性身体之危害，并提议：“拟请由省政府布告，通行遵照，自布告日起，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并通行本省各妇女机关及各县长设法宣传，务期依限禁绝。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庶几互相警惕，协力铲除，使此种不良习惯，永无存在之余地。”[9]此倡议得到会议议决通过后，首先在广东全省女校施行，随之又有“天乳运动”执行委员会成立，发表《“天乳运动”执行委员会六言昭示》。发端于广州的“天乳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引发热议，“不见南方也厉行‘天乳运动’了么?我们在北方也应该奋斗为是。”[10]社会各界愈发积极撰文，或抨击束胸行为、普及健康知识，或探讨如何革除这一陋习，各地政府也陆续颁布禁止女子束胸的禁令。批判、禁革女性束胸，倡议妇女解放乳房的“天乳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
“天乳”概念的发明与十九世纪末废除女性缠足的天足运动密切联系。创立厦门戒缠足会(The Heavenly Foot Society)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牧师(Rev. John MacGowan)将基督教的宗旨与中国本土对于“天”的信仰加以结合，“古圣先贤有言，人乃受命于天。自这个国家将此视作不变真理之后，无论男女都不敢质疑。既然如此，女人也是同一股伟大力量的产物，而小女孩天生双足的优美构造，同样也是上天的杰作。”[11]64-65光绪二十一年五及闰五月号《万国公报》上刊《天足会征文启》，文中也提到：“泰西寓华闺秀悯之，特立一会，名曰天足。盖翼巾帼中人，葆其天然之双足也。”[12]840当代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在讨论“天足”修辞的“外来性”(aliennesss)时进一步指出，“天足”的修辞意旨同时指涉了“天然之足”(natural feet)与“天赋之足”(heavenly feet)的意义。[13]所以，“天乳”这一概念同样可以阐释为“天然之乳”(natural breast)与“天赋之乳”(heavenly breast)，而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信仰、习语尤其是五四后的文化氛围，“天乳”最应当理解为“天然之乳”的意思。
二、新旧掺杂：民初女性束胸的缘由
引发“天乳运动”的束胸之风为何最先在都市女学堂之中流行起来?先看彼时之人的回答：“缚乳这事，在娼妓、姨太太、小姐和女学生中间很流行，不过她们都是好新奇，加一个‘新’字也不为过。”[14]那么为何女子束胸一度成为“新”时尚的象征?不同时代的女性总是依据不同的“美”的标准来对待自己的服饰和身体，“现在中国一般所谓有知识的女士们，都重在装饰，把自己打扮的很美丽……惟胸部生有两个甚大的乳，若穿上她那长而瘦的袍子，那乳头就很显着的突出……于是一般为美而不知其害的女子们，就完全实行束胸的手段了”[15]。可见，一些知识女性或生活富足的女性为配合穿衣时尚，便通过束胸的手段把自己套进窄瘦的文明新装之中。张小虹在研究民国女性服饰就指出：“‘束胸’所引发的激烈社会争议，却正是‘国族健康美’与‘苗条平胸’的摩登时尚间之冲突所在。民国初年的‘束胸’未必是‘病态美’、‘吃人礼教’的延续，‘束胸’就某种程度而言，乃清末民初服装演变的必然结果(外衣‘紧窄’后，内衣也必然‘紧窄’)”[16]。 许地山发表的《女子底服饰》一文也可提供线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对女性“断发男服”的问题加以讨论，主张以男性形象和观念界定女子的头发服饰，以泯灭两性区别，弥除等级标记，节省费用和光阴。[17]这种理念催生了女子男装化的风气，“加强女子束胸的行为――使自己更似男性，分不开究竟是保守，还是激进。”[18]99或许，又有部分知识女性和都市女子穿戴“小马甲”的真正用意在于，紧缚住乳房达到平胸的效果，以此来删除服饰上的性征彰显男女平等。无论是追逐“时尚”抑或“平等”，这些实施束胸的“一般上流妇女”都是为“平胸美”的流行加以推波助澜。
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新”与“旧”，“传统”与“时尚”之间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女界的束胸行为也是如此。彼时就有论者认为：“在城市中所看见的妇女最大多数的就是束胸，也是令人莫名其妙，大概不外含羞和美观两种的观念吧。”[19]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是“以女子身段轻巧娇小为贵，瘦腰病态为美”[20]73，美的胸脯在于含而不露，袖珍小巧，宛若初生豆苗，故而中国古代又有“丁香乳”一说。明书《杂事秘辛》对女子裸体美有“胸乳菽发”的描绘，清人朱彝尊诗云：“隐约兰胸，菽发初匀，脂凝暗香”，这是明清关于女性胸部的审美标准。广东俗语有云：“男人胸大为丞相，女人胸大泼妇娘。”可见在传统中国社会，女性甚至因为胸大而被讥笑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村妇。女子缠胸似乎还能达到消除肉体诱惑，塑造纯真无欲的效果，“我国人有种偏见，总以为女人的双乳，是一种幽密的东西，肉峰般堆凸在胸前，是认为可耻的，于是不顾利害加以紧缚”[21]。紧紧地将女性的天然形体束缚起来，同时也表现出传统以男性的观点希望去除女性的欲望，以完成精神上的单纯化，便于塑造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22]89
历代以来，中国女性的形体美主要以男性的审美文化为参照标准，正如陈东原所言：“女性美的标准，很不易说，向来所谓为美的，大都是男子眼中的美――男子所要求的美。男子所要求的美，固然也有真美的成分，却也难免使女性自行��斫以应男子的要求，真正的美，便难说了。”[23]222民初部分女性的束胸行为，若是为符合传统审美观念，或是接受礼教约束刻意保守端庄，那么便是男权社会所支配的审美标准占据上风，使得她们采取束胸这一被动的社会参与方式，处在了被观看、被改造的位置;而对于为追求男女平等或摩登之美的女子，束胸又可视作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方式，用以标榜自身的时尚、文明与追求平等的意愿。
三、双管齐下：服饰与观念的变革
已有研究认为，“天乳运动”的推广相当“艰难”，其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导致了束腰、隆胸等刻意丰乳的行为。[24]但依据彼时报刊杂志上的文字与漫画推断，“天乳运动”发起之后，女子束胸风气有所式微，更推动了民国女性内衣服饰与审美观念的革新。
先是西方“曲线美”标准的引入与宣传，“自朱厅长提倡天乳运动之后，曲线美之声浪，此唱彼和，高唱入云”[25]。如：“胸部曲线，也要丰隆突起才是美观，故西洋妇女多束腰装乳，务求胸曲线之丰隆”;[26]“乳部所以要充分发育者，因为两乳能充分发育，胸部才丰隆可爱”;[27]张竞生也在《性美》一文中讲：“其姿势为向前突出而与其臀部的后突成为女身的曲线形，这是女性之美处”[28]。然而，在社会舆论大肆宣扬“曲线美”的形势下，有不少女性跟风采取了束腰、丰胸的手段来营造玲珑有致的丰满身段，以至又有人撰文表示不满，要求报章“以后勿谈人体美”。
继而是“健康美”标准的提出，“我们须知所谓真正的‘女性美’是必须建筑在健康上面，在一位病弱的女子身子，断不会找出什么美来……我们在运动场上看见一位有健康活泼的身体的女子，充满了奋发有为的精神是多么令人羡仰。这种令我们起敬令我们生爱的健全体格，便是女性美的真正表征。”[29]强调女性的健康之美更满足了民国社会各界强种强国的愿望，“只有康健美才能打破中国底积弱，使种类优生化，只有姿态美才能扫荡苟且堕落的丑态，收到民族杰出的效果。如此才能达到国家强盛的途径”[30]。然而，文化传媒不会一味运用国族话语的宏大论述，社会大众的视线和焦点亦不会完全集中在国族责任之上，在都市的商业化运作下，“健康美”在民国后期也呈现复杂的发展态势。“为刺激大众的感官，都市中不少传媒所标榜的健美女性有运动员、电影明星、学生和模特儿等各种身分，致使社会大众认知的‘健康美’成为健康与肉欲的混杂品。”[31]57
观念变革之余，女性解放胸部的客观条件是内衣的变化。“现在有许多欲放胸的妇女，因为平胸式衣服阻碍，不便立即解放。衣服的样式，本以适体为主，身体上既有发展或更变，所以衣服也必须立刻改良。”[32]彼时化名“绾香阁主”者先是区分了“束胸”与“压胸”的迥异：“说一句痛快的，就是小衫本身并无废除的理由，因为他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我们所要打倒的不是他，是‘压乳’的行为。我的意见，以为乳仍须束，但不可压;所以请读者认明束乳与压乳为两事。”进而主张借鉴西洋女性胸衣解决问题，“现代西妇所用抹胸的理由，不是压乳，去损坏她们的曲线美，正是要把美烘托出来，所以我们进一步主张中国女子仿用西洋抹胸(可名为乳衣，抹胸稍欠妥)”。这位“绾香阁主”还作《中国小衫沿革图说》一文，分析传统的中式女性内衣，更搜罗西洋女性胸衣的样本，介绍“西妇内衣之沿革”，对其构造进行详解，以显示西洋抹胸保护身体发育和烘托美的效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国人终于引入西式胸罩并对之加以改造，中式内衣吸收西式内衣的特点进行了改良，出现了亦中亦西的采用西式肩带而在旁侧开襟的改良内衣，人们称之为“义乳”。[33]125-137
革除“陋习”与建立“新习”之间必然会有某种时间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报刊杂志中，不乏对女性束胸行为屡禁不止的批评和抱怨，然而在“健康美”理念和女式内衣的双重变革之下，女子束胸的风气确是日渐式微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天乳运动”兴起之初，《北洋画报》就“小衫制应否保存”问题开辟专栏，曾经接到不少的稿件和书信，几乎全数是反对女子束胸的。“这是何等的一个好现象呢!”[34]1933年，裘景周医生在西湖苏堤游玩看到这样一番景象：“一路上钗光髻影，燕语莺声，无论其为环肥燕瘦，纤长娇小，只看她酥胸微挺，双乳高耸，没有不肥突突活跃跃的地，在她那薄薄的新装里，一起一伏的颤动着，这真是都市文明，值得我们的赞许。”[35]1936年，《玲珑》杂志上刊登不少女性的咨询：“如何丰盈平坦的乳房?”“我常参加各球类比赛，平日亦不喜穿胸衣，但身体虽健，我的乳房太小，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自治?”[36]“天乳运动”的成效也在彼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茅盾在小说《动摇》中对孙舞阳有这样一段描写：“同时她的右手抄进粉红色衬衣里摸索了一会儿，突然从衣底扯出一方白布来，撩在地上，笑着又说：‘讨厌的东西，束在那里，呼吸也不自由;现在也不要了!”[37]163郭建英的漫画作品《上海生活》也呈现出，迟至三十年代末，沪上的居家女性“连小马夹都不穿了”。[38]36 四、余论
晚清的亡国灭种危机促使中国人认识到“东亚病夫”的耻辱，强国保种、废缠足、军国民等运动此起彼伏，都是以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着现代的国民身体。中国女性的身体也同样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开始了它的现代想象与建构。“十九世纪末以来，在国族主义巨型论述的笼罩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利精英，纷纷透过种种规范性的二元对立命题(“野蛮/文明”、“压迫/解放”等等)，集体塑造了一种盖棺定论式的认知典范。”[39]女性强弱与国家强弱成正比，女性文明程度与国家文明程度成正比，中国女性的身体被迫加上了“弱种”的隐喻。晚清的天足运动便是人们首次在改造女体与保种强国之间建立联系。民初的天乳运动中，反对束胸的言论或基于生理健康的立场，或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相较之下，最有力的言论仍然从“保种强国”的角度出发。这些知识话语的倡导固然是建构现代女性身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女性身体当时的实际，但大部分人关涉的重点仍然是传统的生育身体，即女性在生育新一代国民中所应起的作用。“妇女并不是作为‘人’的理由而获得重视，她的倍受青睐是因为她的生育能力和生产力是这个垂败的国家，在复兴是必须倚恃的力量。”[40]269
“天乳”运动之中，中国女性貌似被赋予“国民之母”的重要角色，实则被再次“污名化”，被迫接受诸多的型塑。如林永福的《为天乳运动说到擦粉留发着高跟鞋》，“这上三件，不过是随便说来，因为广州市改良风俗委员会的使命，是‘改良风俗，破除迷信’。参看他的宣言――所以我觉得这几件事，也算是应该改革的风俗之一，我深望大家不要把他轻易放过去。”[41]2101929年，内政部为提倡“天乳运动”发布给各省市的政令，更涉及了女性的足、腰、耳、胸：“查妇女缠足、束腰、穿耳、束胸诸恶习，既伤身体，复碍卫生，弱种弱国，贻害无穷，迭经内部查禁备案，兹准前由，除分别咨令外，合亟令仰转饬所属，确实查禁，以除恶习，而重人道云云。”[42]在探讨女性解放乳房的同时，人们将话题延伸至女性的头发、耳朵、脂粉和高跟鞋等，颇有要从头到脚地对“国民之母”加以改造的势头。鲁迅的《忧“天乳”》更道破了民国女性身处乱世的境遇：“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43]种种名曰解放妇女的造势活动，却并非是妇女的自我解放，也不全然是得之于女性阵营内部的争取，而是采用了官方强制命令的方式，演变成一种“身体政治”，更甚者还是成就于男性政党之间的政治恶斗而来。
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女性的身体不仅承载了时代的性别意识形态，所透露出的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也尤为丰富。一场“天乳”运动中，从女性束胸之风的兴起，到反对束胸者的不同立场、意图，倡导“天乳”者的方式、观念，再到运动的成效和影响，当中掺杂着传统审美、社会风尚、国族叙述乃至政党意图等要素，呈现出民国女性解放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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