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纵式的社会结构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日本人的日常表达中，更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的行为意识里，研究日本社会结构与日本人行为意识的关系对我们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将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从日本社会结构出发，分析日本人在对“内”、对“外”时的不同表现，对深入探讨日本人的行为意识也大有裨益。
关键词：历史论文投稿,纵式社会结构,“内”“外”意识,行为方式
研究社会结构、社会的各种关系、价值取向等既是社会学考察的内容，其实也适用于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中对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构造的研究对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拟从日本的社会构造出发分析日本的社会构造与日本人的行为意识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之说始于中根千枝，在其代表作《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中，中根从日本社会的七个层面对日本的这一社会结构进行了详细阐释，学界对中根的阐释也大都持肯定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作为一定说已被认可并由此得以不断进化和演变。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影响巨大且深远，不仅日本人的语言——日语本身受其影响较大，日本人的行为意识乃至行为方式也均无法脱离社会结构的影响。
1. 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
中根千枝在对已有的研究视角、研究结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纵式社会结构”之说，并从社会结构的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对这一理论加以论证，从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本社会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中根并非仅就日本的社会结构进行单方面研究，而是纵向、横向皆有比对，因此该理论甫一问世便被日本人及日本学界所接受。外国研究者在研究日本社会结构时也往往将中根的著作作为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中根对日本社会结构的描述非常详尽，既批评了对社会结构墨守成规的认识，又拓宽了人们的视野，进而就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佐证性的研究。可以说，从中根的理论出发，我们很容易看出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的全貌。
笔者在通读中根著作的过程中，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中根分析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时对日本人的行为意识的阐述上，即“在纵式的金字塔结构中的日本人，在清楚判断自己所处位置的基础上如何行动”的问题。在中根看来，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的形成不仅有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其历史原因也不容忽视，如日本传统的“家元制度”等。但是归根结蒂，日本社会的主要构成要素是日本人，因此在笔者看来，把分析的着力点放在“人”上是中根的研究能迅速得以认可的最大的成功之处。而抛开“人”的因素笼统地分析日本的社会结构，或许会导致研究结论有失偏颇。
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既表明了日本社会的鲜明、特殊之处，更表明了所处此社会结构下的日本人应有的行为规范。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由一个个集团、组织与家庭构成的，作为其构成要素的每一个集团、组织与家庭内部又同时具有相对固定的上下关系结构，这种上下结构不因个人而改变，且对集团、组织及家庭中的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社会作为整体对其构成要素施加影响，而构成要素之间既有横向联系，更互相制约。集团内部的构成也有其特色，集团内部由上而下行动，下服从上。自我所属的集团内的人际关系相对较为轻松，除基本的上下级关系外，更多的是横向的“并列关系”——“人人平等主义”泛滥。身处此种结构下的日本人，往往受“相对价值观”的支配，日常行为表现为“情感优先”、“集团优先”，而刻意回避个人身份。个人通过其对所属集团、组织的忠诚与贡献值来实现其作为个体的价值，而行动时的不僭越、无私利，更是由集团、组织内部的上下关系结构决定的。由此能够看出，由一个个内部上下关系结构如此明晰的集团、组织构成的社会也必定是一个纵式的社会结构。
2. 日本人的“内”“外”意识
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及行为意识具有重要影响，日
本人对“内”、对“外”时的不同表现——日本人的“内”“外”意识便是其中之一。对日本人的这一意识的研究已有许多先行成果，在此不赘述，本文仅从日本社会结构出发，对日本人的这一意识进行解读。
如上所述，中根描述的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由一个个内部上下结构非常鲜明的集团、组织等构成，身处每一个集团内部的日本人的行为意识便受到这种上下结构的约束与制约。本尼迪克特在她的代表作《菊与刀》中也说到，他们(日本人)对秩序、等级的信赖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伙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中略)(只有清楚日本人的这种观念)我们才能清楚地描绘出他们在现时情况下将采取的行动方式。由此，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归结为“知耻文化”，并得出“‘知耻文化’是日本人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向的行为规范”的结论。土居健郎在描述日本人的“依赖心理”时也用到了“内”与“外”的概念，即日本人把所处空间分为“内”“外”两部分，对“内”无需客气、不讲客套;对“外”则以礼相待、谨言慎行。但在土居看来，日本人不愿承认个人有什么统一的人格价值，即，对于日本人来说不存在脱离集团、组织的个人权利，而由上下关系结构决定的集团利益却是日本人行动时的首要选择。比如说，集团内的个体在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集团，或者失去集团的信赖时，便会产生极大的罪恶感，而此时的罪恶感其实也就成了一种人际关系的标识。日本人在关系到自己所属的内部集团利益时最能感受到羞耻和罪恶，而当身处集团保护时，日本人便不再束手束脚、谨言慎行，甚至会摆出“出门在外无须客气”的样子，说到底，这都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内”“外”意识的影响的。土居的这一分析驳斥了本尼迪克特关于“‘知耻文化’是日本人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向的行为规范”的说法，为日本人的行为意识与行为方式找到了一个新的注脚。关于这一点，中根在《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的最后章节中也讲到：日本人在行动时受“内”“外”意识的支配从而缺乏个人精神和契约精神。日本人始终以“内”“外”之别作为行动指针，他们既未能确立真正的个人自由主义，也不具备西方式的公共精神。
但同时，中根又指出，日本人对“内”“外”空间的认识仅限于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中，无延展性。也就是说，日本人的“内”“外”行为意识只是身处日本“纵式社会结构”下的思维定式，无法大而化之。从中根的理论出发，日本人对“内”“外”的划分是有局限性的，其结果是日本人在行为方式的选择上有许多外人难以理解之处。在对“内”时由于不需客气，因而公私界限有时模糊不清，以致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的丑闻常见诸报端。另外，在日本，至今依然存在学阀、门阀、财阀等结成的政治势力，不仅对日本人，对整个日本社会都有极其消极的影响。对“外”虽谨言慎行，可“外”的界限的局限性仅对日本人在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下的行为方式有所制约，而脱离日本社会结构外的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意识才恰恰应该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对脱离日本“纵式社会结构”的日本人来说，拘泥、顾虑、拘谨、尊重他人、在意周围人的眼光等行为准则有时会失去约束力，如此，历史和现实中的日本人身上也就出现了许多让人非难、指责甚至无法忍受、无法原谅的行为。日本人的整个行为方式、行为意识与“内”“外”的紧密联系是研究日本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分视角，但是不得不提的是，“内”“外”界限的模糊直接导致了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对“外”的概念，日本人理解上的狭隘直接导致了其行为方式的差异。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内外有别行为意识支配下的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以自身所属的集团内部利益为行动出发点，以违背集团内部利益为耻，在集团内部行动时受上下关系结构的制约较为严重;其次，与外部集团发生关联时，与“资格”相比更强调“场”的概念，即更重视自己的内部所属，同时，行为、措辞上都以不损害集团利益为最根本准则，体现在日本人的言行上就是谨言慎行;最后，身处有异于日本社会机构的社会形态下的日本人，其行为意识与行为方式和是否受自己所属内部集团的保护有关。
因此，把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的理论与日本人的“内”“外”意识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时，形成共同认识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结论对该研究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无法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意识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其影响和制约力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行为意识和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的关系之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根、土居和本尼迪克特理论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对日本人的行为意识与行为方式的研究，虽然应该放置于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下，但是仅从日本这种社会结构出发来研究日本人的行为意识与行为方式显然不足以全面理解双方的关系，因而，把研究的视角放大放宽才是我们得出真知的必经之途径。
3. 结论及今后的课题
对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研究时，有许多的视角和切入点，视角
不同着力点便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各异。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日本人的“内”“外”意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既有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纵式社会结构”下的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及行为意识如何，是我们研究的切入点，同时也是研究的归结点。通过对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的分析，不仅能让我们明白日本人在对“内”和对“外”时为何会有不同行为表现的根源，也为我们如何理解、如何看待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及行为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我们如何与具有“内”“外”意识的日本人交往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参考与借鉴。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与日本人的“内”“外”意识是不断演进的两个侧面，社会结构的变化由作为其构成要素的日本人的性格、行为、意识等的演变决定，因此从不断演变的视角把握日本的“纵式社会结构”与日本人行为意识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常新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