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春秋时期的战争不同于战国及以后的战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作为刑罚的一种，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不以多杀伤、多斩首为目的，多以维护礼乐制度为本，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演进，后来的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贵族的时代终结了，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左传》等史籍中一窥春秋战争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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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大事无外乎祭祀与战争，《左传》一书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所记大大小小战争几百余次，对战争的记载是《左传》内容中的一个重点。春秋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亦是礼乐制度最终形成并发展到极致的时代，由于礼乐制度的核心和贵族阶级的观念在当时的重要影响，所以“礼”贯穿春秋战争的始终。
在鬼神思想较浓重的春秋，发动一场战争，祈祷祖先及神灵的保佑是必要的，所以出战之时首先要在宗庙禀告祖先而后受命，行告庙之礼，受戎命。《左传・闵公二年》晋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梁余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于社，有常服矣”。告庙受命之后还要祭祀社神，并以祭毕之社肉授予诸人，且将帅之戎服尤贵一色。再者，出征之前还要进行卜筮来预测战争的吉凶、成败。《左传》中屡次出现战前占卜，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秦“卜徒父筮之，吉”。战争前不仅要卜战，有时还要占卜战争的主帅、车右，御者等，哀公十八年：“及巴师至，将卜帅”。这些都反映了春秋时期重鬼神的思想。
古时兵器藏于国家，有兵事则颁发，事毕又还于国家，所以战前还要在祖庙举行授兵仪式，“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此时还发生了公孙阏与颖考叔争车之事，后来颖考叔战死于城下，这也说明当时的贵族阶级勇战、悦战，毫无畏死之心。正如雷海宗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所说“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逃脱的人”。
凡出师必以军法号令整齐之，整齐有序才能指挥三军如一人。《左传》中有许多形容某师“轻而不整”、“夭且不整”之辞，行军必有规范，否则会“速则失志，不整丧列”之虞。而且扰乱军行其罪不小，“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行军途中或战中，军队官兵遇到需要行礼之时“介者不拜”，仅行免胄礼。如鄢陵之战中■至遇楚王“必下，免胄而趋风”。兵士在行军途中也是如此，王孙满观秦师轻而无礼，秦师果败。
春秋时战前之犒师与现在的理解不同，闻敌来伐要派人询问，甚至还要派人犒师。不过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来可以示敌以有备，表示从容镇定，如著名的弦高犒秦师。还有如展喜犒齐师，齐孝公伐鲁，展喜犒师，展喜道之以先王之命，齐桓匡天下之功，齐侯乃还。所以，二来犒师还可以以有辞对无理，使对方理屈词穷，不战而屈人之兵。春秋前、中期多以车战为主，当时的战争多是双方“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即双方各占据一面的偏战，贵正道而贱诈战。双方交战之前先要派人请战，如■之战中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而另一方还要派人对答，以示己方不惧。然后双方才正式开战。
关于两军即将短兵相接时的具体情况，《左传》中记载的鄢陵之战有极为详尽的描述。首先，派兵车左右驰骋，派人召来军中将佐，即后世之升帐点将一样。接着，主帅与众军将佐到齐以后，齐聚于中军共同谋划商议。然后在先君之主位之前虔诚地卜问，然后撤去幕账即将向军队发布命令。众军士塞井夷灶，以便战车通行，摆开阵势。《左传》中记载了多次军队塞井夷灶，以便行军开战的例子，看来这是当时军中之常识，这一点或者可以从侧面说明马陵之战时孙膑从容不迫的减灶之计或许并非那么真实。最后，将帅下车听候命令，并祷告鬼神，保佑战争胜利。
春秋时期的战争始终有“礼”的贯穿。所以春秋时期的战争并不如后世那样都是血腥的杀戮、你死我活的战斗。春秋时期“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所有的贵族男子都当兵，世家大族子弟以及国人士族才是当时军队的主体，所以一方面军队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军队才会有礼的束缚，显得更有贵族式的侠义精神与平等、诚信的观念，且当时的贵族都是文武兼备的，所以才有了春秋式的战争。最典型的如正处在战争转型期的泓之战中，宋襄公仍然坚守古军礼，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仍想凭借仁义道德与政治号召力匡扶天下，不想却被不讲仁义道德的楚邦蛮夷打的大败。《左传》中所记载的春秋式的战争，还保留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礼制，比如不违农时、不以阻隘、不伤国君、不伤君子、“不加丧，不因凶”、“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成列而鼓、陈不违晦等。
春秋时代也是战争方式巨大变化的时代，政权下移，霸权迭兴，政权渐趋集中，贵族阶级的统治逐渐崩溃，贵族的军队也渐渐消亡，军队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泓之战正发生在战争方式的转变期，宋败楚胜宣告了原来的战争方式和战争规范地没落。这次战役之后，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战争的残酷程度逐渐增加、战争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战争的方式也由车战慢慢过渡到步战，战争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春秋末期吴国入郢之战，步战与诡道相结合，各种战术互相配合，显示出了其前所未有的优势，宣告了春秋式的战争的消失。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2]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邓勇(邓曦泽)，武汉大学博士论文《王霸：正义与秩序》，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