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61年8月22日，烟台在开埠后，得到迅速的发展，诞生了大批近代民族工商业。但是伴随着青岛开埠，烟台在山东省内的地位出现下降，为重振烟台经济，烟台绅商一直寻求修建一条铁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作为山东巡抚的孙宝琦是政府和民间的沟通的纽带，虽然他一直为烟潍铁路的筹备努力，但是孙宝琦作为地方长官未能有效调和政府和民间的矛盾，从而烟潍铁路未能得以兴建。
[关键词]教师发表论文,孙宝琦,烟潍铁路,筹建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的东北端，和辽东半岛相呼应，为北方的一个重要港口，不仅是山东的门户，也是北京和天津的门户。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规定，开辟登州为通商口岸。但是因为登州海域水浅湾小，后改烟台为通商口岸。1861年8月22日，烟台正式开辟为商埠，成为近代山东第一个对外通商的口岸。烟台在开埠后，得到迅速的发展，诞生了大批近代民族工商业，酿酒、丝绸、制钟、缫丝、造锁及罐头等行业均居全国的前列，其中1892年由张弼士创办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更是烟台工商业中的翘楚。
但是伴随着青岛开埠，烟台在山东省内的地位出现下降。在胶济铁路修建后，青岛对于烟台经济的冲击更为激励。为重振烟台经济，烟台绅商一直寻求修建一条铁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
烟台绅商最早在1904年就由烟台“仪丰德”杂货行提出集资修建一条从烟台到济南再到天津的铁路，因为涉及的路权复杂和资金缺乏，从而未能成形。
1907年商人张德山倡导修建烟潍铁路，估计路长580里，购地、造车之费约需8百万两。因为烟潍铁路要接入胶济铁路，所以德国要求合办，但遭到烟台商界拒绝。对此，在曾任礼部右侍郎、现任渔业公司总办的王锡蕃前往青岛与德国总督交涉与胶济铁路接轨事宜时，德国总督就以提高运费来刁难王锡蕃：“吾为保护青岛起见，则往来货物，至青者于至烟者、运费势不能不分轩轾。”[1]再加上资金筹措的问题，烟潍铁路依旧未能成形。
1909年孙宝琦就任山东巡抚，坚持收复山东的矿权和路权，他对于烟潍铁路修建表示大力支持。1909年9月下旬，烟台德国盎斯洋行执事谭宗灏邀请绅商学各界开会，拟先自出股份200万作为开办费，余款由各界分认募捐，得到参会与众的支持，当即禀请东抚孙宝琦转邮政部立案。孙宝琦对此事表示大力支持，一方面请王锡蕃出面协助招徕股份，并且密查谭宗灏所称之200万股金是否可靠;一方面要求邮传部准许谭宗灏所请，并希望重辅之以官方之力，必要时改为官督商办，同时请派前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环返东任督办。[2]
当烟台士绅积极筹建烟潍铁路的时候，德国胶澳总督及济南领事屡向孙宝琦要求承办该路，孙宝琦予以拒绝。
除了德方的压力，孙宝琦还面临着内部的问题。首先中央考虑到民间能力和德方压力，希望能够将烟潍铁路改为部办。在孙宝琦拒绝德方承办铁路的要求后，德国人不停的向中方施压，驻北京的德国公使雷克斯数次赴外务部要求兴建烟潍铁路。虽德方要求均为外交部所拒绝，但外务部考虑到事态严重，乃与邮传部相商。邮传部认为烟潍铁路所涉款项巨大，但绅商所募款项仅为200万元，而且商办之议数年无成，现在德国垂涎此路，时机危迫，不容再拖，乃计划将该路归邮传部自行发款修筑。
孙宝琦对于中央部办的要求，甚为赞同。孙宝琦分别致函徐世光和王锡蕃，认为德人谋该路甚急，部办似较商办有把握，若烟台商界筹有款，开办有期，当请部允准商办。
但对于中央要求部办的态度，烟台绅商坚持要求商办，他们认为“若官督商办，一经官吏之手，不惟上有中饱之弊，下有搅扰之害，窃恐凡事官吏从中掣肘，愈难期早日成功也。总之，非纯粹商办，吾等决不承认。”谭宗灏面谒东海关道徐世光，要求商办。徐世光甚为赞成，并答应“竭力维持，详请抚院，要求咨部商办”。
王锡蕃当即召集各界认股，宣示巡抚的扎示，并表示“该路关系紧要，某国屡拟攫夺，此诸君所知也。我能自己速办，非惟可以振兴本埠之商务，亦可以杜某国觊觎之心。诸君各宜努力协助。赴京招募股份，有愚一人担任。”[3]在谭宗灏原先认筹的200万元的股金基础上，让认股各家先缴股5万元，再赴外埠各募5万元，王锡蕃则赴京招募。为了尽早得到邮传部批准，显示出烟台商界的实力，谭宗灏于1909年11月18日选举招股人，并拟定招股章程，切实推动筑路计划，成立山东商办烟潍铁路有限公司，“招股总理孙文山、招股协理有李全福、万奎基、刘丕丞、谭宗灏”[4]。铁路工程第一期为烟台至黄县，各界认购热情很高，烟台认购300余万元、黄县100余万元、济南和青岛两处共认购80余万元、旅京山东人士认购了50余万元，共计540余万元。
第二，孙宝琦还面临新成立山东谘议局压力，山东谘议局对于烟台商会表示不信任，希望巡抚孙宝琦能对民间筑路进行监督。山东谘议局拟定了七项办法，呈请给孙宝琦，核心精神有“1、由谘议局指定烟台各大商号及登、莱二府各大绅商，请山东巡抚扎派为招股办路委员，克期至省，会商组织烟潍铁路公司。2、由山东官府始终严为监督3、选举总协理，建设分局，规定股东权限。”[5]可见谘议局想将铁路权掌握在政府和谘议局的手中。
孙宝琦对于谘议局的建议也是有所采纳，当孙宝琦将谘议局的计划扎知烟潍铁路招股公司后，引起烟台商界哗然，烟潍铁路招股总理孙文山晋省面谒孙宝琦商讨筑路办法，孙宝琦以其“不胜总理之任，不甚与之款洽”，公司又以协理李全福与官场有旧，举其为代表晋省，但是李全福认为“今日认股不甚踊跃”，[6]而且谘议局计划一出，各股东纷纷要求撤资，遂不愿晋省，招股公司出现星散之势。
经过多次博弈，民间对于筑路出现了消极情绪，但孙宝琦还想做一下最后的努力。孙宝琦多次扎饬各地绅商设法兴办，并决定“于烟台商会设立招股总公司，济南商会设立招股副公司，其余若青岛、潍县、周村、黄县、博山、龙口等19处商务分会设立分公司，就近招股，限于6个月内招足1500余万元，即请部立案动工，若招股不足，即配合官股，改为官商合办”，[7]孙宝琦甚至愿意作为担保向大清银行贷款。但商界热情已消，而且政府并无资金，从而没能成形。 在烟潍铁路筹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地方绅商，还是官府和中央邮传部都有重振烟台经济，发展烟台交通，以拒外国势力的入侵，1907年，烟台绅商准备筹建烟潍铁路，就派烟潍铁路筹建之初，民间的热情十分高涨，“轩眉论列，攘臂争先，以保主权拒外力为标帜，何其壮也!”[8]
但是在筹建烟潍铁路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出现了重重矛盾，首先在资金上，中央和民间都面临着资金不足的情况，烟潍铁路的修建根据张德山的估算需要800万两，而烟台民间能筹集的资金是500余万两，中央邮传部能借给烟台商会的金额是600万两，并且希望能将烟潍铁路和胶沂铁路一起办理。第二，政府和民间对于办路权的争夺，中央希望部办，山东谘议局提出七项办法也是希望山东政府掌握办路权。但是民间对于政府利用民间资金，却不给办路权的做法深感不满。当山东谘议局关于烟潍铁路七项办法出台之后，烟台各界表示：“该路股份，吾辈已办有端倪，该局竟拟揽权。想该局必人力财力，两方俱优，吾辈何妨即让其权，该局一任独办，嗣后该路之事，吾辈置诸不问可也。”[9]
作为山东巡抚的孙宝琦是政府和民间的沟通的纽带，他一直为烟潍铁路的筹备努力，无论是与中央沟通，还是拒绝德国人的干涉。但他作为山东省地方长官，也希望能将办路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他对民间烟潍铁路招股总理一职提出异议，希望换取和官方有关联之人，以便控制。在近代山东，因为政府和民间经理力量薄弱，修建铁路需要政府和民间建立有效信任和合作，尤其民间力量经不起反复挫折，“民力之薄弱如是，民气之虚嚣如是”[10]，但是孙宝琦作为地方长官未能有效调和政府和民间的矛盾，尤其没能对民间采取坚决的支持，使民间筑路的热情消逝，从而使烟潍铁路的修建未能付诸实施。
参考文献：
[1]山东路事述闻.东方杂志.7年3期.
[2]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p493.
[3]续记烟台商人议办烟潍铁路事.东方杂志.6年11期.
[4]时事要闻.顺天时报.宣统元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