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的府兵制是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之上，而授田制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性，所谓均田其实并不均匀。更何况，唐初的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少量人口的基础上，唐建立后，又经过十年的战争，到公元前628年全国得到统一，在这段时间中，隋末的战乱，经济的崩溃和唐初的战乱是人口大幅度下降。
摘要：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繁荣强大的朝代，然而就在这强大﹑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的问题，其军事制度府兵制的实施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实施的前期它符合了历史和社会的要求，但是后期他实施的基础和环境发生了变化，导致府无兵可供的局面。人口的大量增加，制度的不符实际，它只能破产。它不仅欺骗了唐人民，也导致唐政府不得不另寻出路。
关键词：表论文,唐代人口,府兵制度,破产
1.府兵制度的建立
府兵制度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它创立于西魏，在北周﹑隋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唐袭隋制，李渊父子建立唐政权后，为解决统一战争的兵源和粮食问题，急于谋求恢复耕战双顾的府兵制度，开始任命元从功臣和招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设置军府其制度完全沿袭隋制，把府兵制度推到了极盛。直到唐玄宗八年府兵制宣告破产。它从极盛到破产的发展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朝，共在这一百多年中它经历了曲折的前进道路。
2. 府兵制的发展
唐朝建立以后，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建立在不足三百万人户基础之上的均田制与租拥调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业生产得以逐渐恢复，人口也有了增加。但是在土地分配不均匀的情况下，每户又要承担相应的租拥调，即使唐初的租拥调相对较轻，但是分摊在受田不均的农民身上就沉重的多了。并且随着社会的稳定、生产的发展，唐朝的人口也在逐年稳步上升。如：公元705年中宗继位时，户口由唐初的300万户增至600多万户，人口发展到3700多万。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户为380万，到公元705年，即中宗神龙元年户达6156141，人口为3714万【6】。到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人口增长到4543万，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人口达到4891万。“开元十四年载：五月葵卯，户部进计帐今年管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开元二十年载：其年户部计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宝元年载：其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部进计帐今年管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7】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唐初到天宝年间，人口呈成倍增加的现象，在这其中，我们不能否认唐初的一些政策作用，是对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其中并不是说不存在问题，虽然，大量人口的增加有利于政府财政——人头税的增加。但是，人民的租拥调负担并没有减轻，在大量人口增加的同时，而土地却没有增加，尤其是政府手中的土地在以前授田的基础之上在不断减少，更就有可能出现在有限的土地内授田的严重不足，实际上人民的负担却更严重了。
我们前面提到，府兵制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府兵征行时，除重兵器与战马由封建国家供给外，其他均应自筹，这也就是说府兵在征行时自备弓矢衣粮，不由封建国家供给。全部军用物资府兵个人自备的资财主要是随七事及粮食，七事应指服、被、资、物、张箭、鞍具、器仗等七件事物。在唐人口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府兵还要承担如此多的自备物资。唐朝从建立到政权的巩固，武功基本上没有停止过，府兵哪有时间去耕种，就那授田不足的几十亩地都有可能荒芜或租佃或兼并。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中，这些政策都是从维护统治出发的。完全以国家经费装备军队和供养军队，一般是困难的。隋朝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城，遇到关中饥荒，隋文帝便成为“逐粮天子”。唐初关中地区仰给江淮之粟，水运常损十之七八，“斗钱运斗米”，人力、物力消耗很大，鉴于隋亡的教训，政府不可能征用大量的农民去做苦役，这种重担只有靠军队来完成，士兵变成了苦工，便多逃之规避。
3.府兵制的落破
虽然，唐的人口从唐初的三百万户到天宝年间的八百多万户，表面上看有利于农民府兵负担的减轻，有利于唐财政收入的增加，但是我们进一步的看，唐代的人口的增加不是纯自然的增加，而是与唐政府的人口政策有关。唐初为了增加人口，采取措施招抚流散人口，允许外流人口归来后免役数年。据《新唐书·突厥转》记载，唐贞观四年一次就从突厥用金币赎回八万人口。此外，唐朝初期还强行少数民族内迁。唐高宗永徽五年，即公元654年，将辽东少数民族七万人强行迁入内地。公元668年，即唐总章元年，攻破高丽后强迁七十万户到内地。这些内迁的人口，虽然对唐初巩固边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要生存，就要占领一定的土地，并且还免除租庸调。特别是游牧民族的内迁，要占用大量的耕地去放牧。这就造成了人口压力，原先内地的农民土地被占领，本来就受田不足，现在更加不足，而租庸调一份未减，如若再遇自然灾害时，他们就无法生存。这些政策无意中加重了原先农民的负担，在他们生存不下去的时候便选择了逃亡或隐蔽，使政府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进行检括户口，从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丛生，府兵制走上了破产的末路。
唐朝为了控制人口逃亡，摸清人口底数，增加租庸调的收入，建立了完备的户口后登记和检查制度，严格进行户口登记，还多次派出检户使到各地检括户口，据《旧唐书·宇文融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一次就检括户口八十余万，这说明户口逃亡或规避的现象严重，也说明了唐统治者对逃户控制的放松，这对于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度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总之，唐代府兵制的破产不是一日完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流产的。在唐人口大量增加，受天不足的情况下，唐政府还在大量搜刮财物“其时钱谷三司，唯务割剥，回残剩余，各且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18】除对外征战频繁以外，对内则究奢极欲，广费民力、民财。从这些政策出发，虽然唐的人口在大量增加，但在受田不足并负担沉重时，也意味着逃亡人口增多。不抑兼并，府无兵可供，政无人实行府兵制的破产也就是命中注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