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的作品与编剧、导演、演员等等都是分不开的，而对于导演的技巧和导演的指挥来说是整个画风与形式表现的一个主要方面。以下是对于孙羽导演电影创作的思想演变方面的一些介绍。
摘要：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与时代息息相关，在时代潮流中的电影作品都深深烙上特定的时代风格与社会审美的印记，同时也激发了电影探索者们不断进行新的尝试，探索新的电影语言与影视风格。孙羽导演是新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亲历者，从演员到导演，从“主题先行”到“人性彰显”，从革命的“钢铁战士”到人文关怀的表达，他用自己的人生书写了新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历程，也深刻地呈现了其创作思维的演变。
关键词：孙羽,主题先行,人文关怀,创作思维,导演类论文
孙羽导演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演员，曾以《钢铁战士》《翠岗红旗》《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暴风中的雄鹰》等作品而被观众所喜爱。自20世纪70年代，孙羽导演从台前走向幕后，开启了自己的导演之路，其代表作有《金光大道》《人到中年》《今夜有暴风雪》等，他的作品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公众记忆。电影创作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孙羽导演的电影创作也不免刻上了时代所赋予的艺术标签，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者形象的“公式化”创作，70年代“政治化”“阶级化斗争”的叙事表述，以及80年代“反思”与“伤痕”思潮的叙事影响。但孙羽导演始终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形成其创作与表演的独特风格，并成为一个时代的电影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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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舞台实践到银幕上的“钢铁战士”
孙羽的军旅生涯为其成功塑造革命战士形象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孙羽13岁参军进入东北文工一团后，即在前线参加部队的戏剧演出活动，做过战地宣传，还护理过伤员。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后，他将表演与亲身体验相结合，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革命战士”形象。在孙羽参演的第一部电影《钢铁战士》中，其扮演的顽强不屈的通讯员小刘便深入人心。在之后拍摄的《猛河的黎明》与《暴风雨中的雄鹰》中，孙羽也扮演了类似的革命战士形象。除此之外，他也饰演了如《翠岗红旗》中的小鸿、《我们村里的青年人》中的王二狗、《芦笙恋歌》中的扎木等有着革命符号的青年人。这一时期，孙羽所饰演的角色大都表现出青年人参与革命的热情，但也在雷同的角色中展现了他在人物塑造上的表演差异，像少言寡语的小刘、机智的小李、老成干练的火娃、风趣诙谐的青年王二狗、在母亲的鼓励下走向革命道路的小鸿、具有反抗精神的扎木等。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孙羽深深地感受到了工农兵的火热生活，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思想有了一定的体会。
二、图解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金光大道》
随着“文革”的爆发，长影的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政治时代，电影创作成为图解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在这一时期，孙羽在从事了20年的演员工作后，实现了从演到导的飞跃，《金光大道》是孙羽参与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它是反映农村合作化历史发展进程的多集电影。作为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电影作品，《金光大道》在创作中受到“主题先行”“三突出”等文艺政策的影响，在内容上强调“主题要突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角色塑造上追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1]。电影《金光大道》从小说到电影剧本共修改了5稿，除了党委会集中讨论电影剧本外，还组织了光华木材厂的干部、工人进行集体讨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孙羽导演并没有拘泥于样板戏的创作范式，而是在导演台本上下了大量功夫，在人物塑造上尝试以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为原型，创作鲜活而真实的人物形象，以避免人为塑造高大全人物形象所造成的失真，注重将思想性与人民性结合，既表现出高大泉在斗争中的坚定立场，也表现出其温暖与柔情的一面。在政治立场书写中，影片通过集中描写以高大泉为代表的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与以张金发为代表的走“发家致富”道路的斗争，反映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因在《金光大道》上集拍摄中的出色表现，在《金光大道》中集的拍摄中，孙羽担任了独立导演工作，这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表现空间。在镜头语言的运用中，尽量突破《金光大道》上集中的仰视角和俯视角结合全景镜头的拍摄方法，转用中景、近景与特写镜头结合的方式。仅以主角高大泉为例，整部电影625个镜头，表现高大泉的镜头121个，占全片镜头的20%，其中特写镜头仅5个，与同期拍摄的电影相比，镜头运用更显多样化。[2]通过改变镜头拍摄的方式，不仅突出了贫下中农的主体地位，也使观众的视角和情感更好地集中在主人公高大泉身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人公“脸谱化”对于观众产生的负面感官影响。《金光大道》中集上映后，获得了比上集更好的观影效果，如“演员表演更加纯熟、自如，感情也更加真挚、动人”，“特别是高大泉和芳草地贫下中农连夜送粮进城一路上的许多特写镜头，也使观众身临其境，热血沸腾”。孙羽导演的《金光大道》，不但使浩然的小说更为丰满，也获得了观众的好评，正如《人民日报》当年的评论所言:“影片《金光大道》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热情歌颂，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3]
三、从《丫丫》情感关注到《人到中年》人文关怀的转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电影的繁荣进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长影的创作生产呈现发展拓进的新局面，再次形成了生产影片最多、艺术成就最突出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示着中国电影新的转折点，那么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则标志着中国电影从一个僵化的时代彻底苏醒过来。邓小平在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在内容创作上，强调“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艺术创作方针，支持艺术理论上不同观点与学派的自由争论。[4]至此，电影艺术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尝试从创作与理论两个层面来探求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兴奋地用镜头语言重新关注与拥抱生活，《丫丫》便是这一时期孙羽导演的破冰之作。影片讲述了女奴丫丫与木匠洛桑的爱情故事，虽然此片在春潮涌动的时代算不上经典，但它却体现出孙羽对新时期电影创作的思考。在完成了《丫丫》的拍摄后，孙羽在电影《花开花落》中再次表现了对于情感问题的关注，影片通过两对青年人的身份与情感之间的矛盾，试图构建出时代情感模式。遗憾的是，这部明显带有20世纪50年代电影遗风的作品，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同，但却让孙羽导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并对新时期的电影创作有了新的思考。1981年的电影《绿色钱包》实现了他从情感关注向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转变，而《人到中年》则成为其导演事业中的又一个里程碑。1983年上映的电影《人到中年》，改编自作家谌容的同名小说。孙羽导演采用了巴赞的“纪实主义”美学风格进行创作，从基调到电影语言的运用，无不传递出其对人性的关注。影片以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的生活与思想变化为线索，用插叙的方式将极“左”思潮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中年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影片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用“长镜头”还原生活真实。围绕陆文婷高强度的工作，纪实性地拍摄了她在艰苦环境中忙碌的工作状态，实践了“现实主义美学”的电影思维;运用平行蒙太奇的剪辑方式完成了时间和空间的转化，让现实与幻想、眼前与回忆、工作与家庭镜头交织出现，诠释着一个女人内心的纠葛和痛苦，让观众随着演员的命运完成与影片主题的情感对接。《人到中年》的发行放映，在社会中形成了关注与讨论的热潮。邓小平同志在观看影片后批示:“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得看看，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5]通过《人到中年》的创作，孙羽完成了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转型，其创作思想也由对人情感的关注延伸到人文关怀的表达层面。
四、孙羽导演创作思想的演变
孙羽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到东北文工一团的舞台实践，从长影银幕上的小演员到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优秀导演，他的成长和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总结孙羽导演的创作思想，有两个特点:(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孙羽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在其创作的影视作品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电影创作中，孙羽始终坚持向人民学习，深入生活，汲取营养。在拍摄《丫丫》时，他带领剧组去拉萨访问解放前的农奴，听他们讲述当时的生活。在拍摄《绿色钱包》时，他深入工读学校与失足少年共处。正是因为他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创作态度，才使得他的创作充满了浓烈的生活气息，他镜头下的人物形象才鲜活丰满，有了冲出银幕的巨大力量，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认同。观众评论道:“看到银幕上出现高大泉、朱铁汉、周忠等英雄人物的时候，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感到分外亲切。”[3](二)注重创作中的积累与学习中的发展孙羽受文化程度的制约和限制，在创作中的表达存在视野和创作手法上的乏力。在做演员阶段，他对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十分清楚，所以他比别人更刻苦，比别人更努力，这在其创作之初便可窥见一斑。在他的回忆中，我们看到的孙羽早起晚睡，有目的、有计划地读书，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同时，他非常注重向前辈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通过关注身边人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感，慢慢地在心中积累类型化人物的特征。比如其在表演技巧的积累就是来源于部队文工团的歌剧演出与农村的生活体验，这一阶段他得益于老演员张平、李百万、于兰等人的言传身教和启迪，跨越了“先天不足”的理论障碍，情感真切地完成了创作角色的任务。[6]在创作上，他善于通过总结自己前一部作品的经验与不足来提升和完善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在早期的导演工作中，他发挥自己扮演青年农民与战士的经验优长，把其与导演的二次创作结合起来，有机地运用镜头语言，合理调动演员的情绪。在他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他继承了新中国早期电影创作中或悲壮、或激昂的电影风格，将“英雄化”的典型人物塑造应用在“人文主义”的电影创作手法中，故事情节的安排在遵循矛盾的发生、发展、转化、解决四个创作过程外，将政治背景推向后景，将人性的美好、家国情怀置于前景，这种既符合国家的主流思想又能突破“高、大、全”僵化的表达形式的做法，使得孙羽后期的作品充满了人性的关怀。正是通过不断学习与积累，孙羽的电影创作内涵不断丰富，人物塑造逐渐丰满。他坚持“表现自己真有体会的东西，没有体会的，决不能耍花枪”，攀登上自己创作生涯中的高峰。孙羽导演对于电影艺术创作规律的探索，对于人情与人性内在意识的挖掘，对于“求真”创作理念的坚持，是一个导演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语境下中所做出的文艺选择，也呈现了孙羽导演创作思维的演变。这种演变不仅是文艺的发展，也是“从非独立的一体化向自主自立、各成一家的代群体乃至艺术家个体”[7]的电影时代发展的缩影。[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记忆下长影影视作品的文化传承研究”(项目标号:185号)阶段性成果;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长影影视创作与主流价值观研究”(项目标号:2015JD49)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