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面临城镇化进程淤塞，城镇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冲突的现实困境。研究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很有现实意义。以河南省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针对现实困境找出粮食主产区共同的发展对策。构建河南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 “倒 U 型”模型，采用统计口径一致的 1990 ～ 2012 年数据进行验证，相关关系十分显著。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水平互为格兰杰原因。城镇化水平达到 36. 97% 时达到 “倒 U 型”的拐点，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契合。通过验证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间的 “倒 U 型”关系，证实当经过 “倒 U 型”拐点后，一系列试图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制度创新会加速促进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基于上述结果，提出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策略主要有两点: 探索土地制度政策创新; 探索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创新。
1 引言
2004 年在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意见》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粮食生产与消费量的特征将全国 31 个省 ( 区、市) 划分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内蒙古、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四川 13 个省 ( 自治区) ; 产销平衡区包括山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1 个省 ( 自治区) ; 粮食主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7 个省 ( 直辖市) 。从上可以看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大多为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地区恰好也是适合城镇化发展的区域，二者之间的重合导致了上述区域在城市扩张和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主销区经济区位优越，经济发展水平高，在粮食生产和拉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职能定位比较中，定位于后者，成为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在经济区位上略逊于主销区，但平坦的土地、密集的人群使得粮食主产区同样具备快速城镇化的优势资源，被定位于粮食主产区后，国家政策更倾向于保护耕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化速度，城镇化进程淤塞。2000 ～ 2012 年，13 个粮食主产区中城镇化水平起点最高的东北三省城镇化进程不畅，城镇化起点较高的湖北、山东、内蒙古的城镇化水平的优势即将消失。城镇化起点低的四川、河南、湖南、河北、安徽、江西没有发挥追赶优势 ( 表 1) 。13 个粮食主产区中江苏较特殊，城镇化水平起点高、速度快，2012 年城镇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江苏省既有粮食主产区的定位，同时还身处东南沿海，经济区位优越，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给予了相当多的优惠政策。
21 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期，城镇化高速发展将会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甚至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个世纪注定要属于城市的世纪，但大建设时代反而需要冷静思考，辩证考虑城镇化的推进战略。2001 年我国著名城市学者吴良镛提出城镇化要有经济基础，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城市规划可以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1]。2006 年我国的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理念。强调 “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由此，健康城镇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目标。Friedmann 认为城镇化是一组互相交叠的多维社会空间过程，城镇化进程包含了城乡关系互动内容[2]。陈明星提出健康的城镇化至少包括健康的人的发展、健康的城乡互动、健康的资源环境三者相结合的有机整体[3]。刘嘉汉和罗蓉认为健康的城镇化应该体现在城乡同人同发展权、城乡同地同发展权和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等方面[4]。牛文元认为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范围的扩张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5]。杨永春等认为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应该是选择城市合适的发展形态，城市紧凑发展是核心理念[6]。基于上述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分工，粮食主产区的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指导理念应该是以主产区、主销区同人、同地同权; 城乡同人、同地同权理念为指导，促进城市紧凑发展，避免无序蔓延，保护耕地不被低效侵占[7-8]，在不影响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制度创新，化主产区城镇化潜力为现实。
河南省是 13 个粮食主产区省份中及其重要的一个，2000 ～ 2009 年连续 10 年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一， 2010 ～ 2012 年粮食产量居全国第二，仅次于黑龙江。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低，2012 年低于全国 10. 4 个百分点。河南省地处中原，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足 0. 087hm2 ，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被赋予了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河南省的城镇化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两难困境更加尖锐。借助河南省这个粮食大省载体，针对粮食主产区共同的现实困境来分析其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共同策略。
2 研究思路和数据来源
2. 1 研究思路库兹涅茨 - 威廉姆森假说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区域差距会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 “U”型规律。城乡作为中国自古以来就被分割的两个区域为社会学者费正清所认可。河南省城镇化进程总体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随着河南省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可能存在先增加后降低的倒 “U”型趋势。如果能够证实倒 “U”型关系的存在，并且已经通过拐点，而后验证得到二者间互为因果关系，那么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系列对策会对城镇化水平也起到促进的作用，并不会因为政府关注农村而影响城镇的发展。以下构建和拟合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模型，验证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间互为因果的的 “倒 U 型”关系，并且已经经过拐点。基于模型验证结果制定贴合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内涵、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对策，起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主产区城镇化进程的作用。
2. 2 数据指标和来源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城乡收入差距采用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重衡量。该文的全国平均水平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写的 《中国统计年鉴 2013》。河南省 1978 ～ 2012 年城乡收入差距数据的数据来自于 《河南统计年鉴 2013》其余 12 个粮食主产区的 2000 ～ 2012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主要来自于 《江苏统计年鉴 2013》、 《黑龙江统计年鉴 2013》、《吉林统计年鉴 2013》、《辽宁统计年鉴 2013》、《内蒙古统计年鉴 2013》、《山东统计年鉴 2013》、《湖北统计年鉴 2013》、《河北统计年鉴 2013》、 《江西统计年鉴 2013》、 《安徽统计年鉴 2013》、 《湖南统计年鉴 2013》、《四川统计年鉴 2013》各省 2013 年的统计年鉴，但在 2000 ～ 2012 年不同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图中所涉数据年份更长久，部分省 2013 版本统计年鉴中城乡收入差距数据年份有限，此部分数据的收集查阅了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统计年鉴。
3 城乡收入差距模型的构建、验证和结果
3. 1 模型构建粮食主产区大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较高，所以粮食主产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普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 图 1 ～ 3) 。逐个类型观察 3 种城镇化进程的粮食主产区城乡收入差距，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城镇化进程受阻的黑龙江、吉林 2000 ～ 2011 年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下降趋势，期间小幅波动 ( 图 1) ; 城镇化优势逐渐不明显的粮食主产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期间小幅波动 ( 图 2) ; 追赶效应不明显的六省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上升趋势，前期波动较明显，后期波幅降低 ( 图 3) 。因为城镇化起点、速度不同，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不同趋势，拉长时间年限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线性的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是先呈正相关再呈负相关的 “倒 U”型关系。关于城乡收入、区域差距的库兹涅茨 - 威廉姆森假说已被学术界大多数相关研究支持。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城镇化发展，因此城乡收入差距伴随城镇化水平提高呈现 “倒 U 型”趋势理论上也应该成立。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董敏，郭飞和郝玉柱分别用不同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验证倒 U 型关系的存在，估计 “倒 U 型”假说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存在[9-10]。但应用模型验证二者之间呈现 “倒 U 型” 关系的还很少，二者间的关系国内学者更倾向于线性关系，如吴先华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证实短期内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关系，目前城镇化发展模式扩大了城乡差距[11]，但长期结果如何，缺少相关方面的研究。观察河南省的 1978 ～ 2011 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水平间的散点图 ( 图 4) ，呈现出一定程度的 “倒 U 型”关系，具体模型拟合结果有待下一步验证。
3. 2 模型验证为避免伪回归出现，利用 Eviews 软件对时间序列 Y，X 进行包含截距和趋势的二阶滞后平稳性检验，由检验结果 ( 表 2) 可知在 5% 的置信度水平下，Y，X 为二阶平稳序列，需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判断 Y 与 X 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对上述两组时序进行 Johansen 协整检验，在 5% 的置信度水平下，Y 与 X 存在协整关系，在 1979 ～ 2012 年，利用 Eviews 软件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水平时序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 ( 表 3) 显示在 1978 ～ 2012 年模型拟合程度较差，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相关关系不显著。
3. 3 结果结合格兰杰因果分析，可以看出: 1991 ～ 2008 年，随着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村居民强烈的向城市转移的意愿和行动，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根据现有时空双重统计标准，在城镇居住满 6 个月即按城镇人口统计，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也增加，随着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进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恶性循环。2008 ～ 2009 年后，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影响到城镇化的正常进程，在一系列的政策引导下，城乡收入差距的随城镇化水平提高而减少。
4 讨论: 2008 ～ 2009 年为什么会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拐点
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城市偏向政策造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14 - 17]。任太增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系列社会制度安排的结果，尤其受制于社会等级制度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平抑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是实行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18]。蔡昉认为提出当城乡收入差距再次回复到改革之初水平时，制度变革的条件成熟，导致相关政策的改革[19]。林光彬提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制度问题，是国家资源、社会机会、基本权利和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社会安排问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性措施是实现城乡等级法权地位平等化、收入分配格局平衡化、农村资源充分流动化与市场一体化[20]。2008 ～ 2009 年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拐点在新世纪我党制定的城乡发展政策制定上有迹可循。2002 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7 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强调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出的方向和目标。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做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的基本判断。并且提出要在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上有大的突破; 在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这个大政策中 “放活”是关键。要在坚持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和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可根据农民的意愿，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并支持这方面的大胆探索。体制创新和放活农村发展和经济学者们的建议不谋而合。
5 结论和对策
5. 1 结论通过验证粮食主产区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间的 “倒 U 型”关系，证实当经过 “倒 U 型”拐点后，一系列试图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制度创新会促进主产区城镇化进程加速。基于主产区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内涵，制度创新必须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必须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因此减少的发展机会应该得到补偿的。第二，必须在体制机制放活上下功夫，大胆探索、开拓创新，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5. 2 对策 ( 1) 探索制度创新，体现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同地同权。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社会价值通过市场价格无法得到完全体现，现实中种植粮食的耕地的用途可以有多种尤其是发展二、三产业，经济效益可以比从事农业高很多[21]。因为粮食主产区背负着粮食安全职责，其土地被更多地用于粮食生产，而同样的土地在主销区用于城市扩张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基于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同地同发展权的理念，中央政府应该在其主导下实现由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土地发展权补偿。具体而言除去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 “四补贴”外，建议建立新的补贴方式，可以叫主产区专项补贴，为稳固这种补贴的资金来源，建议通过对粮食主销区设立相应的针对城市扩张的税收项目。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一个补贴，一个征税，这样的创新体现出主销区对主产区种植粮食的机会成本的补偿，降低主产区城乡收入差距，加快了粮食主产区城镇化速度。 ( 2) 探索制度创新，体现城市、农村同建设用地同发展权的理念。而基于城市、农村土地同权的理念成都和重庆在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背景下获准 “地票”交易制度创新[22]。2011 年国家发改委下达的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可以探索开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地挂钩政策试点[23]。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后，集体建设土地性质变为农地后，原附着于集体建设用地的发展权也即建设用地指标属于农村集体及其成员，城市要建设要发展，由于年度计划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可以通过地方政府主导建立的指标市场购买，此过程体现城乡同地同发展权。人地挂钩政策在保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平衡的前提下实现城市建设对农村的补偿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应该是多渠道的，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因为贫富差距的最大体现就是财产性收入的不同。农民收入低，积累财富不易，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都是用益物权，完全可以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人地挂钩政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保证了耕地面积不减少，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增快了城镇化进程，很好地解决了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粮食主产区应该多进行类似的土地发展权转移的制度创新探索。
以上两条是基于粮食主产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理念，提出的一般化制度创新和城市经营策略，然而粮食主产区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范围，省 ( 区) 情差异较大，具体到各省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可以根据已有的发展基础和现实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但未来城乡统筹发展、区域统筹发展是大势所趋，粮食主产区承担了国家粮食安全的职责和义务，国家必会给予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改革政策环境或者试点的机会，抓住并且积极争取这样的机会进行有益探索正是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的开端。
参考文献
[1] 吴良镛. 面对城市规划的 “第三个春天”的冷静思考. 城市规划，2002，( 2) : 9 ～ 14
[2] Friedmann J. 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6，( 2) : 440 ～ 451
《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分析* ———以河南省为例》来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作者：杨建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