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在历史上以善于营造著称，民国《三江县志》载：“沟必有桥，其桥梁尤为邑中特点，全区不下二三十座，长约数十丈，宽丈余，桥上瓦屋如长廊，间缀以塔，高距水面率三四丈，鲜有为洪流所摧塌者。侗人长于建筑，就今而论，殆非他族所及也。”[1]文献对风雨桥的形制化特征(桥廊、塔)给予了高度评价，此类风雨桥在广西和湖南的侗族地区有广泛分布。侗族的其他建筑类型如鼓楼、萨坛、住宅等，也同样呈现出形制化、区域性分布的特征[2]，它们共同印证了侗族风土建筑谱系(以下简称“风土谱系”)的存在。风土谱系以某一地理区域内广泛存在的、具有形制化特点的建筑特征为标志，是历史上特定的匠人群体对营造技艺进行长期的调整与择取，使其沉淀为成熟稳定的营造习惯，并在特定地域内传播而形成的历史系统。匠作技艺的传播是谱系形成的重要条件，影响匠作技艺传播的条件复杂多样，本文以汉族和同地区苗族为参照，阐述侗族风土谱系的传播机制。
1侗、汉族风土谱系的传播机制比较
汉族地区的风土谱系通常依赖于匠帮而产生与发展，例如苏州地区的风土谱系主要受到香山帮匠人集团的影响，以香山帮所在的太湖区域为中心向外辐射。《营造法原》所载的各类建筑特征是该风土谱系的标志性特征。类似的著名匠帮还有浙中地区的东阳帮、安徽的徽帮等。汉地匠帮通常由地缘与业缘复合型匠人组织，在特定地区形成规模，逐步向周边输出营建工艺技术，建立口碑，扩大影响。匠帮模式的成功，又反向促进匠帮职业化的提高。不应忽视的是，匠帮的长期繁荣除了依靠匠人对技艺的打磨与推销，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主人的需求，其中典型者如徽帮——在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光耀门庭的心理驱使下，徽州商人源源不断地为徽帮匠人提供施展技艺的舞台。因此，汉族地区匠帮型风土谱系通常是“主-匠”二元机制作用的结果，我们大约可以用同心圆的图形来表示这类谱系的传播特征。越是靠近匠帮中心的地区谱系特征就越为明显，远离中心的地区，受交通条件的制约，匠帮的影响力下降，建筑的谱系特征减弱(图1)。以汉族匠帮型风土谱系作参照，能够明显地看到侗族风土谱系传播机制的不同。在侗族地区，“主-匠”机制并非促进匠作技艺发展、传承、传播的主要机制，这主要是由传统侗族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决定的。传统侗族社会属于典型的农业型社会，农业经济受到侗族聚居地多山环境的限制，难以产生盈余。在侗族地区也存在精通独特技艺的杰出人物，如工匠、歌师、地理先生等，他们所掌握的技艺能够为他们赢得社会的尊重和一定的物质馈赠，但受农业经济水平的制约，侗族社会最终并没有发展出独立于农民的职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人与匠人的财富水平相差无几，由于工匠能在农业之外获得一定的馈赠收入，其经济水平甚至会高于主人，因此，侗族地区的主匠关系不会产生强烈的经济刺激，从而激励匠作技艺的发展和传播。相比于依靠业缘发展的汉地匠帮，侗族营建技艺的传承主要依赖于血缘联系。侗族社会是血缘型社会，紧密的血缘联系使得人们格外注重人情、伦理。鼓楼等公共建筑作为房族的象征，由匠师设计，由族内成员共同捐工捐钱进行建造，建造过程中共同宴饮增进家族成员间的感情。住宅的建造活动一般由主人所请的匠师主持，由主人的亲戚和好友前来帮工共同完成建造，主人对于匠师和帮工者的答谢不以金钱的方式，而是通过礼品馈赠，或者宴请等充满礼节意味的方式进行，匠师虽然未必与主人有直接的血缘联系，但主匠关系常常通过血缘社会的熟人纽带而建立，匠师在收徒弟时同样依靠这一纽带。这样的营造文化一方面限制了工匠的职业化;另一方面，也使得营造技艺通过血缘联系传承和传播。
2款制度与侗族风土亚谱系
匠作技艺依托血缘传播的特点意味着侗族的风土谱系与血缘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补腊”是南侗社会典型的血缘性宗族组织，“补腊”在侗语里意为“父与子”，其成员通常包括共祖五代以内的男性子孙及其家庭成员以及未出嫁的女性。侗族村寨在建寨阶段通常是单一补腊居住，经过几代人口的繁衍，大补腊分为若干小补腊，或者由于其他补腊的迁入，逐渐形成多补腊共存的村寨[3]。一般来说，每个补腊会建造自己的鼓楼作为共同议事的场所。补腊类似于汉族的宗族，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补腊成员的地位相对平等，族长凭借道德威望令人信服，但并不拥有特权。另外，补腊对于成员血亲关系的要求并不像汉族宗族那样严格：如果村寨规模不大，则村寨中不同姓氏的人口彼此认同为一个补腊，共用一座鼓楼;补腊并不干涉自己的成员向外迁出，只要能够和谐共处，补腊愿意接受异宗、异姓，甚至其他民族的人加入。作为侗族的基层社会组织，补腊向下由家庭和个人组成，向上由各补腊组成村寨。村寨的联合形成合款组织，合款组织按规模的大小又分为小款、大款和联合大款[3]。补腊与各级款组织的社会结构相类似，上层组织由下层组织推选出来的寨老或头人共同议事，制定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原则。侗族款词《从前我们做大款》中说“头在古州、尾在柳州，古州是盖，柳州是底”，可见在侗族社会传统中非常注重通过款组织来建立族群联系。但是各类款组织成员间建立联系的方式不尽相同，联系的紧密程度也有差异。联合大款规模最大，但只是临时性的组织，只有在应对特殊事件，如对抗明、清朝廷的暴政时产生，苗、瑶等其他少数民族往往也参与其中。大款由相互毗邻的若干小款组成，其主要功能之一是建立不同小款间的沟通渠道，处理公共事务，其地缘属性大于血缘属性;小款是血缘与地缘复合型组织，内部成员间的联系较其他层级的款组织更为紧密，逢年过节由小款内的村寨轮流组织款会，邀请其他村寨成员来自己的村寨聚会，为青年男女创造相识的机会，促成联姻。因此，小款内的成员间有着较密切的血缘联系。侗族匠作技艺常常借助这种血缘联系进行传播，从而在侗族内部形成若干风土亚谱系。小款可以促进内部匠作技艺的交流，但有时也会阻止技艺向外传播。笔者在黎平地区调研时，发现在同一地理单元内，分属不同小款的村寨，其粮仓的形制有着显著不同，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例证。依靠单一血缘机制进行传播的侗族风土谱系表现出内向性和无中心性的特征(图2)。
3侗族风土谱系的地理特征
以苗族为参照，会发现血缘联系并不是促成风土谱系的充分条件。苗族是侗族聚居地内的另一个主要民族，社会结构与侗族相似，同属血缘型农业社会。但是，苗族风土建筑的谱系特征不像侗族那样明显——苗族缺少鼓楼、风雨桥那样的标志性建筑，同地域内的不同村寨的苗族住宅也往往有着不同的特点。择居环境的不同或许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苗族通常居住在距河水较远的山顶或山腰[4]，土地开垦、灌溉和养护的难度较大，土地能够供给的人口数量有限。此外，位于山地的苗族村寨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多有不便，这使得苗族的社会组织系统不够发达，匠作技艺传播效率较低;而侗族常择址在河畔，连续的河畔平地为各个侗族村寨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事实上，村寨沿河畔平地连续分布是侗族小款的主要空间形态之一，这使得侗族村寨间的交往不需要付出过多的时间成本，匠作技艺的传播效率较高，风土建筑更容易形成谱系性特征(图3)。在某些地区，苗族与侗族村寨联系的便捷程度甚至高于本族，跨族交往使两族的建筑形式出现共性特征，例如在黔东南从江地区，苗族与侗族村寨均使用穿斗架构成的禾晾(图4)，说明侗族风土谱系有着跨民族的特点。
4结语
从风土建筑研究史的角度来看，谱系研究是继建筑个案和区划研究之后的第三个阶段。个案研究偏重于建筑本体研究，区划研究通过对个案数据的分析和统计，研究其地理分布规律[5]。谱系研究以建筑学、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区划现象背后的地理和历史机制进行解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侗族地区的交通条件明显改善，族外婚姻已是普遍趋势，血缘型社会逐渐转化为社区型社会，历史上的风土谱系的传播机制逐渐失效，侗族建筑的形制出现了单一化、同质化的倾向。如何重构当代侗族风土谱系或许是侗族建筑面临的下一个课题，希望本文能够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起点。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侗族风土建筑谱系传播机制研究》来源：《建筑与文化》，作者:巨凯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