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都存在大量的建筑遗产废墟, 但在处理方式上却不尽相同。西方具有完善的制度体系, 采取谨慎而科学的保护措施;而中国采取断层的保护方式, 重视文保单位级别的废墟, 忽视一般性故旧建筑废墟。这是中西方传统废墟观念差异的体现, 文章试图解读这种差异产生的内在原因, 为中国当代建筑遗产废墟的延续提供理论依据。
1 中西方废墟保护现状
“建筑遗产废墟” (ruins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是指因坍塌或大面积损毁导致无法沿用的故旧建筑 (historical buildings) 。中国与西方都存在大量的建筑遗产废墟, 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见证。
在对待这些历史碎片时, 中国与西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总体上, 西方对待这些历史遗存较为谨慎, 上至雅典卫城这样具有深远价值的古迹遗址, 下至法国圣马洛 (Saint Malo) “废墟剧场”这样的普通故旧建筑废墟, 都力求留存“真实性” (authenticity) , 并通过适宜措施延长废墟的生命。而中国则表现为断层的处理方式, 对达到文保单位级别的废墟采取相应的抢救性措施, 如圆明园废墟、三星堆遗址等;大量一般性故旧建筑废墟往往被忽视, 成为可有可无的建筑垃圾。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拆除总量的40%。”该现象本质上反映了中西方建筑遗产废墟观的差异, 要理解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就必须了解中西方废墟观念的发展历程。
2 中西方废墟观的发展历程
2.1 西方的发展历程
西方的废墟观源于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 在此之前, 西方一直对废墟持否定态度, 许多文学和绘画作品将废墟与丑恶、死亡联系在一起[1]。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但丁的《神曲》, 就将地狱描述成充满火焰、硫磺以及废墟的场所, 但这一刻板印象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发生了质的转变。
18世纪后半叶, 工业革命使社会生活发生剧变, 但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 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使道德沦丧、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对此, 卢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沃波尔 (Horace Walpole, 1717-1797) 等浪漫主义先驱, 将自然作为抒情对象来表达对现实的憎恶。卢梭开创了现代性批判式审美观, 他认为自然之美在于真实, 是一种去除多余装饰的原始本真[2], 这种“回归自然”的理念与建筑遗产废墟的特质不谋而合。废墟虽然是人为产物, 但在岁月的磨砺中使原有的菱角分明变得柔和平滑, 表层的装饰性构件消失, 只留下本质的实体。沃波尔在其代表作《奥特兰托城堡》 (The Castle of Otranto) 中, 批判了启蒙主义运动的理性思想。小说的灵感源于沃波尔的“草莓庄园” (Strawberry Hill) , 这座带有显着哥特建筑特征的庄园, 成为欧洲哥特复兴的起点, 人们开始竞相模仿庄园的建筑与景观[3]。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 对废墟的狂热在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园中达到巅峰[4]。
与此同时,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引发了考古热和艺术史研究, 催生了建筑遗产保护观念和实践的产生, 这也引发了19世纪中叶“主张干预” (interventionist) 与“反干预” (anti-interventionist) 两大学术阵营的世纪之争[5]。“主张干预”一方支持采用必要措施保护废墟化的建筑遗产, 其代表人物勒·杜克 (Eugène Viollet-le-Duc, 1814-1879) 认为, 修复一座建筑的目的是“要将其重新恢复到完整的状态 (a condition of completeness) , 而这种状态可能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反干预”一方极力否定人为干预, 代表人物拉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 认为, 建筑经历自然破败后成为废墟才具有高尚的品质, 其在《建筑七灯》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中写到:“修复意味着建筑遭受全面的破坏。”
20世纪初, 奥地利艺术史学家里格尔 (Alois Riegl, 1858-1905) 在其《纪念物的现代崇拜》 (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 一书中提出了建筑遗产的价值论学说, 为19世纪的修复争议提供了解决途径。他将建筑遗产的价值分为“往昔价值”和“当代价值”两大类 (表1) 。
其中, “年代价值”承认了建筑衰败为废墟的必然结果, 反对人为修复;“历史价值”的目的是通过修复使建筑恢复原初状态;“使用价值”要求建筑遗产具有一定的使用功能;“艺术价值”要求对废墟化的建筑进行修复来恢复美的形象[6]。四类价值彼此制约, 顾此失彼便会陷入极端。因此, 里格尔认为, 要根据具体对象权衡四类价值的比重, 从而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里格尔的价值论标志着西方废墟观的基本成熟, 也为《雅典宪章》《威尼斯宪章》等诸多建筑遗产保护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2.2 中国的发展历程
受宗法社会制度的局限, 中国的废墟观远没有西方那样激烈的思辨过程, 在20世纪以前一直延续着从古至今的传统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表达废墟的词汇是“丘”, 战国末期, 楚国诗人屈原的《哀郢》一诗中用“丘”指代前朝宫殿的废墟。东周时期, “墟”取代“丘”成为废墟的主要名词, 用于历史地名, 如“殷墟”“夏墟”等。这些古代遗址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场所, 吸引文人墨客前往怀古, 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学形式——“怀古诗”。秦汉时期怀古诗崭露头角, 魏晋时怀古诗成为一种文学类别, 唐代怀古诗开始流行, 宋元后在模仿中怀古诗继续发展[7]。元代诗人方回 (1227-1305) 在《瀛奎律髓》中写到:“怀古者, 见古迹, 思古人。其事无他, 兴亡贤愚而已。”如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到:“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通过赤壁的遗迹“营垒”来感叹三国至今的物是人非。又如孟浩然在《登鹿门山》写道:“隐迹今尚存, 高风邈已远。”意思是虽然今天还能看到当年隐士的隐居遗迹, 但那种超然的精神已经不存在了。怀古诗体现出的古迹“空虚状态”, 构建了中国建筑遗产废墟观的情感基调。
除了文学层面, 中国的建筑遗产废墟观并没有在其他领域体现, 直到20世纪初, 建筑废墟才成为中国绘画的一类主题[7], 建筑学领域从古代到近代始终没有相应发展。可以说, 中国的建筑遗产废墟观是一种“纸上谈兵”的哲学观, 是以文学为土壤培养起来的意识形态。由于几乎不在“视觉图像”层面进行研究, 因此, 对建筑遗产废墟的认知较为抽象, 不如西方那样透彻。
3 中西方的废墟观差异内涵
对比双方的发展历程, 可通过“文化领域”“价值取向”“情感类型”三方面来理解中西方建筑遗产废墟观的差异及内涵 (表2) 。
3.1 文化领域的差异
自古以来, 中国传统文化对废墟的描写局限于怀古诗, 没有涉及到与之相关的绘画和建筑学领域, 正如学者巫鸿所说:“在我所检查的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9世纪中叶的无数个案中, 只有五六幅作品描绘了荒废颓败的建筑。有时, 即便艺术家本人在画上诗题里描述了残垣断壁的景象, 画中的建筑物却没有丝毫破损的痕迹。”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 描绘废墟是不吉利的做法, 因此, 破败的建筑也要画成完好无缺的形态。如在公认为怀古画代表作的《读碑窠石图》中, 作者并没有将石碑画成废墟状, 反倒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质感, 怀古之情通过石碑旁边的枯树来表达。这种寄情自然物的现象是道家思想的体现, 道家崇尚无用之物,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雌”“辱”“黑”等事物表达了崇敬之情, 而后庄子进一步提出“无用之用”思想[8]。这种对卑微事物的思考, 使中国传统文化多关注衰败的自然物, 从侧面阻碍了绘画和建筑学领域的废墟研究。
西方则不同, 其对废墟的崇拜在文学、绘画、建筑领域产生了联动效应。对废墟的崇尚发端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卢梭的作品将自然作为净土, 并引发同时代的画家和建筑师对废墟进行再思考。
对画家而言, 建筑遗产废墟与萧条的自然物都是描绘的主要对象, 如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 的画作《墓地雪色》 (The Churchyard in the Snow) 中, 将教堂废墟、枯树、坟墓、雪地等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产生极强的戏剧性;英国画家特纳 (J.M.W.Turner, 1775-1851) 在画作《丁登修道院》 (The Ruins of Tintern Abbey) 中, 将废墟作为主角, 并结合凌乱的植被、单薄的人物, 塑造了场景的凝重感。
建筑学领域的转变在18世纪英国风景园中得到显着体现, “回归自然”的造园思想取代原有的规则式园林理念, 成为浪漫主义在英国流行的有力证明。人们将废墟视为神圣的象征, 通过废墟可以将场所的空间与时间发生转换轮回, 悲剧性情感基调可以触及心灵深处的感动。英国风景园产生了“历史废墟”和“人造废墟”两种类型[9], 前者依托与生俱来的历史沧桑流露情感, 后者通过模仿与再现传达意图。如英国园林师钱伯斯 (Wil iam Chambers, 1723-1796) 就在邱园 (Kew Gardens) 中有意建造了废墟状的罗马式券门来表达异域风情的萧条感。自英国风景园崇尚废墟之后, 时至今日, 废墟在西方建筑学界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如“2012年维纳博艮砖筑奖”的作品“废墟的转换”, 建筑师将19世纪末的砖窑废墟改造为一处工作室;被提名为2017年欧洲密斯凡德罗奖的“卡罗塔”项目, 建筑师在古代砖塔废墟内增设了观景楼梯, 使废墟重新焕发生机。
3.2 价值取向的差异
中西方的建筑材料都可概括为“土”“木”“石”“竹”“砖”五种, 但西方以砖石建筑为主, 这种硬质材料受岁月蚕食的影响较小, 容易产生纪念碑性 (monumentality) 。而中国以木建筑为主, 木材的耐久性相对脆弱, 随着时间的流逝, 建筑本体衰败严重, 无法辨认原有轮廓, 甚至完全消失。对木建筑而言, 短暂的生命周期使其缺乏充足的时间洗礼, 难以形成纪念碑性。因此, 中国古代对建筑一直秉承“朽者新之, 废者兴之, 残者成之”的态度[10]。要么建成后一直被修缮始终确保焕然一新, 要么在无法修复时索性推倒重建, 成为一座新建筑。正如梁思成所说:“修葺原物之风, 远不及重建之盛;历代增修拆建, 素不重原物之保存, 唯珍其旧址及其创建年代而已。唯坟墓工程, 则古来确甚着意于巩固永保之观念。”可见, 这种“重式轻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古代建筑遗产保护的特点。修缮时后加构件与原有构件也不注重新旧之分, 更关注建筑是否恢复原有的繁荣。因此, 许多留存下来的古建筑看似完整, 却是许多不同年代的构件组合而成的结合体, 这也是《威尼斯宪章》中的“真实性”原则在中国产生争议的根源。
西方则相反, 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其对建筑遗产侧重“原物”的传承, 返璞归真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废墟的质朴美。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废墟崇拜, 到“反干预”与“主张干预”的辩论, 再到里格尔的价值论学说, 西方学术界认识到建筑遗产的真实性是价值认定的核心, 对废墟而言, 无论是偏重修缮还是偏重更新, 都是建立在保护真实性的基础上。因此, 《威尼斯宪章》的第十二条写道:“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 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 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这种对历史信息的尊重成为西方废墟观的主流价值取向。
3.3 情感类型的差异
自秦汉以来, 怀古诗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使中国古人对废墟往往具有莫名的伤感。如《诗经·黍离》写道:“彼黍离离, 彼稷之苗。行迈靡靡, 中心摇摇。”诗句描绘了周大夫路过镐京, 看到荒草中的前朝庙宇废墟时万千感慨。这种“黍离之悲”成为怀古文化的情感基调, 将废墟视为“伤悲”的代名词。可见, 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筑废墟的理解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上, 通过“存在”与“虚无”两种对立状态的巨大反差来表达“黍离之悲”, 这是儒家文化和禅宗文化的体现。儒家文化倡导“三纲五常”, “三纲”即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 儒家文化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有序发展。董仲舒认为“三纲”是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 “五常”是服务于“三纲”的基本法则。处于这种人伦秩序顶层的便是统治阶级。因此, 人们会对前朝往事产生难以名状的感叹, 废墟便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对象。此外, 禅宗文化的法性论思想引出了“万物皆空”的价值观, 即世间万物无论多么繁荣都有化为尘土的结局[8]。两种文化的共同作用, 使得中国古代的废墟观始终具有悲观萧瑟的情感, 时至今日, 这种文化仍使许多人不愿正视废墟的存在, 认为它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
而在西方, 废墟必须具备“岁月的腐朽”以及“相对完好的形态”两种特质, 正如学者布罗迪 (Inger Sigrun Brodey) 所说:“理想的废墟必须拥有宏伟的外观来显示过往的辉煌, 同时也要具有岁月的残损来表明辉煌已逝。”可见西方对废墟的情感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上, 倘若废墟太过衰败, 无法识别原有建筑形体时, 便与理想的废墟相左。这种对“客观存在之美”的追求, 使得西方的废墟观虽然也体现怀旧伤感, 但并非唯一的情感流露:如凡不娄 (John Vanbrugh, 1664-1726) 等学者理性地认识到废墟之美与历史价值的关系, 认为残存下来的废墟具有珍贵的历史信息, 留存废墟不仅可以让后人了解历史, 同时也可以营造更好的人文环境;废墟还体现为民族意识的表达, 如18世纪英国风景园盛行时, 通过塑造中国、罗马、希腊等风格的建筑废墟来彰显国力强大, 是“一种不断被增加并被重新发现, 重新衡量和崇拜的国力标志”。
4 结语
通过“文化领域”“价值取向”“情感类型”三方面的研究, 可以发现, 中国与西方建筑遗产废墟观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并没有将建筑遗产废墟视为“美”的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圆满”, 如“满月花香”“完璧归赵”“破镜重圆”等, 这些词语都表达了对“圆满”的追求。由于建筑在古代中国具有居住、宗教、哲学等多种内涵, 因此, 破败的建筑废墟不是“圆满”的事物, 是不吉利的象征, 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禁忌。此外,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隐晦和婉转, 非视觉化的文学描述满足了这种含蓄的表达要求, 从而得以发展。相对而言, 绘画和建筑学领域因具有强烈视觉表现, 为了回避这种禁忌而鲜有发展。一方面, 西方传统文化重视“人的价值”, 被视为西方建筑源头的古典建筑就建立在“人体美”的基础上, 这为浪漫主义思想转变以往对建筑废墟的否定态度奠定了美学基础;另一方面, 西方的文化氛围也激发了众多学者的百家争鸣, 使废墟观更为成熟。
20世纪80年代后, 西方的建筑遗产废墟观进入中国, 但产生的积极作用相对有限, 特别是对一般性故旧建筑废墟, 多采取放任不管或随意拆除的做法。21世纪以来, 随着观念的不断改变, 对一般性废墟的保护逐渐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 如2016年由CBC (China Building Centre) 、渔阳镇政府等主办的东井峪乡村改造国际景观设计竞赛就以“废墟·重生”为主题, 将一般乡土建筑废墟作为研究对象;学者王澍在其宁波博物馆的设计中, 将当地老宅废墟中收集的瓦砾装饰在博物馆的表面, 形成一种叙事性的建筑表皮语言;建筑师朱锫将四合院废墟活化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历时性空间。这些探索与尝试都为中国建筑遗产废墟的当代活化营造了良好环境, 积极健康的废墟观更需要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共同参与才能扭转传统的消极态度。
参考文献
[1] PAUL Zucker.Ruins-An Aesthetic Hybrid[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61, 20 (1) :119.
[2]赵立坤.论卢梭浪漫主义美学[J].求索, 2006, (1) :144.
[3]黄禄善.哥特身份和哥特式复兴[J]外国文学研究, 2008 (1) :115-116.
《废墟岁月价值缺失性认知隐含的文化观念研究》来源：《住宅科技》，作者：何汶 陈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