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城市建设内容非常丰富，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本文主要讨论隋唐手工业对当时城市建设进步的贡献，从技术层面上看，隋唐的建筑在秦汉的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其特色在城市建设和寺院建筑中得到了具体体现。①但是，现在隋代的建筑已经难能发现实物，即使唐代城市建筑中保留至今的建筑物也可谓凤毛麟角，这是我们今天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最大障碍; 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是，传世文献对于城市建筑的记载缺乏系统性，这与重本轻末的观念根深蒂固有直接关系。因此，利用考古材料进行城市建设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如建造于唐太宗贞观四年( 630) 的李寿墓中壁画所绘的建筑图，是研究唐代早期建筑的珍贵史料; ②同样，敦煌壁画中保留着大量唐代的建筑内容，其中许多经变画所绘大型建筑群，被专家认为是当时佛教寺院的真实写照。③ 另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建筑也丰富了该时期都市建筑的内容。④经过考古学家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对于隋唐时期的城市建筑有了一个大体了解。⑤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拟就唐代手工业的进步对当时城市建设的直接影响略作论述，乞请得到专家赐教。
一、工匠培训制为隋唐城市建设提供了高水平的技术人手
手工业工匠尤其是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工种齐全的城建中的工匠技术水平高，且其技术传承显得非常重要，这是保证工程质量和建设速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我们知道的一个基本史实是，中国古代工匠的通常做法是对核心技术密不外传，这是传统社会信息比较闭塞环境下个体工匠能够保持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基本要求。相对而言，官府在获得工匠技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即使密不外传核心技术的个体工匠，其对于官府组织的工程来说是不存在技术保留的，即在专制社会带有强制性的一面。另外，为了使技术能够在政府组织的工程中传承和发扬，隋唐时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工匠培训制，且将其不断规范和制度化。为了保证京师的城建及官府手工业生产，隋代一开始就大规模地征集全国工匠，“王业初基，百度伊始，征天下工匠，纤微之巧无不毕集”于京师。① 后来还不断采取没良为奴婢、集中罪犯等手段，保证这类固定工匠在军事手工业部门的生产。② 如此庞大的工匠集中在京师从事手工业生产，因其手艺良莠不一，对其进行分类培训自是不言而喻的。唐代继承隋制，“少府聚天下之伎，而造作不息”。③ 根据官府工匠工种的难易程度，将师徒技术传授的时间定为九个月至四年不等期限，至于一些简易工种则是“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④ 为了保证这种工匠培训制的成效，当时严格规定“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⑤ 在培训期间，培训者( 即技艺工匠) 须向被培训者( 即徒弟) 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技艺，有关部门对此定期进行督察。不仅如此，当时在制度上严格规定被培训者所生产的产品或从事的工作要同时注明培训者的名字，实行责任连带制。这些措施保证了官府手工业大型工程质量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对于隋唐时期城建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隋唐时期城市建筑多有精品，当与此不无关系。唐承隋制，尤其如东西京等重要城市的建筑群是在隋代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一系列做法与隋代密不可分，严格说唐代，尤其唐前期几乎与隋代是没有多大差异的。
在对工匠进行培训的同时，隋唐对作为主要城市建设中的基本建筑材料的规格制订了一定的标准，以保证城市建筑质量。隋文帝开皇三年( 583) 礼部尚书牛弘请求依照古礼立明堂，对于明堂的规模、形制、屋宇等均有具体设计与构思。⑥ 后来将作大匠宇文恺⑦对明堂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设计，并撰成《明堂图议》二卷，该图“用一分为一尺”，即 1︰100 的比例尺来做成明堂模型。宇文恺说: “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宇文恺对于明堂的设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 “远寻经传，旁求子史，研究众说”之结果。他至少认真参考了以西周明堂为蓝本的刘熙、阮谌、刘昌宗三个不同版本，以及东汉建武三十年( 54) 无名氏撰的明堂《礼图》本。有关明堂的具体设计和模型，得到了隋炀帝的批准，“帝可其奏”。后来只因攻打高丽的战事影响，没有将其付诸实施。⑧ 宇文恺等关于明堂制度的考证与设计，论述详备，考证精湛，设计完美，保留了一些今天已经失传的历史文献，学术价值非常高。史称这套设计方案及模型，“丈尺规矩，皆有准凭”。⑨ 同时，对于都市内这样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往往会在高层一定范围内进行热烈讨论，瑏瑠可见其慎重态度。隋代关于明堂的讨论与设计，对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明堂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成为其设计的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隋代对于城市建设，尤其重点工程中的设计图纸及模型非常重视，其设计者均系饱读史书的“伎艺”者，如宇文恺即撰写了 20 卷的《东都图记》。① 《东都图记》系隋代建设洛阳的规划图，其设计汲取历史上的成果经验，且集思广益，是比较成熟的设计规划，也是唐代进一步建设东都洛阳的重要依据。而宇文恺后来也成为唐代初期建设洛阳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二、工头负责制确保了隋唐城市建设中的质量
城市建筑中工程质量的保证是至关重要的，隋唐时期除了上面所述从民间征集拥有一定技能的工匠且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外，专门的技术工程人员在工程设计及具体施工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在隋唐时期城建规划和设计中涌现出一批建筑设计大师，其中如宇文恺、阎立德、阎立本① 等是佼佼者。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比较多，这里从略。在修建城市大型工程时，隋唐一般实行工头全面技术负责制。
隋代对于都市的建筑非常重视，如隋炀帝大业元年( 605) 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都。② 其主持都城建设官员规格之高，无以复加。对于重要的建筑物，隋代均需要有关部门事先设计图纸，并得到上层乃至皇帝的认同。隋炀帝 “欲大营汾阳宫，令御史大夫张衡具图奏之”，③就是一例。这说明隋代城市建设从设计、施工到验收均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程序。正如宋人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所言: “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亡奸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 墙) ，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④
三、隋唐城市建设管理机构比较健全
隋唐时期城市建设管理机构比较健全，管理机构的职责相对明确。隋唐时期京师等重要城市建设，有比较固定的管理机构负责且有相对完善的制度规定，这不失为隋唐时期城市建设发展的必要保证。
隋代都城的建设由位极人臣者主持，再配备具有专业水准的设计者具体负责。“都城，隋炀帝大业元年诏左仆射杨素、右庶子宇文恺移故都创造也。南直伊阙之口，北倚邙山之塞，东出瀍水之东，西出涧水之西，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东去故都十八里。炀帝好奢靡，恺又多奇巧，遂作重楼曲阁，连闼洞房，绮绣瑰奇，穷巧极丽。”①唐承隋制，规定“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由工部“咸经度之”。至于东西二都的营缮事务，“则下少府、将作以供其事”。② 京师系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中枢，是皇帝及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及南衙百司、太学等机构的所在地，政府的主要消费集中于此，这里的建筑便成为中央政府的重点经营项目。当时的少府监和将作监在城建方面有具体的分工。其中，将作监主要侧重于城市公共建筑业的管理和组织，其下属机构左校署“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 右校署 “掌营土作、瓦泥并烧石灰、厕溷等事”; 甄官署“掌营砖石、瓷瓦”等。③ 被史学家誉为典型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也是“凡诸营缮，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驱使，和雇和市，非无劳费”。④ 唐高宗时，“土木兴作，丁匠疲于往来，饷馈劳于转运”，城建中“造作不息”是当时的基本情况。⑤ 城建，尤其是都城建设与维修是当时政府非常重要的职责。实际上，唐代不同时期从事城建的工匠人数不尽相同，其中如唐宪宗时期修勤政楼时就曾经动用左右军各以“官健”2 000 人参加。⑥ 军队参加城建等大型工程建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与此同时，雇佣工匠从事城建也有一定的比例，这在唐代中后期所占比例有上升的趋势。正因为如此，才有唐宣宗“自今已后所在郡县，如要修理者，任和雇诸色人役使，仍须据时价给钱”的敕令，⑦说明当时城建中和雇比较普遍，同时也透漏出和雇工匠时有关部门不付或少付报酬的情况普遍存在的信息。
总之，作为手工业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工部及其少府监、将作监等，都直接参与城建规划、建设与平时维修等事宜，足以说明当时城建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性。
四、简单结论
隋唐是我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隋代对外开放，不断吸取国外文化元素，在制度方面多有创新，诸如实行科举制、推行民间自助形式义仓、实行三省六部制、运河贯通南北奠定了全国经济区域格局，等等。对隋代的典章制度，“皇朝因之”⑤是唐代人的共识，这在前述隋唐城市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① 所有这些，都为隋唐时期城市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或者说隋唐对于城建尤其都市的城市建设是一脉相承的。
隋唐时期以东西二京为代表的城市建设，达到了我国传统社会的最高水准，其中原因很多，尤其与当时的手工业发展及管理相对完善直接相关，主要内容包括当时实行工匠培训制、城市建筑中实行技术工头负责制、建筑中制订了技术标准与材料标准、管理机构比较健全等方面。隋唐时期城市建设虽然一脉相承，却有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唐代中后期与隋代相比相差甚远。②
隋唐时期城市建设的一系列做法及取得的辉煌成就，反映了当时强盛的国力，与隋炀帝被外国称之为“圣人可汗”③、唐太宗被外国及少数民族赞誉为“天可汗”④的国际地位相吻合。不仅如此，隋唐时期建筑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于我国隋唐之后的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诸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也是直接而深远的。
① “隋朝初期如此规模的建都工程表明了隋的创建者及其顾问的信念，即他们相信他们的王朝会比以前的政体具有更大的影响，更能长治久安。至少关于前一点，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因为唐朝继承他们以此城为都，并在此地统治中国和整个东亚几乎达 300 年之久。”参见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3 页。
② 即使隋文帝时期与炀帝时期，唐代前期、中期与后期之间亦有一定的差异。关于此，笔者将另文进行论述。
③《隋书》卷 84《北狄·西突厥传》( 第 1879 页) 记载，大业八年( 612) 元会时，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炀帝祝寿时曰: “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惟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 隋炀帝生日) ，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
④贞观四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始也。”参见王溥《唐会要》卷 100“杂录”，第 2134 页;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 193，唐太宗贞观四年三月条，第 6073 页; 《新唐书》卷 2《太宗纪》，第 31 页; 《旧唐书》卷 3《太宗纪下》，第 39—40 页。按: 《唐会要》、《资治通鉴》和《新唐书》均记载唐太宗被拥戴为“天可汗”的时间是贞观四年三月，唯《新唐书》记载具体时间则为该年四月: “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可汗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特此注明。
《隋唐手工业与城市建设之进步》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作者：魏明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