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推出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一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下册为了说明国民收入的分配，却又推出社会总产品（值）这个苏式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教材编者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个概念基于对生产劳动的两种不同理解和统计上的两种不同口径，从而是互相矛盾的。高一《经济常识》将纸币定义为“由国家发行的，强制流通的货币符号”。只要联系货币发展史，就会发觉这个定义存在两个问题：（1）历史上的纸币是否都是国家发行的？（2）纸币是否一定要靠国家的强制力才能流通？
关键词：货币发展,纸币起源,经济发展
纸币都是国家发行并且强制流通的吗？(1)
对于第一个问题，货币发展史作了否定的回答。从货币发展史来看，纸币不仅有政府发行的法币，而且有商业银行、钱庄和商号发行的。最初发行纸币的，恰恰不是政府，而是民间的商号和钱庄。即以《经济常识》中提到的我国最早的纸币——北宋年间的“交子”为例，就是由四川商人发行的。当时由于使用的“铁钱”体大值小，流通不便，遂有十六户富商联合发行一种既可兑换，又可流通的纸质凭据，称为“交子”，后因发行商破产而无法兑现，才改由政府发行。（①p347）再如南宋有一种纸币叫“会子”，最初也是由商人发行的，后来才由政府发行。（①p315）
从纸币的发行制度来看，纸币的发行权分为分散发行与集中发行两种。现代各国都采取集中发行的制度，但各国在历史上都采用过分散发行的制度。英国在1844年以前采取分散发行，1844年比尔条例颁布以后，改为集中发行，发行权集中于由国家委托授权的英格兰银行。（②P49——50）我国近、现代的商业银行，从1897年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开始，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各商业银行，大多数都有纸币发行业务。这些发行纸币的商业银行，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官办商业银行发行纸币或许可以看作国家发行，但民办商业银行显然不能这样理解。如192１年6月由南洋华侨创立的中南银行、1929年6月由上海金融界人士集资接办的中国垦业银行，它们发行纸币都不是政府行为。（①p1412——1416）我国到1935年才集中了纸币的发行权。当时因美国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导致尚在实行银本位制的我国白银严重外流，造成通货紧缩，国民政府为解决危机，不得不放弃银本位制，收回各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实行法币改革，由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垄断了纸币的发行权，统一发行纸币。（③p第4版）
再从纸币的起源来看，它也不是起源于国家，而是起源于民间。纸币的产生有两大渊源，一是铸币，二是银行券。纸币首先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产生的。人们发现在流通中不断磨损的不足值的金银铸币可以和足值的金银铸币一样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于是有意识地发行贱金属铸成的辅币，进而发行本身完全没有价值的纸币来代替铸币。无论是铸币还是纸币，最初都由大商人凭着自己的信誉发行，后来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私人信誉不够，才由国家统一发行。其次，纸币又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的，这就是银行券演变为现代纸币。银行券出现于十七世纪的西方国家，它是在商业票据流通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业票据是商人之间在商业活动中延期支付的债务凭据，商人们常常持商业票据到银行申请贴现，银行为了扩大自己的信用业务，就以商业票据作抵押发行银行券，它可以随时向银行兑换黄金，而且票面金额是固定的整数，持有者可以用它代替金属货币来购物或支付，从而实际上成为流通的纸币。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银行作为聚敛财政资金的工具，规定只有中央银行或指定的商业银行才能发行银行券，并且停止兑换黄金，从而银行券也就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亚当·斯密在《富国论》中把文字、货币和魁奈的《经济表》看作人类的三大发明。“以纸币代金银币，可以说是以低廉得多的一种商业工具，代替另一种极其昂贵的商业工具，但其便利，却有时几乎相等。有了纸币，流通界无异使用了一个新轮，它的建立费和维持费，比较旧轮，都轻微得多。”（④p268）纸币的发明，实在是市场制度中一项最重大的创新。从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观点看，发明纸币的，也应该是民间的商业活动，而不是国家。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任何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制度，都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或“非设计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它们的形成，无一不是出于个体利益驱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仅仅是将业已证明有效率的新制度规范起来加以推广和利用。（５p107——118）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大体上可以解释货币从铸币演变为纸币，从银行券演变为法币的历史过程。
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纸币是否一定要靠国家的强制力才能流通？纸币的发行既然始于民间，那么“强制流通”一说也就不能成立。首先，发行纸币的民间商号、钱庄和商业银行哪来的强制力？它们发行的纸币之所以能够流通，靠的只能是它们自己的信誉，只能是人们自愿接受的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的商号，钱庄以及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都是可兑现的，例如北宋时期四川商人发行的“交子”，就可以随时按质按量兑换成相应的贵金属；十七世纪以来各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也都可以按票面金额兑换成黄金或白银。民间发行的可兑换的纸币是有金银作担保的，既然如此，那么只要发行商有足够的信誉，纸币的流通就不需要任何强制力。
至于各国政府发行的纸币，有的可以兑现，有的不能兑现。大体上说，二次大战以前是可兑现的，二次大战以后不能兑现。二次大战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黄金匮乏，各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停止以纸币兑换黄金，这才实行不兑换的纸币制度。（②p22——24；⑥p118——127）国家发行的纸币只要是可兑现的，也不需要任何强制就可以流通。
那么，现代各国政府发行的不可兑换的法币，其流通是否靠强制力呢？法币虽然不是单独以金银担保，但是实际上以商品、黄金和外汇储备联合担保，因而其流通同样不是靠国家的强制力。如果没有充足的商品、黄金和外汇储备而滥发纸币，没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即使政府强制流通也是无效的，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就是一个例证。
其实，“国家强制流通”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容易造成误解，似乎纸币流通靠的是国家的强制力，而不是它所代表的金属货币量或实际上的商品价值量（在可兑换的情况下纸币代表金银，在不可兑换的情况下直接代表商品价值，此时商品、黄金和外汇储备构成与纸币对立的另一极）。货币流通的基本内容，就是它在市场上不断发挥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而这两种职能的发挥，都必须以其所含有的价值实体为前提，这是国家的强制力所无法代替的。因此，国家能够有效地起强制作用的，其实并不是流通本身，而是流通的范围或地域，也就是说，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只允许由某种法定的纸币去代表一般等价物或金属货币去执行交换媒介、计账单位和贮藏手段等职能，这才是“强制流通”的本意。（⑦p26——27）例如，我国大陆的法币是人民币，这不过是意味着，法律规定只允许人民币流通，由人民币代表一般等价物执行货币的职能，而绝不能理解为人民币的流通靠的是法律的强制力（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实际上是货币学说史上的“货币国定论”）。
综上所说，从货币形式的演变史来看，纸币有国家发行的，也有民间发行的；有可兑换的，也有不可兑换的；有“强制流通”的，也有自愿接受的，只要是金属货币（价值）的符号，都属于纸币。如果把纸币定义为“国家发行的、强制流通的货币符号”，试问哪些民间发行的、可兑换的，靠人们自愿接受而流通的纸币算不算纸币？我们固然可以把纸币的定义域限于现代各国发行的不兑现的法币，从而把纸币定义为“由国家发行的、强制流通的货币符号”，但是，即使对于现代的法币来说，这个定义也只是在特定的语义上才是正确的。
经济常识教材的这个定义，其实并不是教材编者的“首创”，它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传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谬种流传而已。查阅手头几本影响较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无论是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还是于光远和苏星、蒋学模、宋涛这些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编的，无一不是采用这个定义。（⑩）我怀疑错误源于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论述的误解。果不其然。翻开《资本论》第一卷有关对纸币的论述，马克思正是以国家发行的纸币为例，说明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然后总结说，“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⑧p149）看来正是马克思的这些话导致后人错误地理解纸币，以为纸币都是由“国家发行”并且“强制流通”的，以致以讹传讹。但是，马克思明确指出：“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⑧p146）至于一般意义上的纸币，马克思的定义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⑧p148）。“苏式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这一关系(顺便提一下，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我国经济改革中有学者曾经照搬马克思的举例分析，把八个雇工作为区别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的界限)，可以借用马克思引用过的海涅的一句诗来比喻：“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至此为止，本文已经矫正了纸币的一个定义，这不过是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补苴罅漏而已。不过，在如何给货币下定义这一类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窥见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与生俱来的特点，这只要比较一下现代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货币的不同定义就可见一斑。现代经济学一般不愿意在纸币问题上多费唇舌，并不给纸币单独下定义，而将包括纸币在内的货币定义为“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中或债务的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东西”（９p47）。如众所周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先是通过货币的起源，揭示货币是在长期商品交换过程中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强调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然后再说明纸币不过是金属货币的符号。两种定义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前者虽然“肤浅”甚至显得有点“庸俗”，却实实在在，与现实经济生活非常贴近；后者虽然深刻洞明，却艰涩难懂，远离现实。这种不同的风格，是由下定义的不同方法引起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总是着力于揭示经济事物的本质，习惯于从本质上下定义，而现代经济学则疏于本质的研究，习惯于对经济事物作数量上的界定。如果我们不分具体情况，仅仅一般化地评论这两种方法的优劣，那是不适当的。任何方法都是由目的决定的，一种经济理论应该运用什么方法，这要看该种理论的目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延伸，其目的在于说明价值形式的发展，从而对货币（进而对纸币）下定义时采取这种方法是很自然的。而现代经济学创立货币理论的出发点，主要是从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两个方面，阐述中央银行据以确定货币政策的基本原理，这显然用不着说明货币的本质，甚至给货币下严格的定义也显得多余。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关于货币的两种定义及其所反映的不同思想方法都是合理的。
让我们沿着这一思路，从经济研究和编写教科书的基本原则上去进一步分析问题。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目的是揭露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秘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当然是要研究的，但重点应该是经济建设中的量的关系，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于研究对象与目的上的这种重大差异，我们正在构建的经济理论和相应的教科书，在分析工具、内容结构和叙述方式等诸多方面应该与马克思不同。首先，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马克思当年虽然也运用了量的分析方法，但主要是质的分析。今天，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虽然也可以采取质的分析方法，但基本的方法应该是量的分析，即运用数学模型去解释企业如何经营，国民经济如何运行。马克思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在它成功地运用了数学的时候，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著名经济学史家和经济学家熊彼特也说，“经济学在能够用数字得出结论之前，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得到任何威信的”。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其次，马克思当年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所运用的许多理论工具，如所有制决定产品分配方式和经济运行的思想，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路明灯，但是毋庸讳言，相比之下，现代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如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函数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银行制度创造存款理论，以及经济周期理论等等，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加贴近。因此，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结构，主要应该由这些理论构成。再次，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遵循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行程，而我们运用教学模型来表达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则不必遵循这种叙述方式。总而言之，世易时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与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都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如果我们在编写教科书时仍然因袭马克思的方法，搬用或套用马克思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就会显得冬烘气十足。
遗憾的是，现行的经济常识教材，正是这样一种教科书。在分析方法上，全书没有一处属于量的分析，而看似质的分析，也不过是烦絮的唠叨，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一框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内容结构上，它将马克思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苏式政治经济学三者拼凑在一起，形成一盘不伦不类的大杂烩，现代经济理论的逻辑之美丝毫没有体现。最典型的是，上册为说明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出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一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下册为了说明国民收入的分配，却又推出社会总产品（值）这个苏式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教材编者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个概念基于对生产劳动的两种不同理解和统计上的两种不同口径，从而是互相矛盾的。在叙述方式上，教材采用的是蜻蜓点水式的条条罗列，再拼凑上一两个牵强附会甚至不伦不类的例子，这是典型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风格。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常识教科书比苏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走得更远，比如在阐述现阶段的多种分配方式时，把所谓“福利性分配”也当作按劳分配以外的一种分配方式，从而混淆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与哲学常识和政治常识教材相比，经济常识教材的语言是最不规范、最干瘪乏味的，许多地方甚至连文法都不通。借用毛泽东讽刺党八股的话，“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来形容教材的叙述风格，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三方面的问题，是造成经济常识课死记硬背和学生厌学情绪的根本原因，而这门课程本来是最有生气和活力的。
上述问题，并不是通过修修补补能够解决的。要使教材根本改观，就必须在分析工具、内容结构、叙述方式等各个方面来一个彻底的改革。这项工作，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来承担，笔者呼吁他们学习叶圣陶、郭绍虞、周予同、覃必陶当年亲自为中学生编写《开明国文读本》的精神，积极投身到经济常识教科书的编写中来！参考文献：
①《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
②王荫乔、朱新天、张平：《简明金融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戴建兵：《五常之谬》，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第38期（总第559期）
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书馆1972年版⑤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⑥王克华主编：《货币银行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易纲·贝多广著：《货币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⑨[美]米什金著、李扬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1998年版
⑩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于光远、苏星：《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1980年）；蒋学模：《政治经济学》（上册）（1986年）；宋涛：《政治经济学》（上卷第一分册）（1983年）；卫兴华、顾学荣：《政治经济学原理》（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