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1978～2012年数据，通过贝叶斯分位数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结构转型、科技创新能否缩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命题。结果表明：结构转型、科技创新都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科技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结构转型，且科技创新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而结构转型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变缓。这主要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间科技差异过大有关。
关键词：经济问题投稿,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城乡收入差距,贝叶斯分位数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1.09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form Dividends Paradox”
――Based on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mpirical Test
XIE Ting-ting1，SI Deng-kui 2，HEN Wen-xin1
(1.Groups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ShiHezi University， Wujiaqu 831300;
2.School of Busines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Abstract：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whethe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ll reduc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ith Bayesian quantile model in the period of 1978 to 2012.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ut the degree of impact has difference betwee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specific results are that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larger tha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peed of income gap is decreasing unde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but the speed of income gap is increasing under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results are mainly related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uneven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difference too lar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technology innovation;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Bayesian quantile
1 引言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30多年来，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以大城市为依托的工业化道路，不能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和居民居住方式的变迁，造成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不明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严重受阻，得不到有效转移，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愈加强化。从微观层面而言，偏离农业现代化目标与农村发展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利益。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由于农民工未能获得居住城市的户籍，并未真正融入城市，造成劳动力市场被分割，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不统一，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大，除降低消费需求和抑制经济增长之外，还增大了失业率和犯罪率，以至于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现阶段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目前，学者开始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Kuznets首次基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过程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认为收入差距会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便成为了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代表性学者主要有：Barro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通过减少潜在产出，并进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产出[2];Galor和Maov通过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区间深入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经济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时，经济发展靠物质资本积累推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表明适当的收入差距对经济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当经济发展处于较高的增长阶段时，经济的发展靠人力资本驱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通过制约低收入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在传导过程中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而国内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学者有：廖信林认为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冲击，而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具有反向冲击 [4];王少平、欧阳志刚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阈值效应，且该效应由正向负平滑转换[5]。近年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晏艳阳等发现我国总体及绝大部分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随着人均GDP值达到转折点后随之减少[6];陈斌开等发现城市化滞后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本密集型产业受到政府青睐，导致城市就业需求下降，延缓了城市化进程，并导致农民工无法正常向城市转移，从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7]。 从上述研究中不难发现，学者主要基于“线性均衡”的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在方法上假设变量之间的关系呈线性变化，意味着在长期均衡的过程中，外生变量对均衡的调节是对称的。众所周知，经济系统易受体制转变、政策调整的影响，从而导致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呈非线性变化。因此，在对经济系统进行研究时，应当放大约束条件，从经济自身变化的固有特征进行研究。此外，由于我国的统计工作相对不完善，且经济变量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因此先验理论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基础。同时，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和技术发展的改革之中，围绕结构转型和科技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仅能够解释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还能为改革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指标选取及发展现状描述
在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选取上，本文借鉴王艺明等的做法，采用城乡收入之比来度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该方法比较简便，数据也比较容易获得[8]。为了有效反映城乡人口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按照如下公式度量城乡收入差距：
G=x1×n1x2×n2(1)
其中，G表示城乡收入差距，x1表示城市人均收入，x2表示农村人均收入，n1表示城市人口数量，n2表示农村人口数量。式(1)不仅描述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还反映了城乡人口的变化。当G越接近于1，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相反，亦反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见图1所示。从整体来看，城乡收入差距的波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1994年，该阶段的城乡收入差距呈“W”形式波动上升，同时该阶段在1994年达到极值后发生转变，并继而从1995年开始转入第二阶段，主要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开端的农村非农化和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农村工业化带来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改善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同时，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中第5条隐约表现了地方性政府对就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歧视性，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第二阶段是从1995～2012年，期间城乡收入差距呈较弱的“V”形波动变化，由于非农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政府开始倾向于采取偏向于经济增长的政策，这种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图1 1978～2012年城乡收入差距与结构转型变化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时期，因此各次产业发展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将结构转型(记为ST)定义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该指标不仅能描述经济结构的变动，还能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衡量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该比例越高，工业化程度也就越低。而对于科技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孙文杰等)，采用我国每年正式批准的专利授权数作为衡量我国科学技术的指标[9]，由于本文研究的样本期间为1978～2012年，但我国是从1985年开始实施专利法，自此之后才正式批准专利的授权。因此，在1978～1985年之间，我国并没有对专利授权数据进行相应统计，鉴于此，本文采用经国家批准的发明数目对授权的专利进行相应替代。
为了验证结构转型、科技创新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影响，本文分别将结构转型、科技创新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描绘如图2和图3所示。首先从图2中可以发现结构转型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变动趋势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结构转型程度较低时，结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结构转型程度的不断扩大直至超过一定程度(约0.7)时，收入差距开始呈“螺旋式”形状逐渐扩大，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转型，随着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变大，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逐渐扩大。同时，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变化关系也验证了传统的线性模型不适用于本文的研究。
图2 结构转型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从科技创新与收入差距的变化关系(图3)中可以发现：随着科技创新程度的不断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也表现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整个发展历程中，需要注意三个发生明显变化的极值点，分别是在1990年、1994年和1997年。首先，在1990年时刻，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1978年以来首次达到极小值点，主要原因是在1978～1990年期间，农村确立了以土地家庭经营为核心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结构变动为中心，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提高了农业资源的效率，对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在199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达到相邻区间的极大值点，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自1990年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是财产性收入，该比例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二是由于我国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比例逐渐降低，导致改革对减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开始逐渐下降，因此会出现在199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极大值点。在1997年时刻，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再次达到极小值点，原因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整体市场经济发展不乐观，农业出口比重下降，农民收入降低，同时由于大量工厂的倒闭，城市人口失业严重，造成了城市人均收入下降，由此表现的城乡收入差距也逐渐变小。
图3 科技创新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3 方法介绍及模型建立
自Koenker首次提出了分位数回归模型以来[10]，很多学者开始对分位数回归进行了相应的拓展，并将拓展后的模型进行应用，代表性学者主要有：Powerll在初始分位数回归的基础上，利用处理删失数据的中心化分位数回归进行分析[11];Koenker利用面板数据的分位数进行实证研究[12];Robert利用条件化分位数对变量进行回归[13]。分位数回归模型经过不断地演变和发展，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现实之中。分位数回归模型之所以被广泛使用，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分位数回归可以提供响应函数在不同的分位数下对变量造成的影响，从而可以全面地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可以检测出变量的异常点，并且估计结果和推论都是自由分布，即不受变量的分布约束。 对于任意实值随机变量Y，它的所有性质都可以由Y的分布函数F(y)=pr(Y≤y)来刻画。对于任意的0<τ<1，定义随机变量Y的τ分位数函数Q(τ)为：
Q(τ)=infy：F(Y)≥τ(2)
它完全刻画了随机变量Y的性质，其中，0<τ<1代表回归线或回归线平面以下的数据占全体数据的百分比，分位函数的特点是被解释变量y的分布中存在比例为τ的部分小于分位数Q(τ)，而(1-τ)的部分大于分位数函数Q(τ)，y的整个分布被τ分为两个部分，为了对分位数回归求解，首先定义概率函数：
ρτ(u)=τ 当yi≥x′iβ
(τ-1)u当yi≤xiβ(3)
其中，u是反映概率密度函数的参数，而ρτ(u)则表示被解释变量y的样本点处于τ分位以上时的概率密度函数关系，假设分位数回归模型为：
Q=αQ+βQx(4)
y的分位数回归是寻求y在Q分位数下的绝对利差和最小，即：
minβ∑yQ-αQ-βQxi*ρi，Q(5)
为了研究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在不同分位数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LNdisτ，t=α+β1LNstτ，t+β2LNteτ，t+f(st，te)+vτ，t+uτ，t(6)
其中，disτ，t表示在t时刻τ分位数下的城乡收入差距，stτ，t表示在t时刻τ分位数下的结构转型，teτ，t表示在t时刻τ分位数下的科技创新。
4 基于贝叶斯分位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的数据包括1978～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结构转型、采用我国每年正式批准的专利授权数作为衡量我国科技创新以及城乡收入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发现结构转型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值与中位数基本接近，表明二者分布比较均匀。结构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值比最小值分别大2.19倍和4.8倍，二者相差不大，但科技创新的最大值为2051000，最小值为22，最大值比最小值大了将近93227.3倍，表明科技创新分布不均，也表明了我国科技处于突飞猛进的发展状态。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均值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样本
st0.74680.7630.4480.9840.15635
te305388.983045.022.0205100049175335
G0.1180.1080.040.1930.04835
从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密度分布(图4)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和结构转型的分布相对集中，二者的分布状况非常相似，都表现为“尖峰”的特征，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和结构转型的波动范围大部分都在中位数附近，意味着不能依靠标准的正态分布理论所具有的模型进行分析;同时，从科技创新的分布状况可以发现，表现为“尖峰拖尾”的特征，表明科技创新的分布相对分离，存在一定比例的极端值，而这些极端值的存在会通过影响整体趋势的结构变动并进而对研究结果产生偏差。从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密度分布图所得到的结果与表1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具有较强的耦合性、一致性。
为了检验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在不同的分位数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且根据变量分布的不同，本文采用Bootstrap法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CMC)模拟的基础上，对样本数据进行有放回抽样模拟100000次，然后将分位数tau设定为不同的值，具体分别为0.05、0.25、0.5、0.75、0.9和0.95，并在这些不同的分位数下检验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中实证结果见表2所示。
同时，贝叶斯分位数估计结果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确会随着结构转型、科技创新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当结构转型程度越来越大，虽然城乡收入差距有增大趋势，但是该差距增大的速度却是越来越小，在5%的结构转型中，结构转型程度每增加1%，城乡收入差距则平均增大0.32%。而当在95%的结构转型中，结构转型程度每增加1%，城乡收入差距则平均增大0.15%，也就是说，处于较高5%结构转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要比处于较低5%结构转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小0.17个百分点，表明随着结构转型程度的变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呈递减状态。但是科技创新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正好相反，具体而言：当在5%的科技创新中，科技创新程度每增加1%，则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增加2.46%，而当在95%的科技创新中，科技创新程度每增加1%，则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增加2.94%。也就是说，处于较高5%的科技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要比处于较低5%的科技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2.48个百分点。该研究结果揭示了虽然结构转型和科技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不同，但二者都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1978～2012年期间的样本数据，采用贝叶斯分位数回归模型分别对我国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可以概述为以下两点：
(1)我国结构转型、科技创新都处于非线性动态变化之中，其中，结构转型的变化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渐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进行转变，体现了我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同时，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呈明显的二次函数形式变化，表明我国科技水平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大。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发展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缩减，反而呈逐渐扩大趋势。
(2)结构转型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具体表现为：结构转型的持续优化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水平的不断扩大，但是结构转型推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却在不断降低。而科技创新促进城乡收入差距变大的速度却不断加快。同时，科技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结构转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以上结论中差距可以发现仅仅依靠结构转型和科技创新的路径不但不能减少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收入差距。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城乡间的产业结构基础水平差距过大以及城乡科技差异过大，并且在基础水平不一致的情况下，科技水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明显不同，具体为科技水平对城市的贡献水平大于农村，从而导致科技水平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缩小城乡间科技差异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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