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在金融服务业的应用对金融服务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通过减少贸易成本、改进提升金融服务贸易的经营效率、规避贸易风险等有效机理，为培育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新竞争优势带来了契机，以此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综述
在数字技术与对外贸易方面，李海晓(2020)从贸易总体的角度出发，认为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应用，能够推动国际贸易数字化，促使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张鹏飞、汤蕴懿(2020)认为数字技术推动的数字化服务在贸易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对全球经贸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考虑数字技术对金融的影响的文献方面，陈志坚(2020)认为金融要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郝毅(2019)提到通过加深金融数字技术和金融领域的结合，会给金融商业实践、行业发展等带来焕新力量，使其迈向新台阶。何宏庆(2019)认为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业的应用结合越来越紧密，它会对整体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驱动作用。从对数字技术的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出，较少有文献研究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而随着其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近年来大部分学者主要侧重于对国际竞争力的探讨。肖德、李坤(2016)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较低，通过将互联网和金融结合能有效提升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王彤、姚秉琪(2018)通过进行实证检验发现FDI、贸易开放度等因素能显著促进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综上，近年来国内对金融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采用和竞争力有关的模型，且较少有将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相结合进行分析的文献，已研究的少数文献也大多为对策研究，实证分析较少，并且也没有从萨格瑞模型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文献。基于此，本文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借鉴萨格瑞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其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对促进该领域出口有重要作用，同时弥补了当前该方面文献资料研究的不足。
二、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中国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步伐其实就反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改革开放的这一系列过程中。按行业分类，其开放顺序是按银行、保险和证券的顺序逐渐向公众开放。按地区分类，其开放顺序基本上是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内陆城市的顺序进行开放的。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了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的步伐。具体来说，中国承诺其银行金融服务不再对外汇业务施加区域性限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直接向中国公司提供外汇金融服务，并逐步分阶段取消对人民币服务的区域性限制等，同时逐步开放相应的保险市场和股票市场。2014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出台规定逐步放宽对外资银行机构申请人民币业务管理的限制。截至2019年7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达到272.8万亿元，同比增长7.3%。2002年中国保险业规模仅为6320亿元，而到2017年达到169377亿元，其中2015年到2017年间保险资产规模达到年均19%的速度增长，整体来看，中国保险业的资产规模在2002年到2017年的16年间增长了26.8倍。截至2019年4月，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数量分别达到13家和48家，截至2018年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公司有3584家。
1.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总额
2018年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8450.65亿美元，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总额远高于其他国家，居世界第一。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影响曾导致此期间美国金融服务贸易下降，但并未影响美国在该服务贸易领域的领先地位，而英国紧随美国其后。英美两国贸易总额占比全球超过50%，分别占全球的31.75%和21.38%，属于名副其实的金融服务贸易强国。接下来是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其虽然总额不如英美大，但也基本包揽了世界份额中除英美外的绝大部分。然而，中国在世界的占比很小，与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相比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占比全球只有3.53%。在2018年，从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份额来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中国在全球金融服务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却只有0.71%，仅占美国的3%。综上所述，从金融服务贸易规模来看，无论是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还是出口总额，中国都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金融服务业的逐渐开放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金融服务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货物贸易发展也刺激了对金融服务贸易的需求，如下图所示，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基本保持增长态势。自2011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扩大金融业的开放能力和服务水平，并且随着GDP的稳定快速增长，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也实现了快速增长。2001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额为31.13亿美元，之后呈上升趋势。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总额出现下滑。这之后总额又开始持续增长，并于2014年上升至最大值365亿美元。2015年全球经济低迷，大幅下滑跌至119亿美元。2016年以后呈小幅波动态势，2018年总额数值达到168.02亿美元，和2001年相比增长了5.7倍;分别从进出口来看，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进口从2000年到2014年，增幅达到十倍，由2000年的26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274亿美元;2015年进口额减幅相对较大，减少了将近160亿美元，这其中包含着世界市场整体衰退的因素。从2016年到2017年间，进口额增速放缓;在出口方面，额度一直较小，年均出口额为32.5亿美元，但其一直在缓慢上升，伴随有小幅的波动，直到2007年才有显著的上升趋势，较2006年增幅达到62%。之后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开放，出口额上升幅度加快，2014年达到峰值91亿美元，2015年出口额减少后又保持着小规模的增长势头，但整体上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
2.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结构
从分类别的金融服务贸易结构来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以保险服务为主，占总贸易额的份额较大。2001年，保险的进出口额为29.38亿美元，至2018年上升至168.02亿美元，增长了5.7倍，并且保险业的进口额远远超过出口额，这说明中国保险市场的内部需求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严重。相比保险业，银行业和证券业的贸易额增速较快，但规模较小，从2001年的1.76亿美元到2018年增长到56.03亿美元，增长了31.8倍，差距正慢慢缩小，但总体规模仍然较小。综上，分类别来看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其内部结构仍然不均衡。从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方面来看，中国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01年逆差额为24.62亿美元，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3.26和27.88亿美元。2013年逆差额达到顶峰186.03亿美元，之后呈一定的好转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乏力，本国国内需求的满足依赖大量的国外进口，从供给量来看是远远小于需求量的。2015年进出口差额明显缩小，此后两年，进出口差额有所扩大，但差幅较为稳定。到2018年进出口差额为55.95亿美元，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84.05和140亿美元，相比2001年分别增长了25.8倍和5倍，说明近些年中国出口增速大于进口增速，进出口贸易结构在不断改善。虽然逆差状况正在好转，但是存在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明显失衡的问题仍然无法回避。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除保险外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额自2016年以来迅速增加，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始终较大，其在2017年略有下降，2018年又有回升，导致总体逆差状况依然显著，本质上其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
三、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理论机制
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入世以来，整体规模持续扩大，但供给出口不足，仍然存在国际竞争力低下的问题。说明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相比发达国家来说缺乏比较优势，而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其对金融服务业的冲击是进行时也是将来时，中国应当紧跟数字技术的发展潮流，争取领先机会培育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能和发达国家相竞争的新比较优势。数字技术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可能的原因是达成标准的定义需要时间，但数字技术发展迅速，二者在时间上存在不一致性。根据当前学者对数字技术的研究可知，数字技术是以比特表示信息，包含在信息通信技术中或者以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的技术。本文参考中国信通院对数字技术的定义，其基础技术包括互联网信息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处理技术、区块链技术等。从全球来看，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将信息技术应用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开始谋求记账的电子化。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出现，全球金融服务数字化飞速进步。中国金融服务业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相比全球而言实属后起之秀，起源于1988年，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引入第一台ATM机为标志，相比国际上晚了近30年。但2012年，中国第一个推出了“互联网金融”一词，从此中国步入金融服务数字化加速阶段。中国金融服务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逐步实现从“中国模仿”到“模仿中国”的跨越式发展，甚至开始逐渐超越以英美为代表的领先国家。中国正逐渐以数字技术的应用，形成自己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后发优势。由萨格瑞模型可知，技术差异和金融服务贸易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上文分析可知，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为其提供了新的生产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数据化、信息化及自动化。本文认为数字技术主要通过三种机制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分别是成本降低机制、促进产品差异化机制以及风险分散机制。
1.成本降低机制
数字技术有利于金融服务成本的降低，最直接地增大了该领域的竞争优势。数字技术主要能通过改进金融服务效率、减少中介费用以及推动金融市场开放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三个方面降低成本。随着成本的降低，价格有了一定的下降空间，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本降低，增加了更多的资金流动。同时企业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后，也会更容易谋求使业务由进口向出口的转变，从而增加了整体的出口。首先，数字技术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务流程在速度、规模和自动化三个方面的替代和优化处理，使金融服务贸易的业务流程更加规范。这种替代和优化避免了业务流程中的摩擦，提高了时效，从而减少了金融服务贸易业务流程上的行政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了成本。其次，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中介费用减少了其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对金融服务贸易意义重大。以往的金融中介的单位成本在2%左右，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在分布式账本直接进行交易的方式，即省略了中介。这项技术的应用不再强调中心概念，且建立起的信用机制可以被更高程度的信赖，而以商业银行为主的中间环节可能变得彻底扁平，从而加强了服务流程的安全性和敏捷度，降低了贸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与金融产品自身的更新换代可能会形成短期内的比较优势相比，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加以应用促进的革新给金融产业带来的竞争优势可能是更加长远且持续的。最后，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的渗透，比如大数据的应用带来的技术扩散将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跨境支付模式下发生的贸易由于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而可以实现，接着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性将可能会慢慢消失，进一步地形成大金融格局，然而这需要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不断地改变更新以适应大金融格局的形成。由于为了促进更多价值量的贸易发生，每个国家都需要对相应规则做出承诺和保证，比如对转移自身内部金融信息和数据的规则。随着自由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外先进的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将带来大量的技术溢出，同时促进中国金融机构之间规模经济的形成，大幅削减了成本。
2.促进产品差异化机制
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业相结合有利于推动金融市场由垄断向竞争转变，提升了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金融市场产品的差异化水平。例如，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定制化金融服务，使金融服务贸易产品差异化程度增大。从短期来看，虽然金融产品差异化会促使企业倾向于增加成本加成，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市场的结构会由于差异化水平的提高而发生转变，使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关企业往更加细分、更加专业的路径演进。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得到提高。并且在该市场特性转换过程中，金融产品的可贸易性能够得到增加，从而促进金融服务的出口。
3.风险分散机制
金融机构跨境提供金融服务时，因为国外的市场营商环境对国内的企业来说非常陌生，因此其在进入国外市场时会承担比国内更多的金融风险，比如面临着可能无法预估的资金、财产、信誉损失等风险。此时，如果金融机构能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降低风险，甚至提前辨识风险，便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也会有更多的企业选择出口。而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正是为金融机构降低传统金融风险带来了可能，使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愿意将业务更多的转向出口，从而扩大了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
四、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探究数字技术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本文采用“OLS+稳健标准误”分析方法对2002年-2018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了消除异方差，同时得到系数弹性，将各变量取对数，在萨格瑞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引入数字技术差异的模型如下：(1)其中，EX代表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Q代表数字技术水平，HC表示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INV代表金融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OP表示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据萨格瑞模型，影响金融服务贸易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人力资本、资本、贸易余额，但经过文献研究，发现贸易余额不具有显著性影响，故剔除。同时结合金融服务贸易的性质，本文又选取了可能影响金融服务贸易的几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技术，但当前直接衡量数字技术应用程度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和方法几乎没有。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间接衡量，比如通过描绘数字化程度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程度以及刻画数字鸿沟等方法。然而本文考虑到其在金融服务贸易中的结合与应用是综合的，其从早期的互联网技术到现在的新兴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涵盖范围广，且主要是应用其已成熟的技术，即已进入市场的规模。因此，本文借鉴李易懋(2020)主要采取的数字技术市场规模来测度数字技术发展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信通院。此外，本文参照萨格瑞模型，结合金融服务贸易的具体行业性质，还选择了人力资本、资本、金融服务业外商投资额、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人力资本以金融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衡量，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资本以融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指标衡量;金融服务业外商投资额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以金融服务贸易总额/GDP测算;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
2.回归结果分析
在对所选数据进行并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后，得到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表。数字技术与被解释变量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其值为1.018，说明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能显著扩大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具体由上文分析可知其可以通过降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分散贸易风险、提升金融贸易产品差异化程度促进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说明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是促进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能，发展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融合，进一步延伸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将有利于形成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后发优势。借力前沿数字技术，可以使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迈向一个新台阶，赶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与不足;人力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569，在5%水平下显著。由于金融服务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会对其发展起正向的促进作用。此外，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能将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贸易的应用相结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该领域的优势;金融市场开放度、固定资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82、0.623，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金融市场开放度、固定资本也和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呈正相关关系，对其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此外，金融服务贸易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不显著，可能受政策性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波动大，对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作用不显著。五、结语本文搜集了2001年-2018年的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相关进出口数据，发现中国仍然总体贸易规模较小，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并且内部贸易结构不合理，外部出口不足，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从整体来看，国际竞争力不足以和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相抗衡。中国金融服务业起步较晚，长期以来金融市场不够完善，金融产品单一，使得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长期发展滞后于整体经济水平。加之金融服务从业人员素质偏低，高级金融人才缺口较大，尤其是缺少熟知国际惯例、掌握现有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高级管理人才，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难以适应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导致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较低。但是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且与金融服务贸易联系紧密的背景下，中国有望抓住这次机遇，实现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快速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说明了数字技术可以通过促进金融服务成本的降低、分散贸易风险、提升产品差异化程度来促进出口。接着通过实证研究，基于萨格瑞模型验证了数字技术发展对扩大该领域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对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想要促进扩大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增强其竞争优势的关键动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大力促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更要创新打造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贸易的结合体系，使金融服务借助数字技术更新新的生产模式、业务范围等。同时引进数字技术人才、高端金融人才以及培养同时具备两种学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推动数字技术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和深化，促进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更重要的是，促使中国在该领域抢占先机，改变落后局势，在金融服务贸易未来的长久发展中，不仅要在量上扩大规模，还要立足于质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海晓.数字经济推动国际贸易转型升级的策略分析[J].商讯，2020(06):78-79.
[2]张鹏飞、汤蕴懿.李江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有效保护[J].国际金融研究，2003(02):18-22.
[3]陈志坚.商业银行跨境金融服务业务数字化转型[J].银行家，2020(07):122-124.
《数字技术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研究》来源：《商场现代化》，作者:丁卓亚
